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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我听到两个非洲同事之间的对话，对话是关于离婚后谁应该拥有孩子抚养权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男人说：“他们当然应该跟着男人，因为他们被造出来的时候男人是在上面的。”所有人都笑了，可当我问他是不是认真的时，他说：“是，在我的传统中，孩子们总是跟着男人的。”在我曾经生活的刚果，这一不成文的规则亦经常被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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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近代，在男人外出挣钱、女人在内照顾家庭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西方世界的夫妻离婚后，孩子被自动判给父亲仍然是很常见的，但现在这已经不再是一成不变的结果了。在传统性别分界受到质疑的现代社会，法官一般把孩子判给多年来看上去表现得更为慈爱的那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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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园之丘：权力诞生与被剥夺的历史 [:170244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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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鸡与公鸡——夫妻模式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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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有义务保持贞洁，这曾经且至今依然是很多社会中一个无法动摇的婚姻准则：服从这一准则成为婚姻和母亲身份的必然要求。莎拉·布拉弗·赫迪（Sarah Blafer Hrdy）在她的《母性》（Mother Nature, 1990）一书中解释说，人们用诡计来说服女人，女性的贞洁是好母亲的同义词，为的是让女人相信自己后代的地位取决于自己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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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信息在广泛使用的关于母鸡和公鸡的比喻中得到强调。人们期待中的女性特质被投射在母鸡身上，而假定的普遍男性特质被投射在公鸡身上。背叛自己雌性伴侣的公鸡得到了很多理解，它们放荡的天性收获了不少同情。同情者辩称，它们不管老少都一样，不是吗？可是公鸡拒绝和自己一同进食但为别的公鸡下蛋的母鸡。理想的状态是，母鸡们只和“自己的公鸡”交配，并满足于她们的身份：她们唯一的公鸡的多个伴侣之一。鉴于不可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存活下去，一只明智的母鸡通常极力避免争吵，并在家中保持顺从。有很多比喻描述她为所有小鸡提供温暖的羽毛和翅膀，这些比喻体现了她的母爱。至于大声说话这一点：公鸡负责打鸣，母鸡应该保持沉默，因为角色对调会导致房子“倒塌”（日本），家庭“毁灭”（中国）。什么叫智慧？“清晨降临时母鸡是知道的，但她只是看着公鸡的喙。”阿散蒂人（Ashanti）的谚语这么说。换言之，即让他负责表达的部分，因为她已经负责下蛋了。一切事物必须遵循既定的规则，不能失控。性别模式不支持其他形式。请上帝拯救这个母鸡在负责打鸣，而公鸡在照顾小鸡的可怜鸡棚吧！——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流行的比喻，预设的“自然”角色被强加到所有人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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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有关自然的纪录片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僵化的区分男女的行为模式。当讨论交配时，画外音会告诉我们雄性试图在植入自己的精子之前除去对手的精子，而对在趣味性方面毫不逊色的雌性的性生活则没有任何评论：“我们看到几乎千篇一律的‘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对自己领地的保卫，在接触雌性时雄性之间的等级关系，以及其多个雌性配偶的存在。我们听到了雌性（和年轻的雄性）被假定的服从姿态，也听到了无穷无尽的关于营造家庭以及对父职、母职进行规定的例子。”(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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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源自动物世界的本能之上的地方，性被简化为繁衍后代的手段——这其中没有对“自然的”主导、侵犯和声称另一方为自己的所有物这种观点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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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赤陶还愿供品，一个怀孕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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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出土，约公元前100年—公元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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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园之丘：权力诞生与被剥夺的历史 [:170244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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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生育和充满感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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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和分娩一直是导致女人和儿童死亡的最为惊人的原因之一。