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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那些做按需工作的是消耗性幽灵工作的最新一代。一方面，他们在当下是必要的，但其价值太容易被贬低，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通常被认为是单调乏味或机械化的，而且被雇用做这些事情的人往往没有文化影响力。正如下一章所阐明的，按需工人在经历这种基本矛盾的同时，也发出了根本性转变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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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仔细审视技术缺陷的现实，因为它们贯穿整个工业时代。正是自动化的最后一英里悖论——而不是自动化本身——时不时地干扰人类劳动的意义和价值，引发了有关什么类型的就业重要、怎样的工人值得保护和投资这样的激烈争论。向后工业服务经济的转移也引发了分析人士所说的“知识工作”的第二次繁荣。简而言之，知识工作是把思考和处理数据所需的创造性专业知识，转化为由科技、法律、金融和娱乐等行业在线提供的消费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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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亚当·斯密等思想家都认为，机器在使人类劳动“去技术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自动化消解了工人的人性。在斯密看来，加快步伐，扩大机器的使用范围，可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人类的独特之处。他们都是各自时代的产物，都认为自动化征服一切日常工作的内在能力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相信科学的基本秩序和力量可以减轻人类繁重的劳动，这种信念定义了启蒙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工业繁荣。然而，从娱乐业到税务咨询，知识工作产生了源源不断的无形信息服务。无论是家庭装修等实体服务的兴起，还是基于文本的医疗保健等无形的知识工作的繁荣，都无法依靠传统的流水线或20年的职业晋升阶梯来实现。在这样的一个工作世界里，“有意义的工作”在技能阶梯上的经济排名比较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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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实业家试图在机器和全职雇员之间分配劳动力，但这种分工看不到，更不用说重视填补这一空缺的工人的价值。同样，当技术工程师和企业试图实现自动化生产时，他们也产生了一种需求，要求人类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介入，去做经济学家弗兰克·利维（Frank Levy）和计算机科学家理查德·莫尼恩（Richard Murnane）所谓的需要“专家思维”（expert thinking）和“复杂沟通”（complex communication）的工作，以便如承诺的那般，使服务能正常运转。41这些工人被困在自动化的最后一英里悖论中，他们被指向某个模糊的出口，这个出口连接着一个想象中的、漂浮在地平线上的自动化未来。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临时劳动力仍然隐藏在繁忙的生产循环的交叠处，人们既看不到，也不能充分意识到其功劳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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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企业之所以实行自动化生产，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相信科技让生活更美好。42一些人还相信那条管理准则，即工人是昂贵的负债。随着外包业务的增长和临时工数量的增加，人们越来越难以相信，裁员仅仅是因为机器人出现后人浮于事。很快，所有人看起来都是可以替代的，这强化了一种心照不宣的信念，即剩余的全职雇员才是真正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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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会非常重视保护全职雇员，这是有道理的。从历史上看，组织全职雇员意味着说服在同一地点工作的工人联合起来，统一发声，与经理和老板在谈判桌上面对面地设定薪资福利和工作条件的标准。早期有组织的劳动力和工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保护流水线工人，部分是因为那些在制造业初期就开工的流水线和矿山是致命的生意。工会和广泛的民众支持，使美国成为少数几个最早通过一系列综合政策以保障社会契约安全的国家，即每周40个小时的稳定工作时间、有休假；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指令；社会保障和伤残保险；以及雇主补贴的医疗、退休、病假和假期的后续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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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初，有组织的劳工已经致力于捍卫在流水线上遭遇困境的工人。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工厂和矿山的就业情况令人震惊。工作时间很长。没有安全防护和伤残保险。工厂的大门通常会上锁，防止工人翘班休息或早退。而且，与美国大多数手工“计件工作”的家内环境不同，工人可以观察和挑战工厂。43同样重要的是，流水线为劳工组织者提供了一种可以扩大会员基础的途径，并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工会会费商业模式，为其组织工作提供资金。如果工人有机会对抗老板且更看重的是利得而不是工人安全，他们就必须集体组织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谈判。工人在工厂里全职工作，因此建立现场团结和相互的预期变得更加容易，而工会组织者正需要这些来使罢工、减产与合同审议等策略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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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一些工会认识到，需要激励和维权的，不仅有妇女和有色人种，还有服务业工人、家政服务和家庭护理人员，以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被联邦法规豁免在外的其他群体。不仅销售钢铁的企业，就连销售拿铁的企业也转向了临时工，这时对临时工的关注可以说太晚了。劳动维权人士还没有制定出一项策略，让那些没有共同工作场所，甚至不使用同种语言的工人团结起来。通常，按需工人相互之间被禁止交流。而且正如读者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那样，更经常的是，他们对自己按需工人的身份有着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并做了不同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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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按需工人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工人类型。他们的临时地位是使他们变得不可或缺的部分原因。他们与任何一家公司都没有固定的联系，这就产生了一个可供大量企业使用的共享工人库，这些企业可以利用这个库里共享的经验、可用性和多样性，不断开发新项目。企业现在依赖于可用的临时劳动力，因为他们需要不断地重新设计交付给客户的产品和服务；企业不能全天候地满足这些需求，也不能仅仅依靠一群固定的全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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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明确的是，今天对临时劳动力的依赖并非不可避免。工会本可以把精力放在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合同工上。法院和联邦政府本可以更多推动反对允许合同工在重工业和采矿业之外蓬勃发展的豁免。美国劳工部本可以对工作做出不同的分类，以便更准确地统计独立的、非传统的工作安排。而且，企业本应受到公众的压力，迫使其在股票增长与利润分配之间取得平衡，让所有工人受益，无论从属于何种就业类别。