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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一下伯奇德及其同事研究的发现吧：参与者更喜欢那个在八个项目上都对他们做积极评价的学生，而不太喜欢那个在七个项目上对他们做积极评价、一个项目上做消极评价的学生。我们对最微弱的批评暗示都是十分敏感的。作家拉里·金曾多次强调了否定的作用：“多年来，我发现了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积极的评价无法总让作者产生好的感觉，而消极的评价则总会让他产生坏的感觉。”无论我们评价自己，还是评论别人，消极信息都占了更大的权重，这是因为，较之于积极信息，消极信息更不寻常，也更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人们在大选投票时，更容易被总统候选人的弱点而不是优点所左右，这是那些为竞选对象做消极设计的人从未放弃利用的一种策略。罗伊·鲍迈斯特及其同事指出，生活中一条普遍的规律，是缺点比优点更有影响力（见“聚焦：缺点比优点更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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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我们就认识到，我们喜欢那些我们认为是喜欢我们的人。从古代哲学家希卡托（“如果你希望被别人爱，那你就去爱别人吧”）到爱默生（“拥有朋友的惟一方法就是成为别人的朋友”），再到戴尔·卡内基（“慷慨地去赞美别人吧”），都预见了我们的发现。他们所不能预见的是这一规律起作用的精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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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金，美国著名主持人，他主持的“拉里·金现场”是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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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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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被奉承有时的确会使你感觉良好。但也并非总是如此。如果赞美明显地违背了我们所知道的事实——如果有人说：“你的头发看起来真是太美了！”可事实是我已经好几天没有洗它了——或许我再也不会尊重这个奉承者，并会怀疑这种赞美是否出于一种不可告人的动机。因此，我们常常认为批评比表扬更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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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缺点比优点更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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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不同的态度更容易使我们讨厌他人。别人的批评比表扬更能抓住我们的注意力，更能影响我们的情绪。鲍迈斯特及其同事称这只是冰山一角：“在日常生活中，坏事总是比好事更有影响力，而且影响更持久。”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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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性行为对亲密关系的伤害程度要比建设性行为对亲密关系的促进作用更大。（冷酷的言辞比甜言蜜语能持续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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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心情比好心情更能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记忆。（即使我们天性乐观，也更容易想起过去那些引起不良情绪反应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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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消极情绪的词语比表达积极情绪的词语更多，而且要求人们想出表达情绪的词语时，他们更容易想出消极的词语。（伤心、生气、害怕是最常见的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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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坏事（创伤）比一件好事能够产生更为持久的效应。（一个强奸事件所产生的伤害是让人感到最快乐的浪漫经历所无法弥补的。死亡比出生更能引起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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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坏事比好事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思考。（丢了钱给人带来的不安，远胜于得到同样多的钱所带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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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恶劣的家庭环境超出遗传对智力的影响的程度，要远远大于良好家庭环境。（差劲的父母可能会使他们天资聪慧的孩子变得不再那么聪明；而明智的父母要使不聪明的孩子变得聪明则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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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好的名声比起一个好名声更容易获得，而且更难以摆脱。（仅仅一次说谎就可以毁掉一个人“诚实”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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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健康状态对幸福感的影响要远大于好的健康状态所增加的快乐。（疼痛产生的痛苦远远大于舒服产生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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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事带来的好处是可以使我们做好准备去面对危险，保护我们远离死亡和残障。对于生存来说，坏事变坏要比好事变好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更大。为什么心理学在诞生后的第一个世纪中，关注的消极事件要多于积极事件？坏事的这种重要性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自1887年以来，《心理学摘要》中共有11195篇文章提到“生气”，73223篇提到“焦虑”，90169篇提到“抑郁”。这些主题的每18篇文章中，只有1篇涉及“喜悦”（1205），生活满意（4585），或幸福（4100）等积极情绪。同样，“害怕”（23153篇）已经远远超过了“勇气”（904篇）。然而，鲍迈斯特及其同事认为，消极事件的力量“或许正是积极心理学运动发起的最重要的原因。”为了克服个别消极事件的不良影响，“人类的生活需要更多积极的事情而不是消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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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60000人都告诉我，他们喜欢我的某次演出，而正好有一个人经过时却说很糟糕，那么后者才是我会注意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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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摇滚男歌手 戴夫·马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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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实验揭示了一些前面章节中提到的内容：我们的反应依赖于我们的归因。我们是不是把赞美归因为一种讨好——自我服务的一种策略呢？这人是不是想让我们为他买什么东西？或是谋求性顺从？还是希望给予回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奉承者和他们的赞美都会失去魅力。但是，如果没有明显的别有用心的动机，我们就会接受奉承者和他们的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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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解释自己的行为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塞利格曼等人给正在恋爱的大学生报酬，让他们回答“为什么你要和你的女/男朋友出去约会？”之类的问题。研究者要求一部分大学生对7种内在原因进行排序，例如“我和______约会，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很开心”，和“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兴趣和关注点”。另一部分大学生则被要求对可能的外在原因进行排序：“因为自从我和他/她交朋友后，其他朋友们都比以前更看得起我了”和“因为他/她认识很多重要人物”。然后，要求他们填写一份“爱情量表”，发现那些注意力被引到外在原因方面的人，比那些关注了内在原因的人，对他们的恋人表示出较少的爱恋，认为结婚的可能性也较小。（由于伦理道德问题的敏感性，实验之后，研究者询问了所有人，确定该实验对他们的恋爱关系没有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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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和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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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菲尔德想弄清楚在我们四面楚歌时，别人的支持是否显得尤为珍贵，正如斋戒之后的进食是最好的奖赏一样。为了验证这一想法，她先给斯坦福大学的女生进行了人格分析，划分出令人非常愉悦的人，让人感到不快的人。通过这种办法，研究者肯定了一部分人，而否定了另一部分人。然后，要求她们评价几个人，其中包括一个很有魅力的男性，他正好在实验之前曾与每个女生有过热情的聊天，并邀请每个女生去约会（无一人拒绝）。你猜哪些女生最喜欢这位男士呢？答案恰恰是那些自尊心刚刚遭受了暂时打击并极为渴望获得社会承认的人。（实验之后，哈特菲尔德花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解释这个实验，并且和每位女生进行了交谈。她报告说，后来没有一个人因自尊受到短暂的打击而烦恼或影响正常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