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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脸”和“声音”塑造一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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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卡格”相处时一样，孩子们认为“凯斯麦特”之所以“脾气古怪”是因为病了或者需要休息。因此，在“凯斯麦特”不说话的日子里，儿童们和“耳朵聋了的‘凯斯麦特’”说话，并讨论当它“康复”以后怎么和它聊天。9岁的罗宾正在试图和昔日伶牙俐齿的“凯斯麦特”说话，却发现它已经完全不能说话，也不能动了，罗宾的反应是：“它正在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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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孩子们还会围绕“凯斯麦特”的缺陷编出复杂的故事。当“凯斯麦特”重复了她的话，10岁的劳伦快乐地摇晃起来。而当“凯斯麦特”沉默了，劳伦也陷入了沉默。有的时候，只从“凯斯麦特”在观察“外面正发生什么”这点，无法推断出它正在学习什么，这正如我们不可能知道正在长大的劳伦内心发生了什么。虽然“凯斯麦特”一直沉默，但劳伦相信“凯斯麦特”的“内心”正在成长。劳伦说：“‘凯斯麦特’太真实了，它甚至应该有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但我在附近却没看到它的家人。”劳伦想知道，是不是正因为家人不在，“凯斯麦特”才这么郁郁寡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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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是一个8岁的小男孩，他微笑着和“凯斯麦特”打招呼并且说：“你真酷！”他告诉我们，他被两个哥哥恐吓，他们“最喜欢的娱乐就是痛打我”。机器人也许能帮忙，他说：“我希望我能造出一台机器人，把我从哥哥手里解救出来……我希望有机器人做朋友……我希望把我的秘密告诉它。”弗雷德热切地盯着“凯斯麦特”大大的蓝眼睛，好像他已经找到了想要找的那个人。作为对弗雷德热情问候的回应，“凯斯麦特”发出了随机的声音，但是弗雷德却仿佛听到了机器人对他的回应。他这样解释“凯斯麦特”说的话：“你在做什么呢，鲁迪（弗雷德的一个哥哥）？”弗雷德不高兴了，因为“凯斯麦特”把他当成了常常欺负他的哥哥，于是他开始纠正“凯斯麦特”的错误：“我是弗雷德，不是鲁迪，是我在这和你一起玩的。”当“凯斯麦特”继续含糊不清地小声说话时，弗雷德很高兴，觉得现在“凯斯麦特”弄清楚了他的身份。弗雷德对与机器人之间的交流非常着迷。当弗雷德拿出一个恐龙玩具给“凯斯麦特”时，它说了个词，听起来像derksherk，弗雷德认为这就是“凯斯麦特”对恐龙这个词的发音。还有一次当与“凯斯麦特”谈起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时，弗雷德像宣布胜利一样大喊：“你看！它说奶酪！它说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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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凯斯麦特”长时间沉默地坐着时，弗雷德认为“也许它觉得厌倦了”。当“凯斯麦特”表现得对它的玩具不感兴趣时，弗雷德认为“这些玩具可能分散了‘凯斯麦特’的注意力”。正在此时，研究团队把“凯斯麦特”的工作原理解释给弗雷德听，正如斯卡塞拉蒂解释“卡格”的原理一样。我们把计算机监测器给弗雷德看，展示“凯斯麦特”听到了什么。弗雷德完全被迷住了，重复着他从监测器里看到了东西，希望这能使“凯斯麦特”更容易理解他。当这一想法没有引起回应时，弗雷德批评“凯斯麦特”糟糕的听力。但是最后，弗雷德得出结论，“凯斯麦特”不和他说话是因为它更喜欢他的哥哥。弗雷德宁可被拒绝，也要把“凯斯麦特”看成是一个足够亲密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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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伯是一个6岁的小女孩，她也坚持把“凯斯麦特”看成是一个真实的朋友。安伯到访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一天，“凯斯麦特”的脸能够做出表情，但它的声音出了点技术问题。