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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希望孩子能够随时接听自己的电话，但青少年们却希望获得独立。在菲尔莫尔（Fillmore）男生预备学校的一次讨论会上，孩子们对于家长和手机的话题表现出了强烈的情绪。孩子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倘若永远都可以随时被联系到，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有权利独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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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孩子很大胆地说：“接不接电话是我的权利和选择。别人可以给我打电话，但我不一定想和他们说话。”另一个孩子说：“为了躲避父母，我常常出门不带手机，这样他们就找不到我了。妈妈让我带着手机，但我偏不。”为了给自己不接父母电话辩护，有的孩子甚至诉诸历史。哈伦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也是一名运动健将。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获得更大程度的独立。他说手机出现之前，孩子们常常拥有更大的自由：“我的妈妈非让我带着手机，但他们打电话时我从来不接，这让他们很生气。我觉得他们完全没必要生气。手机是新出现的东西。只是在近10年的时间里，人们才开始拥有它。在此之前，你是不可能随时随地给别人打电话的。因此我妈妈给我打电话时，我不觉得我必须要接。”对这段说辞，哈伦的妈妈却不为所动，每天早晨当哈伦离家去学校的时候，她依然检查他是否带了手机；而哈伦也依然不接妈妈的电话。事情就这样僵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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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男生坦言自己很后悔教会了父母发短信和使用IM（即时通讯），他们说这好比将妖怪放出了魔瓶。一个孩子说：“最近我教会父母发短信，这真是一个错误。因为当我没有按照要求给他们打电话时，就会接到他们的催促短信。”另一个男孩子说：“我教会了父母用IM。之前他们并不会。事实证明这是我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现在，我的父母随时都在用IM给我发信息。这太烦人了，让我非常沮丧。我感觉自己被困住，不再那么独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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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说他们应该有时间独处。而家长们也同样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当知道自己的孩子带着手机，却不回短信也不接电话的时候，家长是很惊慌的。一位两个高中女生的母亲说：“我没想要自寻烦恼。”另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则说，自己“尽量不打电话，除非有重要的事情”。但如果自己打了电话，孩子却没有接，她就会抓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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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了短信。没有回信。我知道他们带着手机。理智上我知道他们肯定没有事情，但不回短信的确会让人抓狂。有一次，我就不停地发短信，一条接一条。在这点上，我很羡慕我的母亲。那会儿我们早上去上学，然后放学回家；她也是早上去上班，晚上六点下班。她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最终，我几乎是祈求孩子们能够回复我的每一条短信，并不是因为我有权利这么做，而是希望他们能对我有怜悯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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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独立不仅仅意味着和父母分开，也包括和同龄人分开。他们要体会友谊既是一种支持，也是一种束缚。人际关系有着复杂的多面性。网络的虚拟生活为个人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同时也让青少年难以从新的群体需求中逃脱。年轻人很自然地期待他的朋友们可以随时在线——这是一种由技术进步引发的社会契约，要求同龄人随传随在。因此，受到束缚的自我也开始习惯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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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少年成长的传统观点认为，自主性和强烈的人际界线是成熟自我的标志。在这样的理念下，我们努力培养青少年产生情感、思考情感，然后再决定是否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情感。分享情感本身是一种拉近距离的主观行为，但这样的描述却只是一种幻想。一方面，传统的这几条“黄金准则”是基于男性视角的。女性（也包括许多男性）有着另一种情绪类型，并非基于“人际界线”而是“人际关系”。此外，青年人之间的对话本质上具有探索性质，是健康的。正如一些作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字了解自己的思想，身份的形成过程同样基于听到自己对别人说了什么。但即使加了这些说明，当我们想到“成熟”二字的时候，似乎自我约束暗含着一种美德，即使只是一种比喻。这提醒我们，想要找寻到成功的人生伙伴，先要清楚自己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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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倘若手机永远随身，那么黄金法则就一定失效。你触摸屏幕，联系一个随时等待接你电话的人，他也同样随身携带手机。如今，技术使得我们的感情还在形成的过程中就可以很轻易地表达出来。在这样的模式下，情感倘若尚未传递，那么就如同尚未完全被体验。