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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我将这两个故事结合在一起。人们与机器人的关系正在升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削弱。我们正在走向何方？技术看起来像是一条单行线；我们可能并不理会对技术发展方向的不满，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源自怀旧、或是反对技术进步的冲动，或者什么也不是。但当我们自问“失去”了什么时，我们可能会发现什么是我们真正在乎的东西，什么是我们相信并值得守护的东西。我们并不一定要反对技术，但要以一种尊重我们自身的方式去塑造技术。温斯顿·丘吉尔说过：“我们虽然在塑造建筑，但建筑也会重新塑造我们。”我们发明了技术，技术也反过来塑造了我们。因此，对于任何一项技术我们都要问，它是为人类目标服务的吗？这个问题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的目标是什么。在任何时代，技术都是反映我们价值取向和未来走向的机会。我希望本书能够记录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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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马上要讲的是关于“机器人时代”的故事。它必然是从游戏室里的玩具开始的，因为正是在游戏室里有一代人被引入了这种新观念：机器可能是与人情感相通的伙伴。但我的故事并不是关于孩子们如何玩耍。我们倾向于寻找这种机器人的陪伴和建议，从而作为自然生活的一部分。在我们跨越这个门槛之前，我们应当问我们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或者出于工具性的目的去设计机器人：搜寻战争区域里的爆炸物；或者出于居家的目的：擦地板和洗碗碟。但这本书里谈到的机器人是被设计出来“陪伴”我们的。就像一些孩子们在问的，我们也有必要问，为什么人没有能力做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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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思考机器人时，我们是怎样思考自身的？我们在思考活着的意义，思考人类有依赖的天性，思考是什么让我们生而为人。而在此之后，更主要的是，我们在反思，什么是一段关系？我们重新思考有关亲密感和真实性的问题。当我们选择机器人而不是人的时候，我们愿意放弃的是什么？提出这些问题不是为了贬低机器人或者否认它们是工程奇迹，而只是为了还原它们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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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关于人工智能的争论集中到了以下这个问题上：机器是否“真的”能够实现智能。这一讨论有关机器自身，它们能做和不能做什么。我们与社会型机器人的全新邂逅开始于过去10年里，随着简单的机器人玩具被引入儿童游戏室，从而激发了不是关于机器的能力，而是关于我们的脆弱的回应。正如即将看到的，当我们向一个机器玩具寻求关怀时，当一个机器玩具在我们的关爱下茁壮成长时，我们感到这个玩具是有智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到自己和它建立了一种关系。我描述的这种依恋并不取决于计算机玩具是否真的有感情或者智能，因为它们没有。这种依恋取决于它们在使用者身上唤起了什么。新的机器玩具并不怎么“愚弄我们”，让我们认为它们是在与我们交流；而机器人专家学会了一些诱使我们愚弄自己的方法。我们不需要太多。我们已经做好了进入虚拟世界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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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1986.4.14），20世纪法国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存在主义作家、文学家。1949年出版了被后人奉为女权运动“圣经”的《第二性》 （The Second Sex）。——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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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子宠物蛋（Tamagotchi），日语是たまごっち。又译作拓麻歌子、塔麻可吉。是万代公司（Bandai）于1996年11月推出的电子宠物系列，由于其引入的、新颖的模拟饲养系统及其可爱到没边的外形，一经推出就引发了世界性的热潮。——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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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书中我所使用的采访或观察对象的姓名皆是化名。为保护研究对象的匿名性，我也对地理信息和职业信息进行了保护。我所使用的科学家或公共人物的观点都得到了本人允许，这些信息都来源于公开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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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crabble是西方流行的英语文字图版游戏，在一块15×15方格的图版上，2～4名参与者拼出词汇从而得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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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源于童话《金发姑娘和三只熊》（Goldilocks and the Three Bears），作者乔安妮·斯旺（Joanne Swan），2004年由New Editions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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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幻肢痛（phantomlimb），医学术语，又称肢幻觉痛，指患者感到被切断的肢体仍在，且在该处发生疼痛。