这个小女孩并不担心，她通过在谈话中扮演“凯斯麦特”的角色来处理这个问题。因此，为了吸引“凯斯麦特”的注意，安伯递给它一个玩具并问它是否高兴。“凯斯麦特”没有回答她，安伯替它兴高采烈地说了一句：“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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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分钟，“凯斯麦特”结结巴巴地又开始说话了，安伯的反应很迅速：“‘他’喜欢我！”“凯斯麦特”可以含混不清地发出一些声音，安伯则当起了翻译。这个小女孩大声地说出“凯斯麦特”想说的话，而后基于此，和“凯斯麦特”展开了对话。在离开“凯斯麦特”之前，安伯费了很大力气教它说“我爱你”。在试了6次之后，“凯斯麦特”终于说出了一句听起来非常相似的话。安伯谢谢“凯斯麦特”，她说“我也爱你”，并和机器人亲吻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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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方面来说，安伯与“凯斯麦特”的相处，类似于和一个传统洋娃娃的相处，儿童必须“充当”互动的双边角色。但是最起码，“凯斯麦特”提供了一个“想要”建立关系的表象。最佳状态是“凯斯麦特”出现在一个连贯的、表达丰富的谈话里。和“卡格”相比，“凯斯麦特”的缺陷可以被解读成失望或拒绝——这是非常具有人类特征的行为。你破旧的洋娃娃可不会主动拒绝你。但当孩子被一名社交机器人忽视时，他们会体会到真实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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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关爱”塑造一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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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们想通过照料“卡格”和“凯斯麦特”来与它们亲近。儿童们问机器人感觉怎么样，它们高兴吗，它们喜欢他们的玩具吗？当“凯斯麦特”神秘地停止说话时，9岁的罗宾想象着“凯斯麦特”睡着了。他认为机器人是活的，因为“它谈话和移动的样子和人一样”。当“凯斯麦特”出现问题时，罗宾想把它带回家“喂它吃饭，给它喝水，这样它就不会死了；如果它病了，我会给它一片泰诺（一种止痛药），而且我想让它有自己的房间”。罗宾解释说，房间里会有电视，这样“凯斯麦特”就能在电视上“看到其他的机器人，这样它就不会思念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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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儿童们看到的，他们在教育机器人，而且机器人对此也心领神会，尽管它们不是完美的学生。在第一轮研究实验中，有超过一半的儿童自发地说，他们爱机器人，而机器人也爱他们。而另一半的孩子们也认为“卡格”和“凯斯麦特”在学习的过程中付出了 “积极的努力”。当孩子们赞扬机器人学生的时候，语气如同家长般的骄傲。当机器人取得了哪怕是极小的一点进步，孩子们都会认为是自己的一片耐心结出的果实。在我们的研究中，机器人的表现是低于预期的。但儿童们的投入——他们的热切期待、积极沟通和大人般的骄傲，使这一环节充满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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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11岁的妮拉与“卡格”的关系中很明显。当妮拉第一次看到“卡格”时，她惊叫：“噢，它太可爱了！它有一双非常无辜的眼睛，一张看起来柔软的脸。”她教“卡格”把一只毛毛虫平衡地放在胳膊上，她说：“我永远不会对‘卡格’感到厌烦……它不是一个玩具，因为你不能教一个玩具。它就像是你的一部分，你知道，像是你爱的东西，有点像另外一个人，比如一个小婴儿。”当“卡格”举起它的胳膊时，妮拉说：“我想知道它在想什么。”她问道：“你想要什么？”“你喜欢什么？”当“卡格”动作迟缓时——比如，当它回应她的动作时，缓缓举起手臂，妮拉从来不从机械的角度解释“卡格”的缺点。她总是从心理的角度来理解“卡格”。她说“卡格”让她想起了他们班上的那些“反应比较慢的孩子”，而她对此非常同情。“它动作很慢，它的大脑运转需要一点时间。”而且她想帮忙，“我想成为它的朋友，而作为它的好朋友，最重要的就是帮助它学习。