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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嘴里吐出孩子，男人的腋窝有时也成为子宫的替代品。也可能是膝弯处，例如中国台湾地区雅美人（Yami）的例子。他们的第一个男人由石而生，另一个则生于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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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膝关节胀大发痒，过了一会儿，一个男孩从竹之子的右膝跳出来，一个女孩从他的左膝出来。一个男孩从石之子的右膝跳出来，一个女孩从他的左膝出来。这些孩子长大并结为夫妻。(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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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生育能力的那些人在他们管理的社会中垄断了繁殖。子宫所引起的情感和张力不仅反映在创世神话和宗教观点中，也反映在流传于世界各地的大量谚语中。有关容器的比喻，例如管子、花瓶、袋子、葫芦、饭锅和其他指代子宫的物体，伴随着盖子和锁——保护子宫、为之竖起盾牌、挡住外界危险——的相关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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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语用图像有力地维护随处可见的道德观念，同时支持神话对男人和女人在繁殖过程中各自角色的确认，因为在现实中，有两个关键问题总是难以得到理想的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子宫里的孩子是谁的？很多谚语不停地陈述一个观点，一个女人只应该和自己的丈夫发生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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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公河马没法生活在一个池塘里。[马里，曼丁卡语（Mandi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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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山洞里只能有一只老虎。（萨尔瓦多，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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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公熊不能在一个穴里冬眠。（俄罗斯，雅库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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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法在一个锅里煮两个大骨头。[奥万博人（Ova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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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针眼不能同时穿进两根线。（阿拉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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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比喻指向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构造，坚持一夫一妻的关系对于女人们是必须的，这令人想到女性的不可控造成的危险。而那些选择背叛的男人和男性的渴望却在很多格言中得到理解：“如果一个贼看到大门开着，他就不应该被谴责。”——这是哥伦比亚的一个例子。也有的通过辩称这是“他的天性”，尤其是压力大的时候，将他的做法合理化：“在暴风雨的天气中，每一个洞看起来都像一个港湾”，这是墨西哥人的“智慧”。“女人和钱甚至能够诱惑造物主梵天（Brahma）”，这是印度泰卢固人（Telugu）的“智慧”。如果神灵都无法拒绝，一个男人又如何能做到？没有自制力，一个文明就无法存在并发展，这种论点看起来离上述论点很远。(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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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关键问题和第一个相关联：男性和女性的因素各自对在子宫中萌芽的新生命贡献了多少？因为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谚语并未真正探讨这一问题，主要是哲学家和学者们在尝试解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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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权力和宗教观念迫使科学屈服于自身利益的做法贯穿人类历史。出于某种主观的身体特质偏好，以血与精液为关键组成部分的男性体液明显得到了更高的评价。在一个无疑受到亚里士多德（公元前4世纪）影响的犹太人故事中，上帝命令灵魂在受孕发生前进入精子。灵魂并不喜欢降临到那“不纯洁”的精子中，但上帝强迫它这么做。隐蔽在男性生殖细胞之下，灵魂——优秀的（由于可以带来生命）因素——到达子宫，在那里，新的人类即将成型。(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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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教的观念中，只有上帝有创造生命的力量。在《古兰经》中，父母都产生精液，在子宫中交融，在那里创造生命，这一视角来自另一位希腊先贤——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这种双精子的受孕模式与亚里士多德的理念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男人们是将生命的气息或“灵魂”嵌入子宫的人。在中世纪，穆斯林学者们偏爱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在这种说法中，女人们对这一过程的贡献被削弱，男人们的角色则通过各种有趣的方式得到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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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们关于母亲身体的知识和技能胜过女人们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胜过上帝的全知全能。和《古兰经》不同，医学文本介入上帝和子宫之间，以保证一段过去他们不可能得到的亲密而神秘的伴侣关系。