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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最开始，Facebook和用户就信息控制的适度问题处在一个“拔河”阶段。可以预见，这种模式就是Facebook宣布其所有占有权，并把它作为商业用途。接踵而至的是抵抗和Facebook撤销。随之而来的又是另一浪潮，这通常来得比较微妙。一个16岁女生的点评很典型：“Facebook对于其制度改个没完，你可以试着修改他们的制度，但是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把这些制度放在一些难懂的条文当中。”她自己从不阅读那些条文，她想，最终Facebook还是会得到它想要的。“你可以试着让Facebook做些改变，可能几年之后他们会采取行动，可能永远不会，事实就是这样。”谷歌在这个舞台上的进退有着同样的模式。只要Facebook和谷歌仍然为人们所需，例如索求信息，年轻人知道他们会提供。他们也对此束手无策，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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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互联网企业家解释说这里面没有什么文章可做。早在1999年，太阳微系统公司的合伙创始人斯科特·麦克尼利（Scott McNealy）说过：“不管怎样，你没有隐私可言，想开点吧。”10年后，谷歌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也加了一个新的解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最近他做了一个关于网络记录的预测——不久的将来，所有年轻人都将被赋予权利去更改自己的名字，以及清除他们网络上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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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隐私泄露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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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开始调查研究那些在网络上进行身份实验的人。他们制作头像与网站。在那些日子里，网页和一些虚拟场所消失是很正常的，因为那些经营这些网站和虚拟场所的狂热者对这个网站失去兴趣，或者失去访问服务器的权限，或是创造了新的东西。当这样的事情出现时，人们往往转向别的网站。转向其他网站意味着你对头像以及一些虚拟社区的付出都付诸东流。互联网显得如此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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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上的网友有着不同的上网期望，他们希望Facebook这家公司以及其后继公司永远都存在。这种期望可能导致“行动”。当然，人们在遭到不幸事件后迟早会悔恨。18岁的格洛丽亚凝视着自己在Facebook上发的各种帖子，说道：“就像互联网会敲诈勒索我似的。”她一直以来都很小心。她没想到在公众面前做的事情，在Facebook上永远都不会消失，会一直保留在那。每天她出去参加舞会、聚会，或是去咖啡厅，朋友都拍照片并上传到网络。她不想因为某种行为不端而导致她不能登录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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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的大一新生赫斯特开始担心她上传到网络上的所有东西，那些东西一旦传了上去，要想再删除就晚了。她说：“这的确是网络生活不好的一个方面，在打字机上，你可以把打印的东西拿出来撕掉，但要是网络在线的，就无法这样轻轻松松地‘撕掉’。大家都可以复制、粘贴，大家都可以用邮件传送给彼此，大家都可以打印出来，当你在网络上写东西时你得特别小心，因为大部分的东西，一旦你把它放到网上，它便一直在那了，很多人……他们或许可以看到，或许看不到，但无论怎样，它毕竟还是在那。”这就是一个“剪切、粘贴”的世界里的生活。更糟糕的是，就是一个“剪切、编辑、粘贴”的世界里的生活。一名哈德利学校高三的学生对于网络对话可能发生的事情做了如下综述：“大家可以保存它，你并不知道他们在保存，或者他们可能复制、粘贴，然后发送给其他人，你觉得是个人的，但事实上却不是你想象得那样。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向里面添加一个他们想添加的。他们可能发给一个朋友，让一个人显得比实际要糟糕得多。你所说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保持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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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罗斯福高中女生担心地说道：“我的学术评估测试指导老师告诉我，不要在电子邮件里说任何傻话，因为它总会被人们知道。这对我来说有点吓人，因为我每天都给我多伦多的朋友发邮件，当然在邮件当中我提到了其他的朋友，有时候也对他们稍做一些不想让他们知道的评论。所以我希望没人会发现。”一个罗斯福的高一学生已经意识到互联网是一个永久记录，所以他决定把他最个人的想法都写在纸上：“我把我的秘密都写在日记本里，而不是在电脑里，也不在我的网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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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见过布拉德，18岁，对待互联网十分谨慎。他知道他的网络生活不是个人的。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努力不去想这件事。但最近，他遇到了麻烦。最令他烦恼的是他的朋友对聊天记录的利用。他解释说：“任何时候你打出点东西，甚至在你还没完成或者没有同意任何事情的时候，聊天记录就已经把你的东西保存到了文件夹。”他之前并不知道还有这回事，直到有一次，他的朋友突然中断了和他的对话。那时候，他们都是高二学生，她提起了高一时他说过的一些话，整个高中她都在使用聊天记录。布拉德说道：“知道她的时间就是花在那种聊天上面，我感到很震惊。”现在，他受着两个感觉的煎熬，一种是对于自己被不知不觉地记录下来的失落感，一种是对于自己的震惊很生气。他说：“毕竟，我知道即时信息对话是怎样进行的，我想我是听过这回事的，但后来自己又忘记了。我知道对于一些人，他们会把聊天记录打开，这是一个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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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责备自己发送信息时太随意。