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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52岁的离异者从小就乐于参与志愿者工作，并且喜欢和朋友一起喝下午茶。如今，她是一个全职办公室经理。她对于新时间表感到很不适应，她说她“很惊讶”地发现自己不再给朋友打电话。她满足于发送邮件和Facebook信息。她说：“打电话就像‘入侵’一样，我感觉扰乱了朋友的生活。同样，如果他们给我打电话，我也感觉被打扰了。工作之余，我想要回家，在Facebook上看看孙子们的照片，发发邮件，就感觉与人联络了。我很累，没有准备好见人——我说的是面对面的相见。”对于曾经十分普遍的电话，两位女性都感到为其所累。它的设计缺陷是通话只能实时进行。电子邮件的初衷是避免人们奔波劳顿，结果使人们连措辞打电话都觉得困难了，更不要说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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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岁的丹是一名法律教授，他说他从不在工作中打扰同事。他不打电话，也从不要求见面。他说：“他们可能在工作，或是忙别的事情。可能时机不对。”我问他这个习惯是不是刚养成的。他说：“是的，我们曾经出去玩。那感觉很好。”然后他用“人们现在都很忙”来回应他的观点。曾经在学校里经常做的事情现在变成了一种打扰。接着，他停顿一下更正说：“我这么说不是很诚实，其实我现在也不想跟人说话，不想被打扰。我觉得我应该去打电话，那种感觉会很好。但是在手机上跟人沟通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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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普遍流行的态度对于25岁的休来说有些艰难。他说他的需求要超出电子邮件和Facebook所能提供的。如果没有时间见面，他希望朋友可以给他打电话，这样他就能“享有此人的全部注意力”。但是当发信息给朋友安排电话时，休说一定要清晰表达自己的意图：他想要“私人电话时间”。他解释说：“这一时间内，需要打电话的对方承诺不会接听别人的电话，也不做任何别的事情。”他说当与朋友通电话时，感到对方还在发信息或是登录Facebook，就会感到很沮丧。这种情况很常见。“我甚至都不想他们走路。我无法与赶场参加销售会议的人认真地通话。私人电话时间是最难得的。人们不愿作出这样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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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热衷于通过发信息进行联络的年轻人也同意休所说的全神贯注的困难。一个16岁的男孩说：“我对别人讲，跟我说话，现在到我的时间了。”另一种尝试就是要求朋友打有线电话，因为那意味着当通话时他们是在固定位置，通话信号也很清晰。他说：“最好是让人给你打有线电话……那是最佳了。”曾几何时，用有线电话通话而不被打扰是再普遍不过的事情了，而如今却成了稀奇的事情，就像王冠上的珠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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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说，最近他得到私人电话时间时，倒有些后悔了。这要求人们坐下，专心聊天。他把标准定得太高了。“如果我没有谈论到忧郁症、离婚或是被炒鱿鱼之类的事情，他们就会感到失望。”休笑着说，“你要求私人电话时间，你最好有不错的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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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电话的壁垒如此之高，以至于有重要事情时人们也会退缩。律师塔拉在之前承认，通过电子邮件交流，是“处理”她的朋友。她给我们讲述一个友谊如何被削弱的故事。塔拉同她法学院的同学艾丽斯每年相聚4次。最近，两位朋友互发邮件来确定约会日期。在错过很多次之后，她们最终敲定了时间和餐馆。艾丽斯并没有为聚餐带来好消息。她的姐姐去世了。尽管相隔千里，这对姐妹却每天通话。失去了她的姐姐和每日的通话，艾丽斯觉得无所依靠。吃饭时，艾丽斯告诉塔拉她姐姐的死讯，塔拉觉得很沮丧，几乎发狂。她和艾丽斯发了几个月的邮件，为什么艾丽斯不说呢？艾丽斯解释说，她和家人在一起，忙于各种事务。她轻描淡写地说：“我只是觉得这样的事情不适合在邮件里说。”艾丽斯是最需要得到朋友支持的人，却反过来安慰塔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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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说，她为自己的反应感到羞愧。她那时和现在都应该安慰艾丽斯，而不是关心自己作为对方闺蜜的等级。但她还是觉得受到了冒犯。毕竟，她们“联络”了很长时间。塔拉不断回想，若是打电话商定约会的事情，也许她就会知道艾丽斯经历了什么。她说：“我或许能从声音中觉察出来。我会生疑并邀她出来见面。”但是对塔拉来说，和其他人一样，电话是打给家人的。而朋友，即使再亲近，也不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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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逃避打电话，但是觉得有所失。对年轻人来说，情况就不甚明了了。西尔弗学院的大三学生梅雷迪思谈到她几个月前通过即时信息获悉一个朋友的死讯。她很庆幸当时没必要见人或是说些什么。她说：“当时在放假，我待在家里，也没有去看任何住在附近的人，然后朋友罗茜发信息给我说朋友去世了。我很震惊，六神无主，但是还好。要是看见什么人的话，我可能会不知所措。我不见任何人，只是在线跟人们诉说，我挺过来了。