换言之，只有发出的信息得到了回复，思考才有可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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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分享，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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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娅今年16岁，是新泽西的公立学校布兰斯科姆高中（Branscomb）的一名高二女生。她把发短信当作一种投票的形式。朱莉娅性格外向，待人热情，眼神里总是充满笑意和警觉。当一种想法从脑海中冒出来时，她就发短信给朋友。接下来她会怎么做完全取决于朋友的回复。朱莉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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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很心烦，正在心烦的时候，我就给一些朋友发短信……因为我知道他们就在那儿，会安慰我；如果发生了兴奋的事，我也知道他们就在那儿，会和我一起兴奋。因此我发短信的时候特别有感情……甚至当我心烦、心里有想哭的感觉时，我就找出我的朋友……额，我的电话……并这样说……我会告诉他们我有什么感觉，以及我需要和他们说话或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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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找出我的朋友……额，我的电话。”朱莉娅的语言明显犯了错误。当她考虑重要的情感时，她就会想到电话和朋友。她把找出电话上的朋友姓名和拿出电话混淆了，但她并不需要真正改口，因为在她心里，电话就是她的朋友，现实中的朋友通过她的电话来充当朋友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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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莉娅发出一条短信后，如果收不到回复，她就感觉浑身不自在。“我总是在期待一条这样的短信，上面写着：‘噢，我很抱歉。’或：‘太棒了。’”如果没有收到这样的回复，她说自己 “很难冷静下来”。朱莉娅说，倘若自己在短信中向朋友坦言了自己的感受，却迟迟没收到回复，那么自己就会感到非常痛苦：“我变得恼怒。即使是给别人发电子邮件，我也要那人立刻回信。我想要收信人及时回复我。有时候我就像这样：‘呜！为什么你就不回我？’……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会等待着。如果一个小时左右还没有回复，我就再给他们发信息。‘你生气了么？你在么？一切还好么？’”她的焦虑是显而易见的。朱莉娅必须得到回复。她说起那些她发短信的人：“我想要他们在那儿，因为我需要他们。”当他们不在那儿时，她带着最初的感觉继续生活，但是并不孤单。“我转向另一个朋友，把心事说给他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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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迪娅今年17岁，是克兰斯顿的一名高三女生，她描述了与朱莉娅类似的状况：“只要我开始发短信，我就会有某种快乐的感觉。”朱莉娅是“我有一种感觉，因此我想要打电话”。而她是“我想要一种感觉，所以我需要打电话”，或者按照克劳迪娅的情况，她选择发短信。这些表明了孩子们尚未形成独处和独立反思情感的能力。相反，当手机不在身边时，青少年们说感到不舒服。他们需要被联系，并以此使自己感到舒适。从更积极的方面来讲，克劳迪娅和朱莉娅把分享感觉当作发现自我的一部分。她们形成了一个协作型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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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与父亲疏远，朱莉娅已经与父亲这边的亲戚逐渐失去了联系。2001年“9·11”事件发生的这天，因为无法联系到母亲，她非常担心。她的故事阐述了数字化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发短信，如何能够解决由失去和分离所造成的忧愁。但是，朱莉娅的行为——她不停地发短信，她通过与友人分享心情后感觉自己的感受，这并不特殊。每个个人案例的特性呈现了个人历史，但朱莉娅自身的症状却接近于一代人共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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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写道：美国人的自我感觉从内在转向了受人支配。人们没有坚定的内在目标，依赖伙伴寻找对其自身的肯定。如今，随身携带的手机增长了受人支配的态势。在开始有一个想法或一种感觉时，我们向别人证实，几乎是提前证实。人际交流也许是简短的，但是更多的交流大可不必。人们的需求只是希望随时可以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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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琪今年15岁，是纽约的黎塞留（Richelieu）私立女子高中的新生。她这样形容这种需求：“在我的通讯录上有许多名字。如果一个朋友没有‘随叫随到’，我就打电话给其他人。”这标志了高度受人支配的转变。这个年轻女孩的通讯录或好友名单已经成为了类似她脆弱青春期的自我备用品名单。当她用“随叫随到”这个表述时，我想她是指“接电话”。我向她求证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她说：“‘随叫随到’，额，‘接电话’，但也是‘收到我的短信’，‘懂我’。”瑞琪依靠她的朋友来完成她的想法。科技没有造成却鼓励这样的情感：确认一种感觉成为了构建感觉的一部分，甚至是感觉自身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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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说过，在传统的精神分析中，人们说自恋时并不是指那些爱自己的人，而是指脆弱的个性，拥有这种个性的人需要源源不断的外界支持来进行自我确认。