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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甚至有一些教育工作者也试图把智能手机引进课堂，而另外一些人却尝试禁止学生携带手机以让他们能安心于课堂学习。在我任教的大学里，教授们分成干预和不干预两派。我们的学生都是成年人，我们没有义务去命令他们怎么做笔记，或者当他们上课走神时命令他们专注听讲。但是，当我站在充满Wi–Fi信号的课堂里，学生们在上Facebook和YouTube、在线购物、听音乐时，我当然还是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回到课堂。我认为他们不应该用上课时间来干别的事情。有一年，我在上课时提出了一个讨论主题，并建议学生们把要点写在纸质的笔记本上。有些学生说自己似乎解脱了。一个大二学生说：“现在我不会再被Facebook上的消息所吸引了。”其他人很生气，甚至有些粗暴无礼。当然，他们并不是为了捍卫利用上课时间上网购物和下载音乐的权利，而是坚持说他们喜欢用笔记本电脑来记笔记。我要求他们手写笔记然后把这些内容敲进电脑。当他们抱怨为什么要两个步骤、多此一举时，我悄悄地想：这是个多么棒的学习策略啊。我坚持了我的决定。但是第二年，我向这股风气低头了，我允许学生做他们想做的事。但是我与我的一些同事们都注意到：那些在课堂上一直开着笔记本电脑的学生表现并不如其他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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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总是随时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也因此失去了选择交流方式的意识。那些使用智能手机的人说，他们有时似乎看着他们的人生在电脑屏幕上“上下移动”。他们看自己的人生就好像是在看一部电影。其中一个人说：“我看手表是为了感知时间，我看手机是为了感知人生。”许多成年人承认，电子邮件和短信打扰了他们工作，让他们分心，但是他们也说自己永远不会放弃使用这些媒介。当我特意问一些十几岁的年轻人，关于在做作业的时候被类似Facebook消息或是新短信之类打扰是什么感受时，很多年轻人似乎并不明白我的提问。他们的回答是这样的：“事情原本就是那样的，我的生活就是那样的。”当一个人在手机上的生活真的成了他的现实生活，问题就来了：手机版本是一个未经编辑的生活版本。它所包含的内容太多，超过了一个人的生活时间。虽然我们跟不上它的步伐，但我们仍觉得有必要对它负责。毕竟，这是我们的人生。我们力图成为一个能跟上科技发展节拍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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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设备允许我们在上面同时叠加更多的任务，因而促成了一种全新的时间概念。因为你在做别的事情时也可以发短信，发短信不仅没有占用你的时间反而给了你时间。这不仅是令人愉悦的，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千方百计想要挤出一点额外的时间，但是发展迅速的生活促使我们开始读诸如《慢活》（In Praise of Slowness）这一类的书。而且，我们找到了许多方法来陪伴家人和朋友，虽然在陪伴他们时，我们很可能是心不在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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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年长年幼，我们都被这样强大的媒介使用习惯所影响。十几岁的年轻人抱怨父母不允许他们吃饭的时候查看手机，也不让他们把手机带到学校参加体育活动。汉娜，16岁，是一个看起来有点阴郁、安静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她告诉我，好几年来，当她妈妈接她放学或者下舞蹈课时，她都试图引起妈妈的注意。汉娜说：“汽车要开动了，妈妈会一边低头看短信、一边开车，对我甚至没有说过一句‘你好’。”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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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们说，他们为这样的举动感到羞愧，但是他们马上又开始为自己开脱和辩解。他们说，他们比任何时候压力都大，他们努力应付这些邮件和短信。他们总是觉得自己落后了。他们如果不琢磨公司的事，就没办法安心度假。他们的办公室就在他们的手机上。他们抱怨雇主要求他们一直在线，但是随后也承认他们对交流设备的喜爱超越了一切专业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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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轻人感到时间紧张时（比如交作业的时间到了），可能会试图从这种“随时在线”的文化要求中逃离。有些人会使用父母的网络账号，因此他们的朋友就不知道他们在线了。成年人此时也会隐身。在周末，移动设备被忘在办公室或是锁在桌子抽屉里。当雇主联系他们时，这些人会运用各种花招。他会说自己在冒险旅行或是从事极限运动。当我写到这里时，坐飞机时依然可以长时间没有手机信号或网络信号。但是现在甚至连这一点也有变化了，许多飞机开始引入Wi–Fi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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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被科技束缚的世界里，很可能产生过载的情况。然而大多数人都承认，衡量成功的办法是看一个人处于随时在线的情况下能做成什么事。黛安娜，36岁，一家美国中西部地区大型博物馆的馆长，面对科技为她设定的节奏，她感到应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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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想不起周末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件事，也不记得什么时候做了备忘录，也常常忘记地址簿里的这个名字是谁。我的电子邮件程序有这样的功能，单击一下发件人的名字，然后“噗”的一声它们就进了我的地址簿。现在每一个给我写信的人都被登记在我的地址簿里了。任何人都是潜在的联系对象，一位买家、捐赠者或是基金募集者。过去所谓的地址簿，现在更像是一个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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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让自己做得更好，但是我的工作已经占据了我全部的生活。或者说，我的全部生活就是工作。