——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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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17024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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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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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01 最亲密的伙伴“拓麻歌子” 有生命的电子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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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宠物改变了孩子们对“生命”的理解。他们在养育“拓麻歌子”的过程中，付出过爱，也感受到爱的回报。当这些电子宠物“死去”时，孩子们会体验到失去亲人般的悲伤。在他们心里，这些电子宠物也是值得怀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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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20世纪70年代，我第一次接触具备陪伴功能的计算机程序。当时在我周围，有很多学生都在使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约瑟夫·魏岑鲍姆（Joseph Weizenbaum）开发的计算机程序ELIZA。ELIZA是一款能模仿心理医生与病人进行谈话的程序。使用者通过键盘输入一个想法，ELIZA就可以给予答复从而提供帮助，或者要求提问者进一步澄清问题。比如，使用者说“我妈妈让我很恼火”，程序可能会说“再和我多谈谈你妈妈”，或者“为什么你对你妈妈的感觉这么消极”。作为一个计算机程序，ELIZA并不知道“母亲”二字的含义，更不知道生气这种情绪意味着什么。它能做的就是捕获一串串文字然后变成提问，或者重申对方的意思作为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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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岑鲍姆的学生其实明白，这个程序不知道、也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他们仍然希望和它交谈。而且，他们希望能和它单独待在一起，因为他们想对它说出自己的秘密。面对一个通过最简单的举止表明它能与你产生共鸣的程序，人们都想说点心里话。我看到成百上千的人对早期的ELIZA程序输入第一句话，通常大多数开头都是“你今天过得好吗”或者“你好”。但是4～5个来回之后，许多人会说“我女朋友离开了我”，“我担心有机化学考试搞砸”，或者“我的姐妹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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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魏岑鲍姆和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共同开设了计算机和社会课程。课堂气氛相当热烈。在课堂讨论期间，他反对说自己的程序具有欺骗性，而我认为他是多虑了。在我看来，ELIZA就像心理医生所做的某种罗夏（Rorschach）墨迹测验。人们将程序看作一个表达自我的投射屏幕。没错，这正是我想说的，表面上他们和ELIZA进行了一场私人谈话，但却是在“好像”的假象中进行的。他们明知这是自说自话，但却表现得“好像”有人在倾听。他们被牵扯进这场测验里。他们想，我得像和真人说话一样和这个程序交谈。我得排解压力，发泄愤怒，一吐胸臆。这还不止，当有些人进一步知道这个程序也会失误以后，就更有可能用相同的内在逻辑来回应ELIZA的回答，使这程序看起来更生动、更真切。在和这个程序互动的游戏中，他们表现得相当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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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岑鲍姆教授感到有些不安，因为他的学生上了程序的当，他们竟然能违背常识，相信自己正在面对一台智能机器。他甚至为创造了一台骗人的机器而感到内疚。但他那些世故老成的学生们其实是不会被蒙骗的。他们完全清楚ELIZA的局限性，但是他们仍然迫不及待地要“逢场作戏”。我开始把这种人类在虚拟游戏中的串通行为称之为“ELIZA效应”。整个20世纪70年代，我并不认为这种人类与机器的串通行为是一种威胁，而认为是为了改进互动日志的工作质量。正如它所表现的，我低估了这种串通的发展势头。进入机器人时代后，人类与非生命物体结合的意愿前所未有的强烈，这并不表明我们想被骗，却表明了我们想“逢场作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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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距离魏岑鲍姆教授第一次撰文描述ELIZA已经过去了40多年。以“机器人爬虫程序”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正为无数互联网在线游戏者充当同甘共苦的伙伴。在游戏世界里，与自动程序就多个话题展开“交谈”似乎已经成为一件十分平常的事。而且，正如它最终证明的，一旦你用虚拟世界里的自动程序保存你的“人生”，你就很容易迷恋上它。而且，不管你对立体音响或者汽车有多么喜爱，都绝对比不上这种迷恋。与此同时，在真实的自然世界里，事情正在飞速发展着。备受欢迎的机器宠物“猪猪鼠”起初来源于一种“养育模式”。“猪猪鼠”的官方传记作者查克说：“它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感受到爱。”对老年人来说，逗人喜爱的机器小海豹正在热卖。再看看日本，它现在瞄准美国的家庭护理市场。机器人专家提出理由证明：由于人力资源短缺，老年人需要一名伙伴机器人。他们几乎肯定地说，机器人会改善老年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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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些机器人专家梦想着置换爱情的时候，其他专家正在考虑置换性爱。在2010年2月，我使用Google搜索引擎精确搜索“性爱机器人”这一短语时，得到了313 000条结果。第一条结果链接到一篇文章，题目为《发明者披露价值7 000美元的交谈式性爱机器人》（Inventor Unveils $7 000 Talking Sex Robot）。于是我得知，这台名叫Roxxxy的机器人“可能是世界上最精密、复杂的谈话式性爱机器人”。令人惊叹的机器人军团正身穿内衣睡袍，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向我们靠近。究其原因，正如我之前提到的ELIZA效应，与其说是因为机器人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不如说是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机器人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