一想起高一那年他的那些漫无边际的讲话，可能会出现在某些人的Facebook上、博客中或是其他任何地方，他就无法原谅自己。他不是很清楚哪些不好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但他的焦虑却是真的。他们的消息记录真是糟糕，他说过的话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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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说他不再觉得网络生活是一个放松或是做回自己的地方。“因为这里一切都被记录，这完全就是另一码事了，你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做事要小心。”如果在聊天当中发脾气了或是被误解了，他说：“我可能会说，‘不好意思，抱歉’或是‘让我重复一遍’。或者我可以讲个笑话一笑而过。”在线时，即使没人记录你，Facebook也在记录着。“我听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一些人在他人Facebook的留言板上留言或是跟帖，第二天，他们为此而感到难过，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是愚蠢的。只是一时冲动的，他们就像冲昏了头一样。”但它就在那里，代表着最差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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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承认说：“当然，如果你亲口说一些愚蠢的话，或是亲自做一些愚蠢的事，之后你还会想起此事。”但在面对面的交流当中，他便有余地解释那些一般性错误。在网上，可能总是有人在收集你犯错的“视觉证据……保存好的书面证据”。布拉德也不再埋怨科技带来的种种可能性或是那些未经你许可而做记录的人。他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意思是那些生活在数字世界的人应该知道发脾气是不容许的，或在线说些你不想因此引来麻烦的话。除此之外，布拉德说：“没有必要使用在线交流方式来表达你发自内心的情感……你没有必要在网上快言快语，因为你完全可以等上几分钟，不在键盘上敲打任何东西，慢慢冷静下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自我管制对达到一个完美的自我是有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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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拉德谈论那些破坏交流的“视觉证据……保存的书面证据”的时候，他听起来像是受过他人追踪似的。我向他询问那些保存他信件的人，他说这并没让他感到烦恼。在信中，他解释说，他在写之前会先想好，有时候为了写好一封信他会重复好几次。但是对于他来说，尽管在这方面有经验，互联网对话感觉还是像试探性的。你要养成边写边思考的习惯。尽管一切都是“组合而成的”，他勉强感受到了“一种进入自由区的体验”。16岁的奥德丽描述了一个类似的“断开”。她觉得在线生活是一个试验的瞬间。但她知道电子消息是永存的，学校和未来的雇主有办法进入她的Facebook。她所感觉到的和她所知道的并不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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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和奥德丽都经历过电子通信的矛盾论。你盯着办公桌上或是手中的屏幕。在电子信息的束缚里，我们想象着我们在写给我们所希望的那些人，我们写给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这让我们感到安全。你觉得身在一个私人而又短暂的地方。但你的通信都是公开的、永存的。对数字通信和它的现实情况两种感觉之间的脱节，向人们解释了为什么大家仍然在发送破坏性的电子邮件、短信和消息，这些都证明了他们对法律的侵犯，对配偶的欺骗。人们试图强迫自己，使得他们的行为与他们所知道的、而不是他们所感觉到的相一致。当人们试图忘记“互联网没有隐私”这一事实的时候，媒体却与之串通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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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17岁的伊莱恩，她认为互联网让害羞的人更容易交到朋友，因为躲在屏幕之后，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压抑。伊莱恩对于这种“自由”空间的感知是相互冲突的。比如，她知道她在任何一个像Facebook的网站上所做的一切都会始终存在，并被Facebook占有。但一旦在线，伊莱恩就没了信心，她会记得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传给后代。互联网可能是永远的，但要牢记这一点还需要一个过程。她认为如果说“在互联网上发生的事情会一直停留在互联网”有点不切实际。她表示那样说也“太难了，健忘有时候也是人之常情”。有些人说他们可以将他们的现实生活和网络生活很好地区分开来，对这样的人她持怀疑态度：“对于在互联网上的一切，每个人都可以复制、粘贴或保存……如果你和某人面对面聊天，而这没有被录音，那么你可以改变你的意见和想法，但是在网上就是另一回事了。在互联网上，你说的一切都被录音。你不能说，‘我的想法已经不同了’。你也许可以的，但同时，你之前说过的已经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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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互联网视为实验和自我表现的平台是有道理的。然而，伊莱恩认为她能自由地去做一些“将被永远记住的”事情。但还是俗话说得好：“自由”与“永恒”在一起是行不通的。伊莱恩说：“我觉得我的童年被互联网夺走了。我不应该去考虑这些事情。”当唐上大学的时候，她试图擦除她的Facebook页面。她说：“我想要一个全新的开始。”但她能删除的东西并不多。她的朋友们的页面上有她的照片和她留下的信息。所有这些都将一直在那儿。她说：“这就像有人即将发现一个可怕的秘密，一个我自己并不清楚在哪儿遗漏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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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就像布拉德那无法原谅的自我批评（“我应该知道……你没有借口……”），你将看到工作中的自我监察的一个新的管理体制。还是刚刚学步的小孩，他们学习如何在线打字，随之他们发现它是永存的。我们知道第一代人经历青春期的事情，知道他们第一次失足，知道所有尴尬的姿势，这一切都被“冻结”在计算机的内存里。