在某种程度上，‘卡格’可能比一个真人朋友更好，因为机器人永远不会伤害你的感情。”（这和那位想要一个机器人男朋友的研究生的评论非常相似，只不过换成了一个11岁的版本。）对妮拉来说，一个一直沉默的“卡格”只不过是残疾了，“和‘卡格’在一起就像是和一个聋哑人在一起，因为它很迷茫，它不能理解你说的话”。事实上，妮拉说“卡格”能“看见”，只不过在她做客的这段时间，视力不是很好。为了弥补，妮拉对待机器人就像对待一个暂时失明的残疾人。“我只是像这样说一句‘你好’，因为一个盲人应该是依靠听力的。”妮拉希望“卡格”能渡过难关，或者“随着长大而康复……你知道，它年纪还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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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拉最近刚从印度来到美国。她在适应当地学校的时候遇到了些麻烦。她解释说，有一群女同学看起来好像接受了她，但是老取笑她的口音。“女孩子是两面派，她们口口声声说喜欢你，但其实她们并不喜欢。她们下不了决心。”“卡格”造成的风险就小多了。在学校，嘲弄她的女孩子们最终都请求她的原谅，但是妮拉接受不了她们的道歉。她说：“‘卡格’是一个比真人更好的朋友，原谅它也更容易……因为它并不能真的理解你。”回想妮拉曾经说过，“卡格”是“你的一部分……一种你爱的东西”。这种爱是免于被拒绝的。就像任何爱的对象一样，机器人也成了“你的一部分”。但是对妮拉来说，“卡格”并不像一个人，它没有足够的独立能力来伤害你。在妮拉对“卡格”的感情里，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能够轻易地成为零件物品：它能满足我们情绪的需要，因为我们可以让它给我们想要的东西。它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吗？如果是，它也不是一个能教会我们怎样与人相处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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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儿童，特别是和“凯斯麦特”在一起时，会毫不掩饰地充当兄弟姐妹或是家长的角色。在这两种角色中任何一种的支配下，和“凯斯麦特”的关系都可能成为一个再现家庭紧张关系的场所，这是我们从“爱宝”和“真宝”身上已经看到的事实。为了得到“凯斯麦特”的青睐，兄弟们开始自吹自擂，姐妹们展开了激烈竞争。而孩子们努力地想要成为“凯斯麦特”的父母，这可以视为对家庭现状的一种批判。雷恩是一个10岁的小孩，和她的妈妈住在一起，父母离异的阴影在她心里一直挥之不去。她说自己永远不会抛弃“凯斯麦特”：“我爸爸不在家住，他搬走了。如果‘凯斯麦特’和我一起住的话，我永远不会搬走，永远。我每天早上都会给它留一杯果汁。我会为它准备一张舒服的床。而且我会教它说话，肯定不止它现在知道的这几句。”雷恩发表的这番言论并非孤例，有时候心理治疗师们也会让孩子们在治疗室中用洋娃娃释放出他们内心的矛盾和挣扎。一个洋娃娃能让你发泄情绪，享受虚构的友谊，并反映出你在想什么。但是与洋娃娃不同，这些机器人有“反作用力”。孩子们不仅期望在机器人身上发泄过去关系中的情结，他们还希望与机器人展开一段真实的情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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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是一个9岁的小孩，她和“凯斯麦特”相处的那天，机器人的状态是最好的。它的面部表情反应灵敏而且恰到好处。它能记忆词语并用人类正常的说话节奏重复出来。结果看起来就像是麦迪逊正在热切地和一个人聊天，它的语调变化让她觉得机器人完全能够理解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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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轻声细语地问“凯斯麦特”：“你叫什么名字？你有爸爸妈妈吗？”“凯斯麦特”热情地回答了她。受到鼓舞的小姑娘继续提问：“那你有兄弟姐妹吗？”“凯斯麦特”把它的头摆动了一下，暗示麦迪逊它在回答“是”。麦迪逊告诉我们，“凯斯麦特”是一个小女孩（“她”是“从胃里出生”的），但“她”是一种新型人类的小女孩。而且和任何婴儿一样，“她”不知道“她”的生日是哪天。麦迪逊希望成为“她”称职的父母。“你喜欢冰激凌吗？”