这种个性的人不能容忍别人的复杂需求，却试图通过扭曲别人的身份，分离出自身需要的和能用的东西，以此来与他们建立联系。因此，自恋者仅以量身定做的表达来与别人交往。这些表达（一些分析传统称之为“部分客体”，还有一些称之为“自我客体”）是脆弱的自我所能处理的一切。我们很容易想象无生命力的伙伴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是因为一个机器人或计算机中介程序可以调整好以便满足人的需求。但是一个脆弱的人也可以通过选择性和限制性的与人接触，从而获得支持（也就是通讯录中最受欢迎的人）。在发短信和即时信息的生活中，那些出现在手机通讯录中的人似乎是最被依赖的。你可以获得你所需要的，然后继续生活。如果还不满足，你也可以找其他人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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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科技本身没有创造这种联系我们的感情和别人的方式，但是它的确使其变得容易。随着时间的沉淀，一种新的与人交往的形式被社会认可了。在我们的时代，如果我们能不断地与外界保持联系，那么“需要不断与外界联系”看起来就不是个难题或病症，而是适应科技发展的新鲜事物。这变成了一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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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理学的历史是动态发展的。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如果某些行为看起来是分裂性的，那么它们会被贴上病态的标签。例如在19世纪，性压抑被认为是一件有道德的好事，但是当女性失去知觉或言语的能力，就会被认为是兴奋过度。随着女性有更多发泄性欲的途径，这种症状的发病率有所下降，其他症状替代了这种症状。女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广泛参与社会活动，但之后又重新在家中被边缘化，因此镇静剂的畅销也证明了那个时代女性的普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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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天生有害怕被孤立和被抛弃的症状。在研究“网络文化下的成长”课题中，我遇到了许多感到自我被驱逐的儿童和青少年。一些人的父母有好的初衷，但他们有好几份工作，因而无暇关心自己的孩子；一些人忍受着父母离异的痛苦——有时是多次离婚，从一个家长辗转到另一个，他们对自己真正的家没有信心。有些孩子是幸运的，他们拥有完整的家庭，父母收入稳定，但也经历着不同形式的抛弃。忙碌的父母经常全神贯注于手机。当孩子们回到家，在父母下班回来前，面对的通常只是一个空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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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处在上述所有境况中的年轻人来说，当家人不在身边时，电脑和移动设备提供了一个新环境。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会发现，联系还是不联系的确成了麻烦的问题：一些人只在网上“说话”；一些人严格避免面对面接触；一些人每天与父母发短信10或20次；一些人甚至认为打电话太“暴露”，表示他们将“发短信，不通话”。但是我们会把这些当作一种病态么？随着社会习俗发生改变，曾经被认为是坏的东西，现在看来似乎也是正常的了。20年前，作为一名在职的心理学家，如果我遇到一位大三女生一天打15次电话给妈妈，询问该买什么样的鞋和裙子、称赞一种新的脱咖啡因的茶、抱怨物理题太难，我会认为她的行为是病态的。我会鼓励她去直面与母亲分离的困境。我当时认定要在成年后获得成功，她必须解决以上困难。但是现在，一个每天给家里发15次短信的大学生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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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和大学生总是在发短信——在自助餐厅排队时、吃东西时、等校车时。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许多短信是发给父母的。我们曾经认为这是病态的，如今却变成了我们的常态。但是习以为常的行为也许依然存在着问题，也正是这些问题曾使我们把这种行为看作病态的。甚至说，一种典型的行为也许并不利于青少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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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利奥这个案例。他是一名大二的学生，离家很远，因此在学校常常觉得很孤单。他告诉我，他“处理”这个难题的方法是每天发短信、打电话给妈妈，多达20次。他说自己并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夸张的，他认识的每个人每天都在煲电话粥。但是即使这种行为很普遍，他依然把自己的行为当作一种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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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对心理自主性的观点正在发展当中。我曾说过，埃里克·埃里克森对年轻人的核心看法，就是他们需要一个中止的、暂停的、不在乎结果的试验空间。但在埃里克森的思想中，曾经成熟的自我相对比较稳定。尽管根植于关系网中，但最后它变得具有局限性和自发性。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是埃里克森的学生，他对成熟自我的看法与老师不同。他称成熟自我是千变万化的，强调多面性。这个自我，是“流动的和多面的”，可以接受和修饰不同的思想和观念。当被赋予多元的、彼此毫不相干的、全球性的事物时，这样的自我可以变得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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