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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地产》一书的作者是建筑师和艺术家弗里兹·黑格，他建议打破传统的前院格局代之以具有视觉观赏性的“可食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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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单一的替代方案可能会带来另外的难题。美国草坪的根本问题是它离初衷越来越远：草坪不再仅仅是一种景观而成了一种理念，常绿、常在、遍及每个角落。最近的研究数据表明，包括高尔夫球场，美国的草坪接近5万平方英里，大约是纽约州那么大的面积。同一份研究说这片纽约州大小的草坪大部分都在草皮草种绝不会生长的地方种植。为了让所有的草坪得到灌溉，需要消耗大量的水。美国环境保护局的研究表明美国当前的用水量接近1/3是用于景观灌溉。美国东北部相对来说是这个国家少数适合草皮生长的地区，在这些地方，替代现代化的、工业化草坪最简单的选择也许是一个多少像18世纪40年代，除草剂甚至洒水车还没有发明之前那样的草坪。《重新设计美国草坪》一书的作者戏称这样的草皮为“自由草坪”，自由草坪上生长各种草种，而且欢迎各种偶然落入其中的种子，也许包括：蒲公英，紫罗兰，茜草，大爪草，繁缕，菊花，棕眼苏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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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草坪仍然需要修剪——适宜用手推的割草机，但是不经常喷水，也不使用化学试剂，如果得了草褐斑病，很快会被野草所替代，不过自由草坪的倡导者称野草为“低矮阔叶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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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草坪运动持续了几十年了，在这期间，几千户美国家庭挖掉了草坪，种上了野花，长成草场或者变成了菜园。但是同时，几百万家庭开辟了新草坪，一项研究表明美国草坪以每年600平方英里的速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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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反草坪运动失败的原因简单解释就是改变很难，人们已经习惯草坪了。对开发商来说，种植草皮是改进景观最简便的方法，草坪也许浪费，也许是破坏性的，甚至可能很危险，但是它最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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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也许是美国草坪的最后阶段，草坪开始是特权阶级的象征，后来演变成了共享价值的标志，而今成了方便省事的权宜之计。如果唐宁今天再回到美国，他会怎么看待那些草坪呢？唐宁热心于景观园艺，对其教化功能尤其热衷，他敦促他的读者改进自己的庭院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精神提升和享受，而是为了大众的利益，他认为通过“模仿法则”，一个优雅的特例就能改变整个粗野的村庄。如今我们的草坪比唐宁想象的还要平整还要柔软，但是我们与美丽的关系依旧模糊，正如反草坪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美国草坪代表着严重的国内问题，属于草坪的空间不断扩展，越来越多的水、化学试剂和合成肥料被用于保养它，可是我们最关心的这些事实际上正在制造出人意料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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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生活小史 机械钟表：时间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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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末期葡萄牙商人和天主教传教士想打通进入中国的道路。但是中国官府把这些外国人看作破坏分子，认为他们会干预中国的政治，带来物质诱惑和精神腐化的危险。官府之所以没有把他们统统都拒之门外，是因为利玛窦和他的那些耶稣会教友们给明朝的皇帝带来了他们想要的知识和机械。皇室尤其对自鸣钟感兴趣，认为这是一个奇异的装置。经过几次北上失败和沮丧南下之后，利玛窦最终获准跟随官员来到北京（时称顺天府）觐见万历皇帝，据说皇帝急不可耐地问：“在哪，自鸣钟在哪？”据利玛窦的记载，万历帝后来花费了1300两银子，在御花园内为自鸣钟建造了一个钟楼，钟楼有楼梯、窗户、走廊，并刻满了人物、亭台，还用黄金和宝石装饰得富丽堂皇。钟楼建好后，万历帝让后妃和一些近臣到此观赏。就这样，在传教士进入中国的过程中，钟表成为了一块“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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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社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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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表明西方的钟表制造业远远超过了中国人的计时法，这在历史上并不常见。从传统上来看，中国人非常关注星空和天象，因为皇帝作为天子，不管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行动，发动战争、缔结和平，决定播种、收割，甚至连什么时候孕育继承人都要遵循上天的指示。而计算时间，也需要追踪太阳和星星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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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的计时法不得不提北宋初年（大约公元1086年）苏颂设计制造的“水运仪象台”。水运仪象台高约12米，是一座上狭下广的三层木结构建筑。它用水作动力，是一架复杂的天文仪器。它的计时部分原名“昼夜机轮”，是一具精巧的水钟。整个计时部分共有五层木阁：第一层是昼夜钟鼓轮。轮上有三个不等高的小木柱，可按时拨动三个木人的拨子，拉动木人手臂，一刻打鼓，时初摇铃，时正敲钟。第二层是昼夜时初正轮，轮边有24个司辰木人，表示12个时辰的时初、时正，相当于24小时。该轮上的24个木人随着轮子转动按时在木阁门前出现。第三层是报刻司辰轮，轮边有96个司辰木人，每刻出现一人。第四层是夜漏金钲轮，可以拉动木人，报告更数，并且可以按季节调整，以适应昼长夜短的变化。第五层是夜漏司辰轮，轮边设38个司辰木人，木人位置可按季节变动，从日落到日出按更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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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钟虽然复杂，但是不会太准确，苏颂的水运仪集各代水钟之大成，但是随着蒙古族的入侵，宋王朝的灭亡，水钟计时法的秘密也随之失传了。