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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丽在网络和现实世界里解决争执有着一套复杂的方法。她认为面对面的交谈很困难，并且尽量避免电话交谈。是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她认为有些事只能面对面解决，比如和男友分手，以及掏心掏肺的交流。当她的父母离婚，她被迫搬家和改变学区，令她失望的是，以前学校的一个朋友只是给她发了一条短信说会想念她。奥德丽说：“这的确很贴心，但如果她是当面对我说了这些，那对我将意味着更多。我也理解。我们不能每天看到对方，如果你上网的时候想说出这番话，你就会立刻发信息告诉对方，而不必等待。我真的很感激，但读到这句话和听她亲口说出这句话真的差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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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德丽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她也意识到了自己建立了一组令人困惑的规则，她尝试建立一组新的秩序：“我试图避免打电话，我喜欢发短信和即时信息，我经常上Facebook，可能我给人的印象就是我希望一切事情都发生在网络上。”但有些事情，如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的道别，她想要亲眼见到。就像塔垃和洛根，奥德丽不建议在电话里交谈，因为那样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要用电话安排事宜，因为复杂（并且常常重复）的短信会把事情搞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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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丽考虑了她的朋友通过发短信说再见这件事情，可能有两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她根本不在乎，也可能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面和她说。奥德丽承认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选择通过电子媒介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喜爱或感激，可以避免遭遇对方冷遇的尴尬。电子通信的情感功能之一，就是可以让人躲藏在刻意假装的若无其事的样子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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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即时信息和打电话，各有各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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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什么？”雷诺，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小城镇的、天主教高中西尔弗学院（Silver Academy）的16岁小姑娘，品味着这句话。“在即时通讯时，你只需要说‘在干什么？’”雷诺解释说，IM不需要“内容”。你只需要在那里，你的存在说明你已进入聊天状态。短信是更高的要求：“你需要达到更多的目的。短信是为了说明‘你在哪里，我在哪里，让我们做这件事，让我们做那件事’。然而在朋友之间，发短信可以跟使用IM一样随意。对于亲密的朋友，你在短信中可以只用说：‘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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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西尔弗学院高二、高三年级的8个男生讨论线上交流，他们急切地提出了雷诺的问题：什么时候应该使用短信、IM、Facebook留言板上的帖子或是Facebook和MySpace消息（Facebook消息是学生们最常用的网上沟通方式，除了涉及与教学、找工作相关的事宜）？一位高三学生对不懂这个规矩的学生表示不满：“有些人喜欢用短信对话，我却不喜欢这样。”在这个小组里，大家在一件事情上几乎达成了共识，那就是认为数字通信的乐趣之一并不是发送某条消息，不是传达一种思想，而是可以触发某种灵感。事实上，对于许多青少年而言，他们是在发短信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情感的，因此传播的过程也正是培育情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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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谈话很容易看出，对冷漠的强调在于奥德丽所暗示的复杂性：任何信息的构成（即使是看似最不经意的）都是有计划的，尤其是在与异性交流时。 16岁的约翰，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年轻人，他疯狂迷恋西拉诺（网络的虚拟角色）。当约翰想与自己真正喜欢的女孩接触时，他把电话交给一个善于用短信调情的朋友。事实上，他有几个这样的替身。当这些朋友在帮他发短信时，他确信他的罗克珊对他印象不错。就表达情感而言，一个人的短信质量与沟通媒介的选择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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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什么样的消息“适合”什么样的媒介，这些高中生有很多心得。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他们这一代的专长。在自由无拘的新媒介环境中长大，他们有需要时就会撰写信息。维拉是黎塞留学院的一个大二的学生，她说，发短信会带来“社会压力”，因为当她发送短信给别人，却没得到回复时，她会感到难过。IM却让她感觉不到压力，因为“如果有人没回复你，你可以设想他现在有事不在”。而她的同学曼迪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我在IM上被忽略，我会非常心烦。”