即使是现在，生育也是一种冒险的行为：根据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2013年的统计，在阿富汗，每10万个女性中就有460人死于生育；在苏丹，这个数字达到了2054人；在荷兰，这个数字降至6人。(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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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前，苏美尔人已经表达了他们对一个女人频繁生育的危险命运的担忧：“一个生了八个儿子的母亲虚弱地躺着。”无怪乎这种能生养的女人会恐惧下一次怀孕。坦桑尼亚的哈亚人（Yaya）在第八次生产时表达了反对意见：“那个说‘我生孩子多棒多容易’的女人，在生第九个孩子的时候死了。”确实，在德国人的古老智慧中，怀孕的女人是一只脚迈进了坟墓的。越南人则告诫：“一个怀孕的女人相当于站在墓地的边缘。”说帕皮阿门托语（Papiamentu）的人们过去也常常担心母亲会因生产最后一个孩子而死。尽管大多数女人和男人都想要孩子，但他们的需求也不是毫无限制的，人们会疑惑以下的谚语是否都是积极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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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能制造十个人。（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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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顶噩运之星的女人，一年能生两个孩子。[阿富汗普什图（Pash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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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生一个孩子，九年后就有十二个。（保加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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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男性创造了很多后代”的吹嘘。事实上，男人在成为父亲的那一刻没有任何风险。相反，“做父亲的，永远不死”还成为一句洋洋得意的阿拉伯谚语。在男性不死的这个领域中，摩洛哥穆雷·伊斯梅尔（Moulay Ismail, 1646—1727）的例子非常独特。他在三个月中成为40个儿子的父亲，这是一个绝对的记录，正如他的众多妻妾为他耐心地生下了888个孩子一样令人印象深刻。他的第700个儿子生于1721年。由于这一“无敌的”男性成就，穆雷·伊斯梅尔在摩洛哥作为有史以来孩子最多的人而闻名。他死后，为了纪念他，人们在梅克内斯（Meknès）建了一座美丽的陵墓。也有人说，“绝对的父亲冠军”还不是他，有位父亲曾生了一千多个孩子。这种事“永远都有更大的鱼”(147)，但有一件事是绝对可以肯定的：生育后代从来不是这些男人死亡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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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的历史充满了欲望、不安全、不信任、怀疑、名声问题、无法预见的惊喜和不可预料的风险，这些决定了女人们和她们合法的或不合法的伴侣的人生——直到20世纪中期避孕药的发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开出了第一张避孕药的处方，目的是治疗月经不调，其副作用是“短期不孕”。这一副作用看起来如此令人渴望，以至于为月经问题造访家庭医生的女人一度数量惊人。在荷兰，避孕药在1962年进入市场；从1964年起，有医生处方就可以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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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男人对女性性权利的控制不再出现在生育日程上。伦敦一个土耳其餐馆的老板极为尴尬地和我分享了他父亲最喜欢的俗语：“一根棍子在背上，一个孩子在子宫里。”而且他恳求我相信他根本不赞成他父亲的观点。他一直解释说，在他出生的国家，男人们“曾经”相信这是唯一控制女人的方式。引用这一俗语的男人们肯定曾经真的害怕女性的力量。而且很可能他们如今依然害怕，因为类似的传统观点从未消失，甚至还十分流行，至少埃尔多安（Erdogan）总统的支持者当中很多人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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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这位土耳其总统告诉女人们，她们和男人是不平等的，她们应该生“至少”三个孩子。在2016年，他在一个教育基金会上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电视演讲，再次敦促女人们生更多的孩子：穆斯林家庭不应该采取避孕措施，“我们应该增加后代，我们应该让人口增长。计划生育和避孕不是穆斯林家庭应该付诸实践的事情”。生育控制和穆斯林的传统是相悖的。“一个孩子在子宫里”的思想占用了女人们的身体，却没有考虑她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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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罗马天主教牧师们也禁用避孕药——他们没有问过男人们或女人们，这是否对他们是最有利的做法。那些固守着来自遥远的过去的教条的人，为什么在面对今天的信徒的焦虑和困境时选择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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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安全的避孕法，人们就有可能决定家庭的人数，避免十几岁的少女在怀孕、分娩中死亡，和数以百万计的、父母本不想要的孩子出生。没有怀孕风险的、充满感情的结合意味着父母想要的孩子能得到精心的照顾和一个适合生存的未来的机会。因为人类已经充分地执行了“多产和繁衍”的命令，人类的性最终可以脱离其原始目的——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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