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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也认为互联网为青少年提供了凭借身份去尝试的空间，相对而言，对于这种尝试他们不需要为其后果负责。就像埃里克·埃里克森所认可的——他们必须这样。但持久的人和各种资料同样也破坏了这一可能性。我曾跟一些青少年聊过，他们一个月收发短信高达6 000～8 000条，一天花几个小时在Facebook上，同时还交错着即时信息和谷歌搜索，所有活动都留下了痕迹。“暂停”这一想法很难与本身就能产生电子阴影的生活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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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潘看不到他的影子，他是永远都长不大的小男孩。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得说这里有许多焦虑），电子阴影下的生活也开始显得自然，这种阴影好像会消失——直到一个危急时刻降临：诉讼、丑闻、调查。那时候，我们真是到了“有患无备”的境地了，转过身来才明白，现在我们一直都在作茧自缚。但大多数时候，我们表现得好像阴影根本不存在，而不是简单的看不见。事实上，大多数跟我一样担心这种持久在线的资料的青少年，他们都试图把它抛诸脑后。对于“冻结”空间的需求是如此强烈，如果他们一定要忘掉这些的话，他们愿意去虚构小说中寻找，这是一种可以理解但不稳定的决定。你打个电话、发条短信、在Facebook上留言都会留下痕迹，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正因为此，人们表现得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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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也生活在小说里。一些人表现得好像电子邮件是私人的一样，尽管他们知道不是这回事。还有一些人说，他们在网络上从来没有进行过重大的业务或是私人的谈话，他们坚持对于任何重要的事情，他们只通过安全的固网电信交流。然而，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他们也常常承认，很多次他们并没有按照自己的规则办事。很多时候，经常出现因为电子邮件中的轻率行为而导致羞愧脸红的低头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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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这个问题算不上是什么问题。他们指出，从历史观点上说，隐私是一个全新的理念。这的确没错。尽管在历史上是全新的，但隐私已经很好地“服务”了现代 “亲密”和“民主”理论，没有隐私，亲密的界线便会变得模糊。当然，要是所有信息都被收集，那么每一个人都将成为情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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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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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为政治做的好事已经司空见惯了，它为我们的信息提供了新的来源。比如，我们可以通过由手机摄像头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来了解世界各地的政治事件。网上可以进行组织与筹款活动。霍华德·迪恩在2004年的民主党初选中，网络已经被用来聚集人群。贝拉克·奥巴马竞选阵营把迪恩时代的“偶遇”理念，转变成一种把支持者从虚拟中“拖”到彼此的家中或是“拖”到大街上的工具。当谈及隐私问题时，如果涉及互联网的是非，我们不会轻视其中任何一个积极的方面。除了被动性和解析度，政治言论还有个寒蝉效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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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谈论互联网时，年轻人做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区分，这个区分介于将会受到原谅的尴尬行为和可能会让你陷入麻烦的政治行为之间。对于高中和大学生，彼此之间的“潜行跟踪”和其他的任何事情属于第一类行为。将此类动作编码为尴尬的，他们觉得你可以为你的尴尬行为道歉然后继续生活。毕竟名人文化都意味着“入侵”和“改造”（这些年轻人以“欺负”他们的同辈而得到慰藉，这也是上述模式的一部分——他们的那些将被原谅的尴尬行为）。但对于你的政治行为，比如签署请愿书或示威活动，你就必须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位18岁受访者这样说道：“互联网有时肯定会让你想抗议或是其他什么，不过那时会有数不清的摄像机对着你。你都不知道应该在哪儿发表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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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问题有其政治主张。对许多人来说，“总之，我们无时不被监视，所以谁还需要隐私？”这种想法已是司空见惯了。但这种心态是要付出代价的。威比奖是一个发掘最好和最具影响力的网站的评比奖项。在它的一次颁奖典礼上，有关庆典仪式的新闻铺天盖地，仿佛是政府的窃听丑闻。当非法窃听的问题被提出时，那些“在互联网上有极具影响力的人物”的普遍反应是不把这个问题当作问题。有很多人在讨论“所有信息都是好资料”、“信息想要免费”和“如果你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这些话题。在颁奖前的一个鸡尾酒会上，一个网络大师向我生动讲述了窃听的争议问题。令我惊奇的是，他引用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圆形监狱”理论（用来隐喻那些数字监控和数据挖掘等）来解释为什么他不担心互联网上的隐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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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看来，现代国家的任务是创建一个自我监控的公民体系，以此来降低对实际监控的需要。自律的公民遵守规则。福柯写道：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之所以要设计一个“圆形监狱”是因为它捕捉到了一个公民究竟是怎样被塑造的。“圆形监狱”仿佛是一个车轮般的结构，监视人就在其正中心位置，不论监视人实际上有没有在场，人们总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如果这个结构是一所监狱，犯人知道警卫人员可能随时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后，这种架构使得他们形成了一种自我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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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圆形监狱”就是一个隐喻，形象地描述了在现代国家，每一个公民是如何成为他自己的警察。暴力已经不需要了，因为国家创造了顺从的公民。国家时刻在监控、监视，每个人都在自我监察。以此类推，在威比奖典礼上，我的聊天伙伴说，互联网会一直监控，所以即使偶尔有人真的在监控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没有做错什么，你就是安全的。福柯对规训社会的批判态度，在技术专家的手中，为美国政府利用互联网来监视其公民提供了理由和依据。鸡尾酒会上，我们身边到处都是点头赞同。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思维方式的一种变体，这在技术社区里十分常见，且在高中生和大学生的群体中越来越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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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放弃你在MySpace或是Facebook上的隐私，比如从你的音乐喜好到你的身体疾病等方面的隐私，那么与其他人相比，你受到那些知道你跟谁打电话，或是知道你频繁登录什么网站的、匿名政府机构的麻烦要少得多。