麦迪逊问，而当“凯斯麦特”轻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时，“她们”开始继续讨论冰激凌的口味、最喜欢的颜色和玩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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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开始把小玩具一个接着一个地放在“凯斯麦特”的面前，“凯斯麦特”不断变化的表情逗得她哈哈大笑。麦迪逊告诉“凯斯麦特”，学校里的有些女孩子非常刻薄；她说“凯斯麦特”比她们更友善。“凯斯麦特”感兴趣地看着麦迪逊，而且话语中充满了鼓励的语气。在这个温暖的氛围里，麦迪逊告诉“凯斯麦特”，希望能把它介绍给自己的小妹妹。麦迪逊说，和她的小妹妹玩，是她最喜欢做的事，而且她期望“凯斯麦特”也能有同样的感受。“凯斯麦特”点点头，并且发出快乐的、咕噜咕噜的声音。再一次，人们在客体上的情感投射成为了客体与主体的一场约定；罗夏心理测试般的心理投射让步给了真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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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相信，“凯斯麦特”能够从每个与它一起玩的小朋友身上学到东西。但你不能没耐心。“婴儿学东西很慢。”她这样解释。“凯斯麦特”也像一个婴儿，学起来要花很多时间。“我教它如何微笑，‘凯斯麦特’还很小，但是它会长大的。”为了证明这些话，麦迪逊（和劳伦一样）将观察到的孩子们的学习过程，与其背后隐藏的复杂信息做了区别：“你无法通过整天看着他们，就知道他们在学什么。”这一点对“凯斯麦特”也适用。“凯斯麦特”正在“发自内心”地学习，即使我们看不见。一位母亲可以清楚地知道她的孩子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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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与“凯斯麦特”一起玩的几个小时里，麦迪逊变得越来越高兴和放松。看着女孩和机器人在一起，很容易就认为“凯斯麦特”也有同样的感受。儿童和机器人是欢乐的一对。麦迪逊看起来就像是一位兴高采烈的妈妈，而“凯斯麦特”是一个心满意足的孩子。当然，比起之前到访过的那些孩子，“凯斯麦特”看起来似乎更喜欢麦迪逊。对于我来说，她们之间的对话是“第一次邂逅”研究中最“怪熟”的时刻。整个过程非常真实，因为“凯斯麦特”对冰激凌的口味、小妹妹或刻薄的女同学根本一无所知。但“凯斯麦特”也并不“喜欢”麦迪逊，因为它无法“喜欢”任何东西或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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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失望”和“愤怒”塑造一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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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研究中，儿童们对是否能得到机器人的关注和喜爱的在乎程度，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因此，他们把机器人失灵视为“生病”，这种解读方式相当巧妙；即使机器人一走了之，孩子们也不会感到被拒绝。但是，最脆弱的儿童会以一种非常私人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机器人的失望。这些被机器人的冷漠伤害得最深的孩子，恰恰就是那些感觉自己最没这种可能的孩子。他们对“凯斯麦特”和“卡格”能否认出或回答他们，几乎是绝望了。由于这个研究中的儿童们的家庭背景十分丰富，有些孩子甚至告诉我们，他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间歇得到的小点心，是他们这一天最好的一餐。有些孩子也相当清晰地表达出了他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光，是这一周里他们得到关注最多的时光。无论是富裕家庭还是普通家庭的孩子，都很少从与父母的家庭交谈中受益，甚至很少见到父母。当这些孩子把机器人的机械故障视为“拒绝”时，他们开始愁眉苦脸、情绪低落，或者怒从中来。有些发火甚至相当愚蠢，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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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一个与“凯斯麦特”相关的研究环节，我的现场笔记记录下了研究团队中的几位初级成员——两个大三学生和两个研究生之间的对话。