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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幸格和机器人在一起合作得亲密无间，这场景好像之前提到的孩子们围绕在“卡格”机器人周围，把自己的玩具放在他的手上、肩膀上和背上一样，试图寻求身体的接触和投入。艾幸格承认自己很享受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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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器人的世界里，当你非常投入地与它进行肢体接触时，这是一种非常丰富的互动经验。曾经有一次，“多莫”试图拿走我手中握着的球，它的控制程序出现了一点问题。它的两只手似乎在推开我，我只能使劲地把它的胳膊按下，似乎是小朋友在试图挣脱什么。我感到我与“多莫”发生了肢体上的联系——这与你面对计算机镜头上模拟的脸时，感觉完全不同……你非常明显地感到它想要这么做，而你在竭力阻止它。它似乎是一个顽固的小朋友。它很沮丧，因为你按了它的胳膊，它消停了一会儿，然后又继续想要尝试。这完全就是一个顽皮、固执的小朋友的举止。我参与了“凯斯麦特”的研发，也参与过“卡格”的研发。那些机器人都没有给我这种肢体关系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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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幸格注意到，人们很快就能学会如何与机器人打交道，才能让它表现出最理想的状态。他提醒我，当我们与别人合作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我们不会试图去捉弄对方——比如我们不会用一个有趣的角度递给对方麦片盒子，我们只会让对方更容易地完成工作。我们对“多莫”来说也一样。艾幸格说：“人们对与自己合作的人或机器人的能力都具有很好的洞察力。因此当他们知道‘多莫’做不了某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适应实际情况，并且试着帮助它。因此，机器人可以很愚笨，但当与人合作时依然可以做不少事情，因为人们在帮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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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多莫”的编程者，艾幸格尽可能地探索ELIZA效应，试图帮助机器人掩饰不足，让它看上去比实际更有能力。在研究“凯斯麦特”和“卡格”的时候，我把人们的这种做法称为“共谋”。艾幸格认为，这样的目的是通过“杠杆作用”让“多莫”做更多的事情。“多莫”需要帮助。它关于任务整体的了解知之甚少。艾幸格说：“机器人很难理解人类意图的微妙性，‘多莫’所能做的是记录对方所在的位置，并自我询问‘我是否正在看着一个目光投向我的人’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它并没有建立人的模型。”尽管如此，艾幸格说自己对“多莫”的体验已经非常接近真人了——这几乎会让他感到不舒服。对他来说，主要原因是“多莫”可以完全自主地运行很长时间——比如每次半个小时，而不受什么束缚。这不像他早期参与项目设计的机器人，每30秒程序就会暂停一次。他说：“我可以和‘多莫’工作半个小时而完全不做任何重复的动作。”如果一个人这样，那此人一定是笨拙透顶。但从机器人的标准出发，半个小时的自主运行已经是一个莫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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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幸格说：“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多莫’就从一个你可以开闭开关、做点小试验的东西，变成可以一直自行运作的东西……你会认为这个东西不是生物，而更像一种流动的存在（长时间停顿）。你最初的时候可能会认为它像生物体，但也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得研究有些让人不舒服。我很享受这些。这也是我喜欢制造机器人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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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生物”想要挣脱束缚、逃离指令的那一刻，让艾幸格难以忘怀。艾幸格开始觉得“多莫”已经不是自己编程出来的一个机器，而有着自己的好恶和选择。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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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当事情开始变得复杂起来的时候……有时我知道机器人并没有自己的“意志力”，因为这些仅仅是行为表现而已，是的，正如字面意义上所说的那样，只是表现。但还是时不时地……它行为的协调非常丰富，似乎已经有了自己的意志力……并且在你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让你猝不及防。对我来说，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因为目前我在机器人体内运行的程序越来越多，类似这样的事情的发生频率也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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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机器人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的时候，它就会四处张望去寻找人。如果它找不到人，它就会到它曾经找到过人的地方去寻找。因此，我会观察它做一些事情，当它完成的时候，就会抬头看着我似乎在说：“我做完了，‘我希望’得到你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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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这些情景里，并不存在“欺骗”。因为艾幸格知道“多莫”是如何“运作”的。知识与想象力可以相互连接，却不会相互干扰。