如果她们当面告诉我的话，情况可能会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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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梅雷迪思继续说下去。她解释道，如果坏消息是通过信息传递的，她能够自持。如果是通过电话，那就太糟糕了。她说：“我没必要在人前表现得很沮丧。”事实上，得到消息后的一整天，梅雷迪思仅通过短信和朋友交流。她用简短的文字叙述：“仅仅陈述事实而已。‘你听说了吗？’‘听说了。’就这样。”即时信息使她得以排遣情绪。在学校见到其他人的时候，她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一见到我的朋友们，我感觉糟透了。”卡伦和比阿特丽斯讲述了类似的故事。经由即时信息得知她最好朋友卡伦父亲的死讯。她说：“通过电脑知道消息会好过一点，更容易一点。我可以一点点地接受，没必要在任何人面前失态。”比阿特丽斯回应说：“我不想听到坏消息。但如果发信息告诉我，我能保持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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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轻的女性想通过网络的庇护来处理强烈的感情。同现实相比，网络提供了另一条处理情感的途径。压力之下，她们最想保持镇静。但她们无法沉着，无法保持镇静的时候，她们找到了新的逃避方法：拿起电话，发信息给不在屋子里的朋友们。当这代人迅速地说出“不要打电话”时，我看到了他们的脆弱。他们将自己的真实感情拒之门外，同样被拒之门外的还有能帮助他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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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传递情感，我们却巴不得让声音在生活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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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第一次读到人类通过面容互相识别身份的时候，我觉得语音也有同样的作用。但是和许多研究对象一样，我技术性地遗忘了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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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打算和一位同事乔伊丝共进晚餐。就在前一天，我的女儿被大学录取了。于是我给乔伊丝发邮件说我们有了更了不起的庆祝理由，乔伊丝回复了祝贺的短笺，她也曾和自己的子女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所以很了解我的轻松释然。在共进晚餐的时候，乔伊丝说她想过打电话祝贺我，但是感觉有些干涉我的生活。我也承认，我之所以没有打电话与她分享这一好消息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乔伊丝和我都受到了习惯的约束，但是我们都乐于遵守它。乔伊丝承认：“我不受电话的打扰，使我感觉自己能更好地控制时间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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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伊丝和我都发现自己不满于渴望。当我们独处时，收到了令我们欣慰的邮件，免去了在真实世界中关怀问候的义务。尽管我们并非刻意去避免直接的语音交流，但是不能否认邮件交流带来的轻松。声音的交流只能是实时的，而我们都如此忙碌以至于没有这样的交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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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的可视语音信箱受到欢迎，因为它使人们免去了必须去听信息才能知道发送者是谁的麻烦。现在又出现了自动将语音留言转化为短信的技术。我采访了一位大学新生莫琳，她为自己发现了这种技术而兴奋不已。她说只有父母才给她发语音留言。“我爱我的父母，但是他们不懂得使用手机，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发送很长的语音留言了，内容太长就难以听完。现在我可以把它们转为短信翻看，这真是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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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际联系领域，我们的观点从最早的“聊胜于无”转变为现如今的“更好的选择”。很久以前，我们就期望能够和远方的人联系，先是写信，然后是电报，之后是使我们听到对方声音的电话，这些在无法面对面交流的时候都无比方便。接着，因为时间的稀少，我们开始使用手机来代替相聚见面。在20世纪70年代，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生活在通信的统治之下，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电话，因为电话录音机会为我们回复所有的来电。电话录音机原本是设计用来不在家时留言的，但是后来它成了“放映机”，成了我们世纪之末的维多利亚时代式的名片卡。后来，语音信箱代替了电话录音机，而其产生的原因不过是无人接听电话。人们出于某种目的，明知道对方不在家还要打电话。因此，人们学会了忽略电话而“让语音信箱去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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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声音被移出了语音信箱，因为短信要更快捷。