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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关于失去的体验是我们自我塑造的一部分。从隐喻的角度来看，悼念行为至少能让一个已经失去的人再出现。儿童文化在故事记叙方面的成果颇丰，这有助于年轻人顺利度过不同的成长阶段。因此，在《彼得·潘》（Peter Pan）这部小说里，为了快点度过青春期，长成一个成年女人，能够谈恋爱和做父母，温迪失去了彼得。但是在她顽皮而宽容的照顾下，彼得又重新出现。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的小说中，主人公乔失去了她温柔的妹妹贝丝。在悼念贝丝的过程中，乔成为了一位严肃的作家，而且获得了全新的爱的能力。我们拉近一点看看现在，年轻的巫师哈利·波特失去了他的导师邓布利多，但邓布利多一直在哈利的心里出现，使他找到自我，并实现其人生目标。从宠物蛋的身上，我们看到人们已经开始悼念人造生命。这种悼念与怀念一个洋娃娃玩具不同。宠物蛋已经跨过了一个门槛。儿童为他们的玩具赋予了生命。从宠物蛋身上可以看到，我们身处在人造生命的王国里，儿童认为它们有自己的日程、需要和意愿。儿童们悼念的是会生活的宠物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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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对宠物蛋的悼念并不总是独自进行的。当一只宠物蛋死后，它可以被安葬在一个在线的宠物蛋墓园里。墓碑也五花八门。儿童们通过写墓碑来体现他们的宠物蛋是多么与众不同。一只名叫“土星”的宠物蛋活了12个“宠物蛋年”。它的主人写了一首怀念它的诗 ：“我的宝贝在睡梦中死了，我会永远为它流泪。然后它的电池也死了。现在它活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个小朋友这样悼念一只名叫“南瓜”的16岁的宠物蛋：“南瓜，大家都说你很胖 ，所以我让你减肥，害得你把命都丢了。对不起。”儿童们对虚拟宠物的死负起了责任。这种在线的悼念场所的意义，不仅仅是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表达感情的渠道，这相当于承认，悼念电子生命是合适的，人们觉得“那里”确实有什么东西值得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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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让·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年，瑞士人，著名儿童心理学家。他的认知发展理论成为了这个学科的典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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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出生于波士顿。美国思想家、文学家，诗人，是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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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机器人工程师森政弘在1970年提出一个“恐惑谷”假说，他指出，如果机器人与真人的形象过于接近，那么它就会滑入“恐惑谷”（The Uncanny Valley），造成令人毛骨悚然的心理反应。这一假说的理论来源，就是弗洛伊德1919年的那篇经典论文。近20多年来，好莱坞高科技电影在数码影像合成方面的实践，使得森政弘的“恐惑谷”假说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印证，成为好莱坞赢得高票房的利器，也构成今天好莱坞数码影像不可或缺的心理学原理。请参考哥伦比亚大学刘禾的《新媒体与弗洛伊德的恐惑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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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02 栩栩如生的“菲比” 涉足情感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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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与机器人建立亲密关系。“倒拎测试”告诉我们，人们可以随意地倒拎着“芭比”，但却不会这样对待真正的小动物，而倒拎“菲比”机器人超过30秒，人们就会有负罪感。我们本以为只有人才能涉足情感地带，实际上，机器人对此也很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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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在20世纪90年代，孩子们都在谈论如何才能让虚拟生物逃离计算机屏幕，从而看起来更加栩栩如生。“菲比”，1998年年度假日热销礼物，就让这个梦想成真。如果有孩子希望他的电子宠物蛋能够跳出屏幕，那么它看上去也许会像一只毛茸茸的、有点像猫头鹰的“菲比”，并且这两者在其他方面也有着不少共性。和电子宠物蛋一样，“菲比”的性格在其与人的交互中形成，两者都将自己描述为来自其他世界的访客。但是关于“菲比”在为什么来到地球的解释则更加具体：为了向人类学习。因此，每一个“菲比”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人类学家，想要和人们建立联系。它请求孩子们的照料，向他们学习英语，并且知恩图报。