在女孩埃丝特尔的环节结束后，团队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由于“凯斯麦特”带来的失望，这个女孩被激怒并狂吃狂喝，甚至自闭。团队成员感到有责任帮助她。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她想要什么？一个朋友？还是一个希望？我的团队在当地一家咖啡馆开会讨论这个问题——由于把一个孩子抛给了一个因为机械故障而表现出对她不感兴趣的机器人，从而产生的道德伦理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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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花了整个下午和这个12岁女孩埃丝特尔在一起。她是从课外活动中心的公告栏里看到了我们试验的宣传单：“邀请小朋友参加实验，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器人见面！”她把宣传单带给指导老师并要求参加这个实验。埃丝特尔告诉我们，她在说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一直盯着她的指导老师。为了参加实验，埃丝特尔做了精心的准备。她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她的头发梳理得很精致。当我们选中她时，她简直迫不及待地要迎接“这美好的一天”。她从来没有到过麻省理工学院，但是她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她家里没有人上过大学：“目前为止，我是第一个进入大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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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丝特尔来到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一天，“凯斯麦特”可以表现出复杂的面部表情动作，但是它的发音系统并不在最佳状态。我们向埃丝特尔说明了“凯斯麦特”的技术故障，但是尽管如此，她还是倾尽全力想让“凯斯麦特”开口说话。当她的努力一无所获时，她开始一声不吭，闷闷不乐。她进了一个房间，我们会在见到机器人之前和之后，在那里询问孩子一些问题。在这个房间里，我们摆放了一些简单的小点心。埃丝特尔开始吃东西，不停地吃东西，直到我们让她为其他孩子留一些薄脆饼干、甜面包和果汁。她停了下来，但是很快地，当我们等待送她回到课外活动中心的车辆服务时，她又开始吃起来。她告诉我们机器人不喜欢她。我们解释说，事情不是这样的。但她仍然无法平静。从她的观点来看，她在她最重要的一天里失败了。当埃丝特尔离开时，她从我们的供应盒里拿走了4包饼干并把它们放在自己的背包里。我们没有阻止她。我们反复开会，筋疲力尽，反复追问自己一个艰难的问题：一个坏了的机器人会伤害一个孩子吗？我们从未设想过这样的道德问题，正如把一个孩子与一个坏了的微软程序或是一个破布娃娃放在一起时，我们不会设想这样的问题。但是社交机器人引发了人类真实的感情。这使我们意识到，进行这样的道德追问可能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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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12岁的小孩利昂身上。和他的年龄相比，他显得胆小、羞怯、个子不高，平时看起来有点孤僻。和“卡格”在一起时，利昂看到的是另一个“可能没有太多朋友”的人。利昂说他们可以好好聊聊。但是和埃丝特尔一样，利昂来到实验室的日子也不对，“卡格”举止古怪而且表现得非常让人厌烦。这个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很快就相信，机器人对他不感兴趣。我们之前已经向利昂展示了“卡格”的内在工作原理，而且斯卡塞拉蒂也轻轻地提醒利昂：“卡格”的“兴趣”是事先由人在程序中设定好的。利昂看到了监测器上显示的、事先设定好的数值，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卡格’对他并不在乎”。当他看到“卡格”看着另一个高个子、金黄头发的研究者时，他突然因为妒忌而发怒，即使斯卡塞拉蒂指着这个研究者的红色T恤衫，告诉他这才是真正吸引“卡格”看过去的原因，利昂也不能集中注意力在他的解释上。他坚持认为，“‘卡格’喜欢”这个研究者，不“喜欢”他。他的焦虑不安使他对机器人产生了一系列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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