当我在日程表、地址簿、电子邮件和短信之间奔忙时，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宇宙之主”，一切都是如此有效率。我是一台全速运转的机器。直到凌晨两点，我的手机都开着。我睡眠不太好，但是我仍然对发给我的这些信息应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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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到工作，有人希望我能开通一个Twitter feed同步程序，在Facebook上推介博物馆，以及开通一个博客，更新博物馆动态。这意味着这些事情我都得负责。我的嗓子有些问题，已经嘶哑很长时间了。不是因为谈话太多，我大多时候是在打字，但是工作强度伤害了我的嗓子，医生说这可能和神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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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安娜和程序在一起时，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宇宙之主”。然而，她是唯一一个受到网络生活侵蚀但仍然足够坚强，并把自己视为“全速运转的机器”的人。她和丈夫已经决定要好好休一个假。她盘算着告诉自己的同事她要“断网”两星期。但是黛安娜一直在拖延她的计划。她不知道休假计划怎么实施。博物馆的惯例是：可以休假但是休假期间要保持网络畅通。因此，假期往往就意味着在某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工作。确实如此，无线网络的广告一般是这样的：一个英俊男子或一个美丽女子坐在海滩上。被科技拴住的我们，并非想否认美丽风景给我们带来的乐趣，仅仅是想在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处理工作而已。曾经，移动设备争相出现在广告画面里。现在，它们只是被巧妙地暗示。我们知道成功总是离我们不远。人们去休假时，腾出的只是空间，但没有卸下责任。在一个即时交流的世界里，黛安娜的症状是与之相符的：她开始成为一台交流的机器，但是她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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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黛安娜计划她的“离线假期”时，她承认她真的非常想去巴西：“但是我得有个在巴西时不在线的理由。在亚马逊帮忙造房子，又有谁知道他们是否有Wi–Fi呢？我的假期新说辞：我至少必须得假装没有理由让我带电脑。” 她在遥远巴西的假期终于成行了，但是假期结束时，她告诉我：“每个人都随身带着手机。他们坐在帐篷里，把手机放在身上，好像是一些巨大的卫星在天空中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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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安娜说她每天会接到大约500封邮件，数百条短信和大约40个电话。她指出，有些商业信息是通过多个渠道发过来的。有人会给她发短信和写邮件，然后打个电话，并在她的语音信箱中留言。“这是客户焦虑，”她这样解释，“他们通过交流让自己更好受一点。”在她的世界里，黛安娜已经习惯于接到一条急匆匆发来的、希望她马上回复的信息。她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信息里说的事情。而且，在一片喋喋不休的交流喧哗之中，很难判断到底有哪些事需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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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一个用快速回复电话、邮件、短信和联系来衡量成功的世界里形成自我。而对自我的测量，基于科技的诉求变得更容易了。但是在大容量、高速率的科技压力下，我们发现了一个悖论。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复杂了，然而我们已经创造了这样一种交流文化，这种文化削减了我们坐下来不受干扰地思考的时间。当我们运用那些几乎是需要立即回应的交流方式时，我们也失去了考虑复杂问题的足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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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是一名46岁的律师，在波士顿一家大公司工作，他毫不隐讳地提出了这个论题。“就拿电子邮件来说，我回答那些我能立即回答的问题。而且人们希望我立即回复他们。但是这不光是速度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转化成了——我能不能马上回复他们。”特里认为，法律问题需要花费时间和考证细节，而且他说：“人们现在已经没有耐心等待了。他们发来邮件，并希望我们飞快地回复。他们愿意放弃细节。真的，客户想现在就听到我们的答案，因此我把答案写在邮件里回复给他们……可能回答这些问题就会占用我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我感到压力很大，很难区分重点。”他更正了自己的说法：“当然，不是科技导致了这些，但是科技让人们对速度有更大的期待。”我们又回到了关于可见性和脆弱性之间的谈话。科技赋予我们速度，我们被彻底征服了，并乐于过上加速度的生活。特里说：“我们有时会用‘干掉’一封电子邮件这样的说法。没有人真的‘干掉了什么东西’，因为他们真实希望的是科技加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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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黛安娜一样，特里指出，客户频繁地给他发短信、写邮件、在语音信箱中留言。“他们说的是‘满足我’，他们觉得自己有这种权利。”他总结了自己过去10年的经历：“电子交流使我们如释重负，但是最终，它也把我推上了一个快速运转的、枯燥繁重的跑步机，但是这和富有成效的工作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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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一群律师聊天。他们坚持认为，如果没有“手”（cell，是cellphone的简称），他们的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他们说的“手”，指代的是如今拥有堪比台式电脑强大功能的智能手机。律师们坚持认为他们的工作很有成效，是移动设备“解救”了他们，让他们在家时、在和家人去旅行时依然可以处理工作上的事情。女性律师特别强调说，网络生活使她们既能坚持工作，也能陪伴孩子。然而，他们也说移动设备侵蚀了他们用于思考的时间。其中一位说：“我没有足够的时间独自思考。”还有一位则说：“我得争取思考时间。”