它们提出要求，但它们也会说“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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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比”和电子宠物蛋“拓麻歌子”一样，总是处于开启状态。但和宠物蛋不同的是，“菲比”常常会显得过于恼人的喋喋不休。如果想让它安静下来，你需要找一把螺丝刀卸下它的电池，但这么做会让它失去之前的所有记忆和经验——它学了哪些东西，如何与人交互等。对于那些花费了许多时间将它“养育”大的孩子们来说，拿掉电池并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在1999年春天的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带着8个“菲比”来到马萨诸塞州西部一个小学的午后游戏小组中。房间里共有15个孩子，年龄在5～8岁，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不等。我打开录音机，开始向他们分发“菲比”。孩子们开始兴奋起来，模仿“菲比”的声音打招呼。在嘈杂的教室中，录音机记录下了这段“机器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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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个机器宝宝！它说：“好吃!”我的是个机器宝宝吗？它正在睡觉吗？它打嗝了！它说“比啪”，这是什么意思？让它们一起玩吧。“a-lee-koo-wah”是什么意思？“菲比”，和我说会话吧！太棒了！大家静一静！哦，看那，它爱上了另一个！让它们一起玩吧！它累了，它睡了。我要试着喂它吃饭。它们怎么会没有手臂？看，它陷入爱河了！它叫你“妈妈”。它说“我爱你”。我得喂它了。我也要喂我自己的了。我们爱你，“菲比”。你是怎么让它睡觉的呢？它的眼睛闭上了。它在闭着眼睛睡觉。它在说梦话。它在做梦。它在打呼噜。我得帮它遮遮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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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点，“菲比”，快睡觉吧。“菲比”，“菲比”，嘘，别碰它。我可以让它安静下来。它是个机器人。它是个机器人吗？这皮毛是什么？我对它过敏。它看上去像是活的。它有一个身子，一个机器马达，它是个怪物。它看上去像真的是因为它有身体。它之前是活的。它是活的。它不是。它是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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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开始，孩子们就弄清楚了“菲比”是个机器人，但它却栩栩如生，需要照料。他们试图用自己已有的知识理解“菲比”。噩梦和恐怖电影让一个孩子把“菲比”看作 “一个怪兽”，他们有自己理解孤单的方式，这激发一个孩子提出建议：“让我们一起玩！”他们使用逻辑和质疑：“生物有这样的皮毛吗？真的生物有马达吗？”也许这需要对马达进行重新的、更广意义上的界定。他们用这个新玩意的模糊度来挑战自己已有的知识。他们对一些新想法更加开放，如机器可以视作生物，生物也可以视作机器。8岁的珀尔认为，从“菲比”体内卸下电池会导致其死去，而人类的死亡也和“卸下电池”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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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比”不断强调着自身的生物性：它们彼此之间相貌不一，在皮毛处有着不同的装饰；他们都有活物一样的生理需求。比如“菲比”需要常规的喂食，完成喂养的方法是用指头按下它的舌尖。如果“菲比”没有被喂食，它就会生病。而照料生病的“菲比”需要更多的食物。孩子给“菲比”的功能故障起了不同的名字，所以就有了“菲比癌症”、“菲比流感”、“菲比头疼”等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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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的杰茜卡认为她自己和“菲比”在“身体的事情”上有着许多共同点，比如头皮会痛。杰茜卡的家里有一个“菲比”，当她的妹妹拽“菲比”的头发时，杰茜卡总是担心“菲比”会很痛：“当我拔自己的头发时真的很疼，就像我妈妈帮我梳理打结的头发的时候。因此，我觉得（拽“菲比”的头发）一样很疼。”接着，她又开始研究自己的肚子。“我的肚脐眼里有个螺钉，如果把螺钉拧下来，那么血就会流出来。” 杰茜卡觉得人和“菲比”一样要安装电池。“肚子里有心、肺和一个大电池。”人和机器人的区别在于，我们的电池“像太阳一样永远工作”。当孩子们像谈论家庭成员一样谈论“菲比”的时候，他们也在尝试这样的想法，即人可能也是一台机器。关于“人是机器、或者可以和机器连接的想法”成为教室游戏的主题。玩具机器人用其独特的方式完成了仿生感知。毕竟，的确有一些人的体内植入了螺丝、针钉、芯片和金属板。比如一个最近刚接受过耳蜗助听器植入手术的病人，就将这一经历形容为他自己身体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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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中提到的7岁的威尔逊，则非常愉快地认同他的“菲比”既是机器也是生物的观点。因为他总是能听到“菲比”体内“机器的声音”，他也找到自己身体内的机器部件。他一边哼唱着“机器人是最好的朋友”的即兴歌曲，一边在自己的身体上假装用螺丝刀，唱着“我就是‘菲比’”。在针对二年级的、通过分解以修复“菲比”机器人的课堂实验中，威尔逊因为“菲比”具有生物特性而玩得很开心，“我要给它接生宝宝”。接着，他开始假装自己具有机器特性：他将螺丝刀放在自己的踝关节上，边拧边说：“我要拆下我的脚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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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很开心地将自己和“菲比”分为一类。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和“菲比”都会打嗝。他说：“‘菲比’和我一样喜欢打饱嗝。”威尔逊双手向前举着“菲比”，用手轻轻地触摸着它的肚子，紧紧地注视着它的眼睛，并且近乎同时地打了一个饱嗝，这一幕很像电影《外星人》（E.T.