另外两个同学也加入了谈话。一个告诉曼迪，她的反应很“愚蠢”，并且表现出了对“系统如何工作”的误解。一个温柔的女孩试图说服曼迪，尽量不让她伤心：“每个人都知道，在IM上，别人会认为你正在忙，在与其他人聊天、做家庭作业，你不必回复。”曼迪仍不妥协，她说：“我不在乎。当我发出了一条信息而没收到任何回复，我会感到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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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迪强调自己的观点。对她来说，没有回复带来的伤害源自她所谓的即时通讯的“礼节”。在她的圈子里，朋友们通常是在晚上坐在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前，一边完成家庭作业、一边发送即时信息。这种假定的社会和技术环境会产生某种庄严感。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说：媒介即消息。而曼迪的案例是对此最好的印证。如果你在电脑旁，媒介是正式的，那么消息也是正式的；如果你在玩耍、购物、喝咖啡，当你用手机发送短信，这时媒介是非正式的，那么消息也是非正式的，无论对内容进行了多么细致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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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即时通讯“冷漠论”的拥护者坚持认为：当你用IM发消息时，它会传到某个人那里，那个人或许忙得不可开交。即使坐在电脑前，接收信息的人也许正在做家庭作业，正在Facebook上玩游戏或者正在看电影。在如此嘈杂的环境中，你的即时信息很容易丢失。有时候，人们即使已经离开电脑，仍然会保持登录状态。维拉总结道：这一切都说明“IM是一种比发短信风险低的试水方法，尤其是在测试男生时。你在发送消息时，可以不对收到回复抱有明确的希望”。虽然IM是为交谈而设计的，但它对态度不明确的人非常适合，可以发送“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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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黎塞留学院的所有大二学生都赞成需要避免的是电话。曼迪对手机通话一通抱怨：“不想打电话是因为，一旦电话拨通后你就会进入谈话。”而谈话是“只在你需要的时候才想要进行”。对于曼迪而言，“几乎永远不会需要……打电话的刺探性太强，时间太长，很难挂断”。她同意奥德丽提出的问题：尴尬地说再见似乎是在拒绝别人。而发短信，她说：“你只需要提问，然后谈话就可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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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打电话的厌恶不分性别。一个菲尔莫尔学校的16岁男孩很少打电话，除了他的妈妈让他给一个亲戚打电话。“发短信时，你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自己写的东西。打电话时，你不能像发短信那样很好地考虑自己所说的内容。电话里，通常会表现得过多。”他喜欢看似随意地表达自己深思熟虑的事情。这种“看似不在乎”的风格是青春期的情绪特征，而现在的数字通信技术又加深了这种特征：你发送了一条信息，你看起来并不在意，事情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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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会给收信人留下一种即兴的印象。但是青少年承认，他们也许会花上10分钟来编辑恰当的短信内容。菲尔莫尔的高三学生斯潘塞说：“你收到短信回复时，就忘了所花费的时间。你从来不会想到其他人在发送短信时也绞尽脑汁。因此，你也似乎忘了自己编写短信内容的时间。”我问他有没有发送过仓促编辑的短信，他承认有过。“但发送重要的短信则不会这么轻率……在我发送一条重要信息之前，我已经反复推敲了许多遍。”斯潘塞的同学德瓦尔说他自己是一位短信高手，他把发送短信看作“在交谈”。一天中午我遇见他，他说自己当天“已经发了约100条短信”，大多都是以对话的形式。德瓦尔解释说：“一场对话是告诉我的朋友，昨晚的比赛我没能参加；另一场对话是有关我蒙特利尔的表妹，她问我关于今年夏天的一些事。我打算明年去加拿大念大学，那时我会去她那，所以她问我这个夏天是否要过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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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德瓦尔，跟他蒙特利尔的表妹发短信和打电话有什么区别。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早上给她回短信，不打电话的原因不是为了有效地管理时间，而是“她的声音很吵”。不仅如此，他说：“短信更为直接。你不需要找别的话题来填补谈话空白。”他们通过短信的互动“只有相关信息”。德瓦尔说：“她问我直接的问题，我给她直接的回答。给一个你不想与其交谈的人打电话，就是在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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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短信能让德瓦尔在不受声音打扰的情况下与别人“谈话”。他习惯于不用任何寒暄，也不用对他的表妹表现出任何兴趣，就能计划这个夏天去她家玩的事。双方都希望将这种交流简化为一项用计划软件就能完成的沟通。用软件来完成就不需要“谈话填料”而是“只有相关信息”，这会让人觉得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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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德瓦尔不知道是不是一生都可以这样只发短信。他说也许很快有一天，他会“逼着自己”去给某人打电话。“这也许是一种让自己学会交谈的方法……因为在以后的生活中，我需要学会如何与别人对话，而不是长时间这样尴尬的沉默。我觉得从长远来看，现在的电话交谈对我有利，因为这样我能学会交谈。”现在，就连老一辈都开始避免电话交谈。