电子邮件使我们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时间和情绪表达。但是接着我们发现，它还是不够快捷。在移动通信的帮助下，比如短信和Twitter，我们可以时时刻刻都与他人和社会保持联系。可是这一系统也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我们断断续续地用短信表达自己，由于我们发送的内容多而且群发的对象也多，因此我们会收到更多的回答，数量之多会令我们筋疲力尽。莎士比亚也许会说，我们“在消耗着那些滋养了我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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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些草草写下的文字给了一位朋友，这些描述似乎十分正确，但同时又显得漏洞百出。作为一位知识渊博的诗歌教授，她说：“我们不可能都像林肯或者莎士比亚那样写作，但是即使最资质平庸的人也有一种惊人的工具：声音，它用来传递人类的情感。为什么我们要把它从我们的生活中剥夺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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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开始变得清楚。在短信、留言和电子邮件中，我们隐藏的内容不比我们表达的内容少。我们可以把自己更好的一面展示给别人，也可以更快、更容易地处理好一件事。聆听只会使我们节奏放慢。一条语音记录可以加速播放，但是它必须实时播放，或者转化成其他文本形式，或者干脆避免，都会更好。科学家在努力研究让机器人识别人类声音，但是我们却乐于避免使用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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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短信、留言和Twitter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信和语音交流。当塔拉懊悔自己没有给朋友艾丽斯打电话的时候——艾丽斯本来可以听到塔拉的难过和伤心，这就是一个习惯于听到声音而为失去它感到难受的例子。下面则是一个试图在传统框架内重新平衡事物的故事。我提到过特里，艾丽斯的法律合伙人。他遇到了完全不同的情境，使他无法平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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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弟弟得知他的妻子怀孕了，他把这些写到了博客上。他没有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当我读到博客题目的时候我给他打了电话。我非常愤怒。他完全不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小题大做。他每天都写博客记录他的生活，这是他的习惯。所以当他们夫妻俩从医生那儿回来的时候，他立刻就把这件事写入了博客。事实上，他说这也是他和妻子庆祝这件喜事的方式之一，那就是拍下一张他举起香槟而她举起橘汁的照片传到博客上。用照片和其他方式，在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中庆祝。当我抱怨的时候，他们的回答让我感觉自己像个小女孩一样。你是不是认为我太过古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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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的故事和塔拉完全不一样。特里的弟弟没有打电话并不是为了节省时间。他不是故意回避，不是忘记，也不是更乐于与其他亲人分享。博客是他私人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们夫妻庆祝生命中重要事件的方式。还有一个和当今网络亲密感完全不同的例子：我的一个朋友做了干细胞移植手术，当她邀请我进入她的家庭博客的时候，我感觉很荣幸。我把它设为我的电脑桌面上的信息提醒。每天，而且经常是一天数次，她的家庭博客会出现医学报告、诗歌、思考和照片的更新。博客里的消息包括病人自己、她的丈夫、她的孩子，还有捐赠给她干细胞的兄弟。既有积极的进展，也有消极的挫折。在博客中，我可以对她和家人的生活感同身受。既有痛苦，也有治疗结束后的喜悦。束缚消失了，她讲述了难以面对面分享的故事。我认真读完了每一篇博文，并且给她发送邮件。而正是她的博客使我发生了变化。我感激她的每一条消息，却奇怪地羞于打一个电话。这是在干涉她的生活吗？我想起了特里，像他一样，我也试着在这个网络成为了亲密小圈子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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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带来了新的空间。在这个新兴空间的一端，我采访到在同一张床上给对方发短信或者电子邮件的夫妻。有些人说他们想在系统内留下请求或感受的记录。还有家庭博客，在这里可以宣布婚礼，宣布病情的变化，或者和爷爷奶奶分享照片。在这里，人们可以做回自己。而在这个新兴空间的另一端，在网络游戏和虚拟社区内，人们寻找自我、迷失自我，或者发现新的自我。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在这里一切都不是清晰明确的。奥德丽说过，Facebook的自我简介是“我的虚拟化身”。当你模仿甲壳虫乐队中的林戈·斯塔尔（Ringo Starr）时，你的“虚拟化身”就成了你的“第二个自我”。在这种模仿文化中，我们变成了“半机器人”，而且很难回到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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