有些人甚至对一定程度的公开曝光感到高兴、满足，感觉像是一种认可而不是违规。被人注视意味着他们并不是微不足道的或孤独的。互联网使得一代人在线交谈，对于他们之间的所有对话，任何关于网络隐私的讨论都会导致“辞呈”与“疾病”。青少年的隐私将会被侵犯是必然的事，当我跟他们谈起此事时，我沉浸在20世纪50年代布鲁克林的那段与众不同的成长经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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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处在麦卡锡时代，我的祖父母被吓坏了。他们有着东欧的背景，他们看到在听证会上麦卡锡并不是被判定为抵制爱国主义，而是被判定为人权攻击。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曾让政府监视其公民。政府查看你的邮件，从来就没有什么好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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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情况不同了。当我还是个小孩时，我和祖父母一直住在一座公寓大楼。每天早上，我的祖母带我到楼下的邮箱。看着那闪闪发光的黄铜大门，她读着门上写的名字说：“人们并不害怕写上他们的名字，他们不怕所有人看到。”我的祖母会这样跟我说，好像它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在美国，没有人能看你的邮件。因为这是一个弥天大罪。这也是这个国家美好的地方。”最早的时候，我邮箱里的公民教育课程把隐私和公民自由联系到一起。我想到对于那些懂得他们的电子邮件和信息都是共享、不受保护的情况下而生活的孩子们，今天的一切是多么不一样。我又想到那位在威比奖颁奖典礼上“谦虚引用”了福柯的话的互联网专家，他们认为互联网完成了“圆形监狱”的梦想，并总结了自己关于网络的政治立场——这样做只是为了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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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时一个公民不应该简单只做顺民。“你必须留有说 ‘不’的空间，真正的说 ‘不’。还需留有技术空间（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邮箱）和心理空间。这两者相互交织。我们创造技术，反过来，技术塑造、影响着我们。祖母让我成为一个布鲁克林公寓大厅的美国公民，一个公民自由的支持者，一个个人权利的捍卫者。我18岁的女儿仍然认为Loopt（一种使用苹果手机的全球定位系统功能，来显示她的朋友在何处的应用程序）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但她还是表示如果她所有的朋友都用Loopt，她觉得很难把它从手机中删除：“他们会觉得我有事在隐瞒，对此我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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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社会里，也许我们最开始就应该假设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事情需要隐藏，一个私人行动和思考的小区间，不管我们对技术有多么狂热，这个区间必须受到保护。一个16岁男孩一直在我脑间萦绕，他跟我说当他需要打私人电话时，他使用塞硬币的付费电话，他抱怨在波士顿找一个付费电话是多么困难。还有一个女孩也在我脑间萦绕，她是如此概括她对失去网络隐私的反应的，她问道：“谁会在乎我和我平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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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着做一个布鲁克林邮箱旁的公民。对我来说，对于技术、隐私和文明社会展开公开讨论并不是烂漫的怀旧，更不是要阻碍技术进步。它就像民主的一部分，有属于它的一片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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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yranos，国外网站的一种自动生成书信服务。通过它，可以帮助那些笨嘴拙舌的情侣们说出他们的情话。Cyranos赋予了情侣们书写浓情蜜意情书的能力，他们只需要填写一些表格，会按OK键就可以了。Cyranos还可以生成其他类型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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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寒蝉效应，是一个法律用语，在讨论言论自由或集会自由时，指人民害怕因为言论遭到国家的刑罚，或是必须面对高额的赔偿，从而不敢发表言论，如同蝉在寒冷天气中噤声一般。寒蝉效应的发生，将导致公共事务乏人关心，被视为过度限制言论或集会自由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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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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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14 年轻人的怀旧情结 网络世界不是“瓦尔登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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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无二的关注真好！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写信、打电话或面对面聊天，他们喜欢展现一个真实的自我。网络上的“表演”很累人，他们已经厌倦了，他们渴望靠近真实的感觉。年轻人越来越怀念那些正逐渐消逝的美好事物，在他们心里，手机和网络世界不是可以“逃离”的另一个“瓦尔登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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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克利夫是一位就读于西尔弗学院大二的学生，他曾谈论过是不是有可能“穿越”到所谓的“短信前”时代。他说自己过于沉迷于来来回回地发送短信，他必须停止把时间浪费在这种肤浅的“只为得到回复”的沟通上。于是我问他，在他看来，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及时回复短信也不会有太多心理压力？克利夫说有两种情况：“一是你有一个考试，二是你的手机没信号了。”显然他没有考虑如下情况——比如你正在做别的事、思考别的事，或者跟别的什么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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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会见到年轻人走在学校的走廊里，与他们在网络上认识的、也许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朋友”互发信息。我们也曾见过那些年轻人，当他们在线保持联系时会显得十分活泼，而当他们离开屏幕后会陷入迷茫和孤独。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有一半以上清醒的时间都是在虚拟空间度过的。但是这些孩子仍然会兴致勃勃地谈论信件、面对面的约会，以及付费电话等隐私问题。在自我约束下，他们试图构造出一个不同的未来，与那个建立在他们并不了解的过去的未来完全不同。在那里，他们拥有自己的时间，可以与自然、他人和自己的家庭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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