这种亲密的关系正如孩子们和“卡格”的关系所预言的那样，技术的迷惑被理性揭开，但人们依然还是想用感性去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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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幸格觉得自己所亲近的“多莫”既是生物，也是机器。他相信在人们学会与机器人合作之后，这样的感情还会持续下去。宇航员会和机器人一起去太空遨游，士兵会和机器人一起出征去战场，工程师会和机器人一起维护核电站。机器人将成为人们的伙伴，人们将会习惯与机器人共事。对于艾幸格来说，随着与机器人肢体接触带来的欣喜，这一切都会在不远的将来到来。他说：“可以体验有自主意识的机器人的行为表现。有一件物体，它知道我的存在，它认识我，它想要与我互动。这太让人兴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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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幸格认为，我们需要机器人帮手，并非因为未来照顾老人的人手不足。对他来说，创造社交机器人是一种探索的历程。未来的机器人会很可爱，想要拥抱，乐于助人。它们会和人们一起工作，知道人们的存在，关注人们的需求和愿望。艾幸格承认：“如果人们感到机器人比他们知道的还要多，比他们还要更加心怀关切，那他们的确是被蒙蔽了。”但他并不认为这是道德问题。首先，关于机器人能力有限的信息是公开的，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其次，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并不真正关心我们的东西一样可以抚慰我们。“我们从宠物、动物身上获得安慰，其实这些动物对我们的感受并不理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接纳（机器人）这种有着新局限的新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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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幸格认为，除此之外我们也从别人身上获得安慰，但安慰的动机我们却毫不知情。这个问题我们在之前也讨论过。我们把关心者的角色分派给别人，但也许别人根本就不在意。比如生病住院的时候，护士握住我们的手，安慰照料我们。这位护士内心深处是否真的关心我们，这个问题真的重要吗？如果这只是例行公事、好像编程出来的行为，又会怎么样呢？那么这个按程序行事的护士是不是真人，又真的那么重要吗？对于艾幸格来说，答案是否定的。他说：“当‘多莫’握住我的手时，它总是让我感觉很好……某件事物按照它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去接触。我喜欢这样，我也愿意让自己那样感受。那种身体的温暖和被需要的模糊感觉，即使知道机器人完全不在意也同样让人难忘。”我让艾幸格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当自己明知道机器人不“想”触摸他的时候，这样的接触还是同样让人愉悦吗？艾幸格给了我肯定的答案。但随后他又改口说：“其实我内心中有点想说，‘多莫’其实是在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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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机器人时代的经典一幕。即使是目前世界上最精通机器人的“用户”，也无法拒绝这样的想法：机器人“举手投足”间都流露着它们的“在乎”。如果我们足够坦诚地去回答“机器人在乎什么”的问题时，我们就必须接受它们在终极意义上是“冷漠”的事实。尽管如此，一只伸向你的手在说：“我需要你。需要你的照顾，需要你的关系。然后也许我会、我也想要照顾你。”机器人的能力再一次满足人性的脆弱。我们即使深知机器人的局限性，也一样可以与它互动，在这种单向的情感和爱中得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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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时刻：灵肉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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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秋天，表演艺术家皮娅·林德曼（Pia Lindman）带着她独到的想法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林德曼有着艺术家的视角，她想要找到一种方法将自己的脸和身体与麻省理工学院的社交机器人融合在一起。通过这么做，她希望了解机器人的思维。对于林德曼来说，机器人就是埃默森所称的“测试对象”。她想象着倘若自己可以融入到机器人的本质中，也许可以帮助她更好地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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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社交机器人的研发受到哲学传统的影响，认为身体和思维是无法分离的。在这一脉的哲学体系中有伊曼努尔·康德、马丁·海德格尔、莫里斯·梅洛–庞蒂及近年来出现的休伯特·德莱弗斯（Hubert Dreyfus）和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i Damasio）。这些哲学家认为，我们的身体是思维的工具，因此，任何想要成为智能装置的计算机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硬件配备。并非所有人工智能研究的学派都认同这样的观点。其中一支被称为“象征符人工智能”（Symbolic AI）的学派将自己的观点追溯到笛卡儿关于思维与身体的二元论，认为机器的智能可以通过规则和事实的重现进行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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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哲学家休伯特·德莱弗斯采用了“象征符人工智能”的观点，认为“计算机需要躯体才能成为真正的智能”。从这个观点可以推论出，无论智能机器人可以做到什么，它永远都不会成为真正的人，因为它所拥有的并非人类的躯体。因此，无论机器的功能如何强大，它总是性质不同的“它者”。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从不同的研究传统证实了这个观点。在他看来，所有思维和情感都是具化的体验。情感的缺失会削弱理性思维的能力，因为我们总是带着主观情绪进行思考。达马西奥在自己1994年出版的著作《笛卡尔的错误》（Descartes’ Error）中，详细说明了这个观点。