:The Extraterrestrial）中的埃利奥特和外星访客之间的经典镜头。当威尔逊描述他的打嗝游戏时，他先说是自己让“菲比”打嗝，最后却推翻说是“菲比”让自己打嗝。他喜欢和“菲比”之间的同步感，他可以很开心地和“菲比”交替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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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比”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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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威尔逊把自己和“菲比”视为同类的时候，有生理的原因（打嗝），也有心理的原因。和许多孩子一样，他认为由于“菲比”有语言功能，因此比起“一般”的宠物来说，更加像人类。“菲比”内置了自己的语言库，许多孩子们都想要记住这些单词。使用指南也在教孩子们如何与“菲比”相处：“听你说话，我可以学习英语。你越常和我玩，我越能多说英语。”事实上，“菲比”的英语词汇量是随着使用时间的累积而增加的，而并非真正通过“听”孩子们说话而学习来的（“菲比”并没有真正的听力或者语言学习功能）。但8岁以下的儿童都会认为是自己教会了“菲比”说话。对于他们来说，“菲比”已经足够栩栩如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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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喜欢做“菲比”的老师。从第一次见面开始，他们就发现自己和“菲比”之间有许多共性，并且暗示自己“菲比”可以长大、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我原来也不会说英语，”一个6岁的孩子说，“但现在我会。因此我知道‘菲比’也在经历这个过程。”在和“菲比”一起的课堂上，孩子们大声地争相称赞自己的“菲比”：“我的‘菲比’会说的英语比你的多！我的‘菲比’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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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我曾有几次要求学校的孩子们把“菲比”带回家，让他们（和他们的家长）记“菲比日记”。在我对幼儿园到三年级孩子们的第一次研究中，我把“菲比”出借了两周。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我没有想到到期时，孩子们要归还“菲比”时的失落感。因此，在家长们的要求下我延长了借期。孩子们已经和机器人建立了深刻的感情联系以至于难以分开，即使家长们承诺给他们买一个属于自己的“菲比”也无济于事。这种感情比养电子宠物蛋时强烈，孩子们与那一个特定的“菲比”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教它学习英语的那一个，他们抚养长大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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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30年里，我常常使用罗夏墨迹测验的比喻来描述人和计算机的关系。罗夏测验是由经过精心制作的墨迹图构成，而被测试者在解释这些图片的时候，会投射自己的主观感情和思维方式。然而在孩子们与诸如“菲比”这样的社交机器人的互动中，这种人机关系已经超越了罗夏墨迹测验中的“投射”关系，是一种新的参与心理。他们尝试用与人或宠物交往的方式与机器人交往。9岁的利娅在课后兴趣小组中承认：“当它和我说话的时候，我很难关掉它。”孩子们很快就认识到，要想让“菲比”发挥全部的功能，就必须仔细听它说话。当你和“菲比”在一起时，你不能只是简单地玩“心理投射”的扮家家游戏。你必须持续不断地评判“菲比”的“感情”和“身体”状况。孩子们笃信：给予“菲比”最多的爱，“菲比”也会以最多的爱来回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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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互动的亲密关系，正是“菲比”这样一个典型的初级社交机器人与其他传统玩偶的区别。正如我们在研究中所发现的，孩子们玩这样的社交机器人和玩皱巴巴的洋娃娃（Raggedy Ann）以及“泰迪熊”不一样，不需要通过主观幻想来赋予它们“生命”，而是认为它们已经是活生生的，可以与它们立刻建立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是双向的、互惠的，和传统的玩偶不同，它们不是被动的。它们提出要求。它们也有自己的需求和内在生命。它们教会我们使之茁壮成长的爱的仪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计算机已经教会了我们如何与机器一起思考；如今，计算机与善于社交、情感和交互的机器人，教我们如何与它们同呼吸、共命运，与它们一起感受生命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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