(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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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广泛讨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孩子更像父母中的一方，而不像另一方？由于父亲一方的不安全感，他们倾向于做出父亲决定了孩子的遗传特征的结论。那么外形的相似是否证明一个女人没有通奸行为？如果孩子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是否说明母亲曾经不忠？这种很成问题的、充满怀疑的推论，也和《古兰经》的要求相冲突，即要证明不忠，需要四名证人。令人迷糊的事情太多了，不过有一件是“确定的”：强有力的精子能够制造出像父亲的儿子，并且显著地提高一个男人的地位；而女儿们则会影响父亲的男性气概（更多内容见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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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同样的思路，长得像母亲（或者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的孩子，肯定是无法控制女性的、孱弱的男性精子的成果。为了预防这种不受欢迎的事态继续发展，伊斯兰医学学者选择了等级观念。在这种观念中，男性贡献占优势，女性身体则是被动的、依附性的容器，被男人控制和主宰。男人们体现了“神的难以琢磨、难以描述的制造生命的努力”，而那些像父亲（而不是母亲或其他人）的孩子则被视为遵从天命而降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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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抚“父亲”的焦虑，男性医生注意到了不必再强调母亲的生育角色，女性成为占优势的男性种子的被动接收者……这种观点和《古兰经》相悖。《古兰经》认为上帝完全控制了子宫及其内容，或者邀请女人们和他一起参与生命的制造。在揭示奥秘的语境中，孩子可以长得像母亲、父亲、（外）祖父母或不像任何人。可是，在日常的世界中，一个男人必须致力于建立对他的孩子的主导性接触，即使这意味着压制一个女人的生育能力，指控她通奸，或拒绝承认他的后代，即使和他长得很像。(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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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兰经》中，只有上帝对子宫及其内容拥有无限的权力，但在俗世有关遗传学的讨论中，男人被推崇为第二个上帝。男人们无法自己生育后代的观念，导致了将子宫作为男性精子的被动储存库的解释的出现。在世界三大一神教中，我们都可以找到相关神学陈述，其中明显忽略夏娃或她对整个生育过程的贡献，同时热切地确证所有人都来自亚当，或确认他的脊椎包含“人类的伟大源泉”。(141)第一个被创造出的人必须拥有权力，这权力凌驾于后来被创造出的那个人之上。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神学家一直重复这一格言，这一格言建立在对夏娃来自亚当的肋骨或直接来自亚当的身体这一故事的常见诠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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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在亚当和夏娃的故事里，在世界其他地方，男人们所期望的社会等级结构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确认。女性的身体被削弱为一个幼小生命的运送者，幼小生命由男人带进她已预备好的空间。没有种子，就无法怀孕。在紧急情况下，一个动物的子宫可以代替女性子宫的功能。例如，在一个印度故事中，第一个男人在第一个女人死去后极度孤独，留给他的只有他的母牛和一床薄毯。一天夜里，他在梦遗中失去了他的“种子”。第二天早晨，他在房顶上摊开毯子晾晒，母牛把毯子从屋顶上扯了下来，吃掉它并怀孕了。然后，它生下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没有人类母亲的他们成了加达巴人（Gadaba）的第一批祖先。(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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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被祖先的故事和普遍的社会价值激发，也坚持某些观念。这一段历史迷人而有启发性，并且反映了千百年来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强大吸引力。直到17世纪，受人尊敬的西方学者都固守这样一个观念：是男人将人类的生命（或者灵魂，人类最优秀的部分）放入子宫，或者他们放进子宫的也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未出生的孩子。荷兰科学家安东尼·范·列文虎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 1632—1723）把自己的精子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它们的运动。他和亚里士多德具有相同的倾向：（他和他的很多前辈一样）认为生命来自男性的生殖细胞，而女性的子宫只是提供了养分。直到他在代尔夫特（Delft）大学的同事雷尼埃·德·格拉夫（Reinier de Graaf, 1641—1673）精心研究了一次异位妊娠，才证明了女性身体中有自己的卵细胞。于是最终，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女性的生殖细胞也对受孕和妊娠有所贡献。他的结论很快被其他几人证实，激发了一场紧张的学术辩论，内容关于精子到底是否比女性卵细胞对形成胚胎的贡献更大。很明显，辩论的结果涉及利益冲突。甚至到18世纪早期，很多科学家还继续声称，在显微镜下，他们曾在蠕动的精子中看到极小的人类，有着完整的四肢和头颅。(143)他们甚至还提供素描向人们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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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里有小人的画。尼古拉斯·哈索克（Nicolaas Hartsoeker, 1656—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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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弗朗索瓦·艾希提耶（Françoise Héritier）在她的《男性／女性》（Masculin/féminin）这本信息丰富的著作中，研究了对男人的欣赏和对女人的欣赏各自不同的源头。她承认各种文化中的巨大不同，同时也注意到在世界各地，权力都曾经（而且往往依旧）建立在“对生育，因此也就是对女性生育力，尤其是女性为自己无法生育的男人生儿子的能力的管理”之上。(144)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难以彻底理解的对优势地位和掌控的需要，令利益相关的各个群体始终无法进行没有成见的、公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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