从高峰跌落之后，中国的计时器回到了简单粗陋的漏壶，所以当耶稣会士们带着机械钟表到来的时候，中国的计时器让他们感觉自己在技术上高高在上，随之滋生了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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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的计时器衰落的同时，欧洲的计时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水压动力变成了机械动力。带重力钟摆的新型钟表大约出现在1280年，现在我们不知道它最先出现在哪里，也许是英格兰岛，也许是意大利，发明者是谁也不为人所知。但是这一新发明力量强大，很快新的机械钟表就淘汰了所有的漏壶。一开始，机械钟很不准确，不可靠，用不了几年就要重修一次。但是它的优势非常明显，不像水钟，不会受到温度、气候、季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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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欧洲简单计时器成功转化成了精密的仪器而中国却不能呢？看看11世纪和12世纪的欧洲和中国的技术水平，所有人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即使是当时的伊斯兰世界在计时器上也是超过欧洲的。中国计时技术没有进展的原因不能从物质环境上寻找，水钟带给中国人的麻烦和不便至少和欧洲人的一样多，到了冬天，北京非常寒冷，滴水成冰，所以中国人尝试用水银和细沙来代替水，但是沙漏同样存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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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出现机械钟表的原因需要从中国人计算时间的目的和特点上来寻找。对时间的控制，从本质上来看，和货币发行一样，是皇室的一种垄断权力。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管辖时间和日历是皇权的体现，对时间的认识为人类方方面面的认知，为各地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奠定了基础。正是因此，每个皇帝登基后都会重建年号，如果有可能还会推行与前任皇帝不同的新历法，在确立自己的时间体系的同时，新皇帝也确立了自己的正当性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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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计时器主要保存在宫廷，或者一些官府之中，民间没有钟表贸易。规模巨大的天文钟，是为皇帝服务的一项特殊工程，有一组人专门为此劳作。每一个天文钟都是一项壮举，需要不断查阅档案，根据前人的式样重建。所以不可能持续地建造，不可能改进工艺，不可能具有多样性，也不会刺激私人占有的欲望。这样的计时器建造体制非常脆弱，非常容易受到政治形势和外来暴力的影响，当那些制造天文钟的团队解散或者掌握技术的人死去之后，有关计时器的秘密也就随着埋没，被人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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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廷之外，中国的民众对计量时间几乎不感兴趣，大多数的农民几乎不需要钟表。早晨他们随着家畜一同醒来，太阳当空的时候，他们根据影子的长短来判断时间，夜幕一降临他们就入睡了，因为一天的劳作之后已经非常疲惫，同时照明也很昂贵，他们还必须早起。中国的农民并不是意识不到时间的存在，他们只是没有必要计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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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器是属于城市的，在中世纪的中国，官府在城里通过锣鼓钟鸣提供给居民们时间信号，告诉他们是时候关门闭户了。但是中国人并没有用数字给一天的时间排序，而是给每个时辰都起了名字。所以官方传达的时间信息受到了限制。城市里的人们满足于已有的工作节奏，不需要精确地持续地关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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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城市里，典型的工作场所是一个家庭店铺，由店主、帮工和学徒组成。店铺的一天从黎明开始，最年轻或者来得最晚的学徒首先起床，生上炉火，唤醒众人，开始一天的劳作，直到夜色渐浓才停止工作，这种生产形式没有人为设置的时间节奏，自然掌控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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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道士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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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中世纪的欧洲有一个阶层更关心更关注时间，这就是基督教会，尤其是那些遵循本尼迪克教规的修道院。本尼迪克这位圣徒在6世纪的时候为西方隐修院制定的教规后来成了西欧修道院的规范，教规的目的是保证整天能够按顺序奉献给侍奉上帝：首先要祈祷，其次要劳动，这是祈祷的另一种形式。一天中，修道者要把七个小时，后来改成八个小时用来祈祷，其中一个小时是在晚上。晚上祈祷是基督教所特有的仪式，这一点与其他一神教宗教都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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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起来祈祷给基督徒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别的宗教像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只遵循自然的节奏，他们在早晨、中午和傍晚的时候祈祷，但是基督徒需要一种类似警报的声音把他们叫醒起来礼拜。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城市里，巡夜人员会发出信号。但是在中世纪的欧洲，类似的城市设施早就消失了，而且大多数修道院都位于荒郊野外，远离城市。所以修道院的每个屋子都必须有类似的警铃装置。这些警铃需要与水钟连在一起，教堂的守夜人在特定时刻拉响铃声，叫醒众人。很多修道院的规定里都警告守夜人履行职责时要谨慎小心，因为他的疏忽会把他的教友和他自己置于不能被“救赎”的危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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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本尼迪克教规后来被本笃会的所有隐修院采纳，它把一天分成七段祈祷时间。公元7世纪，教皇下令隐修院的钟每二十四小时要敲响七次。这种划分一天时间的方法就是有名的“祈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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