“我得刻意安排时间去思考。”“我得挤出时间来想问题。”这些阐述方式都是基于一个脱离了科技的“自我”，一个能够把科技暂时放在一边、并按照自己的需求独立运转的自我。这些阐述方式与不断涌现的屏幕里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就如同麻省理工学院的“半机器人”一样，这种现实让我们学着把自己视为和设备连为一体的人。想要获得更多思考时间，就意味着要关掉手机。但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因为这些设备甚至比我们自己更能配合我们对身体和头脑的感知。他们提供了一套社会和心理的定位系统，一套束缚自我的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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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黛安娜来说，休假是一段当她坐在出租车上、排队中、走路去上班时一直梦寐以求的停工时间。但是所谓的“停工时间”里，她试图通过交流来跟上变化。这可能是一段我们从生理上、情感上需要保持自身专注能力的时间。但是黛安娜并不允许它只属于自己。她使用的是新型的时间：与他人分享注意力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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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安娜回避电话，因为接电话的实时性对她的注意力有太高的要求。但是正如被电话所取代的面对面互动一样，电话可以传递一些发短信和写电子邮件无法传递的信息。参与打电话的双方都在场，如果有提问，马上就能得到回复。人们在电话中也可以表达复杂的感受。与之相反的是，电子邮件往往就是一来一往，得不到结论。这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感到受伤。而且误解越深，发的电子邮件就越多，远远超出了必需的数量。我们开始体会到，那些收件箱里未读消息的总量，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然后，我们把这种想法也投射到他人身上，担心我们发出的消息也对他们造成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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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担忧是有理由的。我的一个朋友在Facebook上面说：“处理你积压的电子邮件，最大的问题就是当你回了邮件，人们就会答复一封！目前为止，我每处理10封邮件，就会收到5封新邮件！我的目标是今晚处理300封剩下的邮件，明天处理100封。”这种感受目前相当普遍。然而，从朋友口中得知我们被“处理了”或是“清除了”，是会有些伤心的，这些都是我们在说到垃圾时才会使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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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电子邮件或是短信似乎早晚都会成为垃圾。现在，当源源不断的短信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可能对彼此说话更少了，因为我们猜想自己说的话很可能就像一次性传单一样用完即被丢弃。短信，从电信的性质来看，当然可以是情绪化的、有见地的以及性感的。短信能鼓舞我们，让我们感到自己被理解、被渴望、被支持。但是当你想深刻地理解一个问题、解释一个复杂的局面时，短信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方式。它们是动量，只能代表一个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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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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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说到一种自我的新形态时，我有意地使用了“它自己”这个词。虽然有些夸张，但是这个词反映了我的顾虑，互联网生活促使我们用处理急件一样的方式来对待那些我们在线上遇到的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当你被远远超出了你的回复能力的、成千上万的电子邮件、短信和消息包围时，这些请求就失去了个性。与之相似的是，当我们向包含众多Facebook好友的小组发布消息或是留言时，我们把个人按小组进行处理。你的朋友仅仅被当作粉丝。一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注视着他在网络上能联系到的这一大群人说：“我感到我是一个庞然大物的一部分。万维网、互联网、世界，对我而言成了一种归属。而这些人也是一样，我的确不再把他们视为个体了。他们属于一个更庞大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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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社交机器人，我们把物体设想成人类。在线上，我们发明了与人相处的办法，并把他们变得接近某些物体。把人当成物体的自我，很容易把自己也视为物体。我们有必要想一想，当我们认为机器人对我们来说“足够逼真”时，我们提升了它的地位。如果换成是互联网，人们感到自己作为一台处理电子邮件和消息的“高速运转的机器”是 “足够逼真”的，人们感到自己的地位降低了。这是一种可怕的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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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部分中，我们看到人类与机器人的新联系成为了一种对于亲密关系的渴望，虽然并没有任何亲密关系。第二部分也勾勒出一个弧形，它终止于破裂的亲密关系。在线上，我们希望恻隐之心，但却总是得到陌生人的残酷。当我探索网络生活以及它对亲密和独处、身份和隐私的影响时，我会描述许多成年人的经历。这些特别的章节几乎是在专门地研究这些问题。但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青春期少男少女的世界。现在的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把社交机器人作为玩具，而且他们的成长离不开广泛的人际网络，有时早上8点就会接到第一个手机来电。他们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可以从中观察科技如何重塑身份，因为身份问题是青少年生活的核心。从他们的眼睛里，我们能看到全新的情感正在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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