达马西奥强调说，并不存在精神与身体的二元论，也无法割裂思维和情感。当我们需要去做决定的时候，身体会通过快乐或痛苦的记忆引导我们理性思维，从而影响我们大脑思维的决策过程。这点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机器人永远都不会拥有类似人类的智能：它们没有肉身的情感，也没有情绪的感觉。近年来，像布鲁克斯这样的机器人科学家正在接受这个问题的挑战。他们认为，智慧的确需要身体乃至感情。但他们同时也强调，不一定非要人类那样的躯体才可以。2005年，林德曼向布鲁克斯提出，想要尝试把自己的思维和身体与机器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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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林德曼曾于2004年发起了一个关于“悲伤”的项目。她从《纽约时报》上选取了许多表现人类悲伤的照片，比如痛苦的母亲俯身在自己去世的孩子面前，一位丈夫得知自己的妻子在一起恐怖袭击中丧生等。她重新绘画出这样的数百张照片，并把自己的脸和身体放在照片中人物的位置上。林德曼说，看到画面中的自己的时候，她感到了深深的悲伤。这是生物性使然：微笑或皱眉的表情会释放体内的化学元素，从而影响人的情绪状态。无论是我们看到别人的举止，抑或是我们亲力亲为，人类的镜像神经元都会发挥作用。我们的身体会通过我们的所见所闻让我们感同身受。林德曼在结束了这项关于“悲伤”的实验后，想要更深地探索身体与情感之间的联系。因此，她延续之前项目的方法论经验，开始进行与机器人的实验。她与艾幸格联合组成科研团队，用视频记录下了艾幸格与“多莫”机器人的交互过程，并且试着与机器人进行换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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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体会当艾幸格被“多莫”出其不意的举止惊到的那一幕；体会当艾幸格试图将“多莫”的手臂按下、而“多莫”却反抗着似乎想要自由的那一幕；体会当“多莫”完成工作后，去到艾幸格常出现的地点找到他，让他无比惊喜的那一幕。通过人和机器人的亲密沟通，林德曼希望体会两者之间的界限。最终，林德曼创造出一部作品用以表达“欲望”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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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春天，林德曼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画廊展示了自己以艾幸格和“多莫”为主题的创作成果。她在墙上挂置了34幅她自己与机器人的画。在一些画中，林德曼模仿了机器人闲置时的表情，看上去惟妙惟肖。在这些图片中，林德曼看上去一半像机器，一半像人，并且两个角色看起来都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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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开始时首先播放了一段艾幸格与“多莫”一起工作时的影片。他们通过一系列动作进行互动，并且彼此沟通得非常顺畅。他们似乎可以预料到对方的反应，彼此照应。随后在视频中，林德曼以机器人的形象出现了。她身着灰色的外套，头发打成很紧致的发结。几分钟后，我就忘记了她是真人，而把她当作机器人。随后的视频里，林德曼的形象在真人与机器人之间模糊游走。我与我的同事在观看这段视频时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林德曼正是想通过这种手段表达她的观点：人和机器人之间的界限正在迅速变化。又有什么理由继续维持这样的界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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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览结束后，我私下见到了林德曼，她谈起了这次展览以及制作这段视频的感受。“我把自己变成了真人版的‘多莫’……我感受到了（艾幸格）与‘多莫’之间的心心相印……你会感受到，他们通过手势互动过程中的款款柔情，体会到他们相处时的愉悦。”她详述了艾幸格让“多莫”捡球的那一段互动。最初，球并不在“多莫”的视线范围内，机器人抬头看着艾幸格，似乎在请求他的帮助。它拉了拉艾幸格的手。林德曼说：“机器人可以通过触摸的行为获得许多信息。”“多莫”和艾幸格握手，互相凝视了一会儿，眼神中流露出请求的目光。林德曼说当她自己进行这段互动的时候，“满脑袋想到的不是去找球，而是一些浪漫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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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场景对于林德曼来说至关重要。她发现要扮演机器人，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采用一个包括爱情元素的脚本。“让我能记住这些交互动作的唯一方法就是创造一个故事，把情感加入到动作之中，这让我记忆起来更加容易。”她知道艾幸格的体会可能完全不一样。艾幸格也曾经将机器人看作既是程序，也是生物体。“很多时候，他盯着密密麻麻的代码在屏幕上滚动。他从源代码中看到的是机器人的行为，但同样也会被肢体的互动所深深吸引。”艾幸格编写了“多莫”的代码，却通过触摸“多莫”的机器躯体对它有了更深的了解。看到电影中的这些片段，我似乎看到一位慈爱的母亲轻抚孩子的额头，检查孩子是否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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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艾幸格按住“多莫”的手以避免冲突的那一幕，林德曼这样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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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幸格是像这样按住“多莫”的手（林德曼一边说，一边示意着），眼睛直视“多莫”似乎想从它的眼神里读出它在做什么：它的眼睛正在看着哪里呢？它是否迷惑了呢？它是否试图理解它的所见所闻呢？和“多莫”进行目光接触是很关键的事情。艾幸格做到了。他真的通过凝视“多莫”的目光来理解它在看哪里。“多莫”慢慢地转过头来，也看着他。这一刻太浪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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