如果你发现自己好像随时待命，那么你就可以开始逃避现实中严酷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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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电话，源于我们的“脆弱”而不是“打扰”或“被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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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研究的孩子们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多孩子刚过了蹒跚学步的年龄，就通过美国在线接触到了网络。而他们的父母则是成年后才开始网络生活的。在这一领域，他们这代人从开始就扮演孩子们的追随者的角色。这一模式还在持续发展：统计显示，Facebook上增长最快的人群年龄介于35～44岁之间。传统观点总是强调这些成年人同他们的孩子之间的差别——从根本上区分数字世界的“移民”和“土著”。但是他们有很多共同点：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被操控的感觉。如果孩子们出于学校或是异性关系方面的原因，将网络视为可以藏匿或划清界限的场所，那么他们的父母则筋疲力尽地想要掌控一切，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让大多数交流通过网络或短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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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一直在线，一直工作，一直随时待命。我记得几年前同朋友和她的儿子共同庆祝感恩节。他的儿子是一名年轻的律师，公司刚刚给他配备了BP机。那时，所有在座的人，包括他自己，都嘲笑“法律紧急情况”这一说法。到第二年，他就无法想象如果不随时与办公室取得联系将会是什么样子。曾经只有医生才有BP机—— 一种轮休时的负担。现在，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负担，这成为一种个人资产或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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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家人和同事，我们随传随到。一天早上，我在伯克郡徒步旅行时，遇见了47岁的曼哈顿地产经纪人霍普。她随身携带手机。她说她的丈夫可能会给她打电话。事实上，他每半个钟头就会打一个电话。霍普略带歉意地说，她并不喜欢打电话，但是她爱自己的丈夫，而她丈夫需要如此。她每个电话必接，直到最后一个电话信号不太稳定。“太好了，我们已经出了服务区，”她边关机边说，“我需要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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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感到越来越需要理由来让自己独处，需要不接电话的理由。当人们想要化解压力时会求助于科技，而这种压力恰恰是科技带来的，这是一种辛辣的讽刺。人们开始使用来电、短信过滤软件，这些软件可以帮助自动屏蔽他们不想看的短信、不想接的电话。霍普和奥德丽年龄相差30岁，两人却都将发短信视作解决“电话”问题的方案。两人都认为压力来自实时通信。正因如此，霍普解释说她正在劝说丈夫改为发信息。也许她的丈夫会发送更多的信息，他可以比打电话更频繁地发信息，而她则没有必要立刻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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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电子通信错综复杂的感情，并不表示我们对联络人缺乏感情。只是信息流让我们无法找到独处的时间——没有人向我们展示依赖或是情感的时间。独处时，我们并不是拒绝这个世界，只是有自己思考的空间。如果电话总在你身边，想要独处似乎变成了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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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不断变化的关系填满我们的生活，拒绝独自思考和梦想，忙到精疲力竭，我们做了一场新的浮士德式的交易。即在彼此独处的情况下打交道，这是数字时代人们新的共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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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就职于波士顿一家大医院的36岁护士，每天早上都会去看望她的母亲。然后到商店买食品，打扫房间，准备上班。上完8个小时的班，吃完晚饭后，就已经晚上9点多了。“我没有时间和精力社交，”她说，“甚至给朋友打个电话的精力都没有。我的同学遍布全国，我会给他们发邮件。登录Facebook，我就不觉得孤单了。即使我登录的时候别人不在线，但感觉上他们却在。我看到他们的新照片，了解他们最近做的事情，我就感觉与时俱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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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52岁的离异者从小就乐于参与志愿者工作，并且喜欢和朋友一起喝下午茶。如今，她是一个全职办公室经理。她对于新时间表感到很不适应，她说她“很惊讶”地发现自己不再给朋友打电话。她满足于发送邮件和Facebook信息。她说：“打电话就像‘入侵’一样，我感觉扰乱了朋友的生活。同样，如果他们给我打电话，我也感觉被打扰了。工作之余，我想要回家，在Facebook上看看孙子们的照片，发发邮件，就感觉与人联络了。我很累，没有准备好见人——我说的是面对面的相见。”对于曾经十分普遍的电话，两位女性都感到为其所累。它的设计缺陷是通话只能实时进行。电子邮件的初衷是避免人们奔波劳顿，结果使人们连措辞打电话都觉得困难了，更不要说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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