但历史上这些力量没能汇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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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5年“长期临时工案”达成和解时，全球经济已经不再由基建驱动。尽管制造业仍然是就业的关键领域，但更多的企业从提供创造性服务和管理客户体验中获利。这使得通过应用程序接口（API）——或称“众包”——分配知识工作成为可行的商业模式。现在，这些企业依靠聚集各种各样的工人来处理项目，依靠半自动系统把工作任务从一个桌面转移到另一个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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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外包和供应商管理系统建立的网络技术和人事配置，传统企业和初创企业可以雇用临时劳动力，在提供给消费者产品之前快速通过原型版和测试版完成项目迭代，而且假定这些工人在项目截止后就会离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最大的“全职雇主”实际上是埃森哲（Accenture）这样的人力资源和临时雇员服务中心，而其中一些公司如今已跻身全球顶级就业机构之列。44标普全球市场情报（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的一项分析表明，2017年全球排名前20的雇主中，有5家是外包和“劳动力解决方案”公司。45相比之下，2000年，排名前20的公司里，只有IBM一家公司提供外包IT服务。很难判断现在有多少临时工为企业贡献才智，原因是这些中介机构承担——或说掩盖——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报告也显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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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外包行业蓬勃发展。从2000年到2016年，全年外包合同的价值增加了两倍，从125亿美元增加到370亿美元。46这部分要归功于大型科技项目的两位数增长，因为越来越多公司将大量的数据转移到云端，预计外包市场在2017年和2018年会继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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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外包和供应商管理的人力资源公司的运作机制，不夸张地说，获取临时工的成本与向股东提交季度报告时用的复印纸成本几乎是一样的。当企业宣布要裁员的时候，股票就会飞涨。但正如“长期临时工案”表明的，企业经常在裁员后几周内增加临时工预算。他们通过临时工中介“回购”前雇员，以便更容易同时终结项目和劳动力成本。包括许多硅谷初创企业在内的年轻公司，过去从版本测试到病毒式营销的一切事务都依赖于承包商，现在他们可以雇用相同数量的、通过人力资源机构签约的临时工完成相同的工作，同时保持自己账面的“精益”形象。依赖通过人力资源机构这些“名义上的雇主”所得到的外包工人和合同工，催生了所谓的平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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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工人转变为某种“采购的”东西进而推出产品，这种雇佣做法被植入到了幽灵工作的代码中。过去十年里，企业推出了按需服务，让个人消费者或其他企业通过触屏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匹配从乘车去机场到医疗文书转录等方方面面的业务。这些企业标榜自己有时髦和创新的技术，而不是招聘网站或临时工中介机构。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他们以及许多像他们一样的按需幽灵工作平台正在悄然接管这个价值1 150亿美元的临时工行业。本书中详细介绍的这些平台都不是特例，它们都提供了直接获取线上临时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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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非常渴望新体验，因此大多数企业都把新产品和新服务标榜为最新、最伟大的产品和服务。这意味着他们不断地把有即时需求的或投机的项目放在一起。那个时刻，每个工人都不可或缺；可一旦项目上市，他们就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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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 PART 2 第二部分 有挑战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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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算法的残酷与幽灵工作的隐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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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漠的设计与意外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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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按需工人都接受API环境中不规律的工作流程，而软件错误会使工作变得更加不稳定。2013年，系统出现的一个小故障导致琼的MTurk账户突然被冻结——这是按需工人最可怕的噩梦。“没有一封电子邮件通知我软件出了问题；我只知道自己不能再登录了，”她说，“我给客服打电话，他们告诉我必须等网站修复这个问题。账户冻结让我损失了近200美元。我失去了高薪工作，原因是平台自己出了问题，而不是我的工作质量有问题。”事情出错的时候，琼这样的按需工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更别提追索补偿了。限制登录40个小时后，琼的账户恢复了。但这段经历让她很谨慎。“我等了40个小时，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继续工作，能不能维持收入，也完全不知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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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网页设计顾问兼作家埃里克·梅尔（Eric Meyer）创造了“无意的算法残酷”（inadvertent algerithmic cruelty）这一短语，用来描述计算机设计中的一个缺陷——缺乏共情能力。1这个术语敏锐地体现了琼在幽灵工作中的经历。梅尔在一篇博客文章中首次使用这个短语，目的是回应Facebook推出的“年度回顾”（Year in Review）功能，该功能以图片形式展示了人们一年中的高光时刻。在梅尔的例子中，应用程序按照设计的那样正确运行——向他展示了过去一年的照片。但问题在于，他5岁的女儿丽贝卡那一年死于脑癌。后来，在Slate.com的一篇文章中，梅尔写道：“有一张我女儿的照片，她已经去世了。她在今年去世了。的确，我这一年就是这样度过，我已经受够了。我这一年就像我的小女儿永远不会再出现的那张脸。”他承认这不是恶意攻击，只是代码造成的不幸意外。“算法本质上是考虑不周的，”他写道，“它们为特定的决策流程建模，可一旦运行，它们就不会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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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算法、平台或API的设计缺乏思考，并且出现在毫无戒备的消费者眼前，埃里克·梅尔这样的人就会承受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果工作场所出现“考虑不周的流程”，尤其是那些低收入者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往往损失惨重的工作场所，那么意外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会更加严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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