有些人可以忘了这一切，有些人却做不到，有些人不会忘记，而有些人，我觉得也不应该忘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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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一代人的时间，人们才开始渐渐明白：在互联网上，“删除”和“擦除”只是隐喻。文件、照片、邮件和搜索历史只从你的视线里“删除”和“擦除”。互联网却从来没有忘记。其记忆能力强大得让人难以相信，因为人的第一直觉是它令人难以置信。一些青少年否认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些人觉得它“不公平”，他们宁愿像乌龟一样，一辈子背着自己重重的壳。哈德利高二学生科尔宾评论这个观点——在互联网上什么都不会消失。他说：“我在Facebook上写的所有东西，都将永远存在。对于你做了些什么，你不可以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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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在那，当然人也会在那。你加某人为好友，并当成10岁小孩看待，如果不想做朋友，则需要采取积极行动。原则上，每个人都想跟他的发小保持联系，但是Facebook使得“一个过去结识的人”这个概念比较接近“不合时宜的人”。科尔宾有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安。他说：“作为第一次，人们跟你保持朋友关系。这样你就更难放开你的生活和向前迈进。”16岁的桑杰不知道当他长大之后，会不会在他朋友的留言板上留下什么。他总结了他的担忧：“第一次人们可以与他们生活中的所有人保持联系，人们会遗忘高中同学，重拾一个新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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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永恒不息的焦虑。10年前，我认为我们网络生活的流动性、灵活性和多重性鼓励着某种自我，罗伯特·杰伊·利夫顿将此称作“千变万化”。现在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有用的比喻。但千变万化的自我受到持久的人和各种资料的考验。一个不确定未来的幻觉支撑着这种千变万化的感觉。出现在他人的电脑或者手机上面的这种经历是如此的隐私，隐私到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的真实处境。每一次的联系，我们都留下电子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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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也认为互联网为青少年提供了凭借身份去尝试的空间，相对而言，对于这种尝试他们不需要为其后果负责。就像埃里克·埃里克森所认可的——他们必须这样。但持久的人和各种资料同样也破坏了这一可能性。我曾跟一些青少年聊过，他们一个月收发短信高达6 000～8 000条，一天花几个小时在Facebook上，同时还交错着即时信息和谷歌搜索，所有活动都留下了痕迹。“暂停”这一想法很难与本身就能产生电子阴影的生活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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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潘看不到他的影子，他是永远都长不大的小男孩。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得说这里有许多焦虑），电子阴影下的生活也开始显得自然，这种阴影好像会消失——直到一个危急时刻降临：诉讼、丑闻、调查。那时候，我们真是到了“有患无备”的境地了，转过身来才明白，现在我们一直都在作茧自缚。但大多数时候，我们表现得好像阴影根本不存在，而不是简单的看不见。事实上，大多数跟我一样担心这种持久在线的资料的青少年，他们都试图把它抛诸脑后。对于“冻结”空间的需求是如此强烈，如果他们一定要忘掉这些的话，他们愿意去虚构小说中寻找，这是一种可以理解但不稳定的决定。你打个电话、发条短信、在Facebook上留言都会留下痕迹，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正因为此，人们表现得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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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也生活在小说里。一些人表现得好像电子邮件是私人的一样，尽管他们知道不是这回事。还有一些人说，他们在网络上从来没有进行过重大的业务或是私人的谈话，他们坚持对于任何重要的事情，他们只通过安全的固网电信交流。然而，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他们也常常承认，很多次他们并没有按照自己的规则办事。很多时候，经常出现因为电子邮件中的轻率行为而导致羞愧脸红的低头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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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这个问题算不上是什么问题。他们指出，从历史观点上说，隐私是一个全新的理念。这的确没错。尽管在历史上是全新的，但隐私已经很好地“服务”了现代 “亲密”和“民主”理论，没有隐私，亲密的界线便会变得模糊。当然，要是所有信息都被收集，那么每一个人都将成为情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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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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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为政治做的好事已经司空见惯了，它为我们的信息提供了新的来源。比如，我们可以通过由手机摄像头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来了解世界各地的政治事件。网上可以进行组织与筹款活动。霍华德·迪恩在2004年的民主党初选中，网络已经被用来聚集人群。贝拉克·奥巴马竞选阵营把迪恩时代的“偶遇”理念，转变成一种把支持者从虚拟中“拖”到彼此的家中或是“拖”到大街上的工具。当谈及隐私问题时，如果涉及互联网的是非，我们不会轻视其中任何一个积极的方面。除了被动性和解析度，政治言论还有个寒蝉效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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