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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性暴力的法律制裁很薄弱。(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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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谚语确认了针对女性的暴力是一个从远古流传至今的传统。它肯定并非像西班牙主教们在2005年声称的那样，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性解放的苦果”。当时西班牙政府终于开始着手打击国内臭名昭著的男性暴力事件。一位西班牙大主教沿着与这些主教们相同的思路，在2016年声明家庭暴力是由女性要求离婚造成的——在一个43岁的女人被她41岁的丈夫勒死后，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做出这个声明。(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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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也有持其他言论立场的宗教人士。在20世纪90年代，牧师们公开谴责了针对女性的暴力之后，美国罗马天主教主教团（Roman Catholic Bishops’ Conference）于2002年正式公开发声来反对针对女性的暴力：“我们尽我们所能，清楚、强有力地声明：针对女性的暴力，无论在家庭之中或之外，从未被合理化。任何形式的暴力——身体的、性方面的、心理的或者语言的——都是罪恶的，通常也是犯罪。我们呼吁以道德革命取代暴力文化。我们承认暴力有很多形式、很多原因、很多受害者，有男人也有女人。罗马教廷教导说：以任何形式针对另一个人的暴力，都是因为没有将这个人当作值得爱的人来对待。相反，它把这个人当作被使用的物品。……暴力可能针对男人，但更多地倾向于伤害女人和孩子。”(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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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类神职人员的正式声明非常重要，在伊斯兰教中也是一样。当代穆斯林和其他有影响力的神职人员每一个有力的、反对按字面意义接受旧时针对女性暴力的建议的请求，都对保护遭受伴侣侵害，甚至最终失去生命、成为牺牲品的当代女性做出了贡献。但残暴而不受约束的、针对女性的暴力的余响，还在世界各地继续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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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纪后半叶，大多数国家甚至还没有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家庭暴力被视为正常的事，人们对此视而不见，因为“当丈夫和妻子吵架时，旁人要保持距离”（荷兰一句老话）。和当时的情形根本不同的是，现在很多国家立法反对暴力，而且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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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的性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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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们述及的女孩和女人们只因为她们是女性而受到伤害的例子，都是在没有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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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在历史上经常出现，且在多数案例中，受害者往往必须比罪犯担负更多的责任。有些人把强奸视作男人控制女人的策略。对于女人，强奸造成的心灵上的创伤比“正常”的身体上的虐待留下的疤痕更令人痛苦。在战时，“普通的”不安全感会被严重放大，尤其是当强奸被当作一种武器时。在武装冲突中，女人和孩子一直是残忍性行为实施者容易获得的猎物。在内卡河（Neckar）上的德国小镇柯奈利亚（Cornelia），匈人（Huns）在阿提拉（Attila，406—453）的命令下杀光了所有男人，然后强奸了女人们。从那以后，这个古老的小镇就被叫作温普芬（Wimpfen），这个名字是从德语Weiberpein（女人们的痛苦）一词演化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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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犯罪也发生在近代的历史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一个国家的士兵强奸了约十万妇女，后来有几百名妇女自杀。她们认为自己失去了名誉，被（通常是她们自己的父亲）鼓励去自杀。那些妻子成为受害者的男人有的杀了全家然后自杀。一个被强奸了的女人通常被视为遭到玷污的女人。(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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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强奸是一种伤害性极强的武器，极大地羞辱了受害者及其家庭。直到近期，这一犯罪都没有被严肃对待，也没有被看作一种战争罪。战争地区的目击者不时掀起那依旧遮盖着大多数性犯罪的厚厚面纱的一角。这里有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三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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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卢旺达的受害者在卢旺达法庭作证时说：“如果你现在听收音机，并听说在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中，强奸被用作一种武器，就会明白，沉默可以慢慢地杀死你。但当你讨论它时，伤口会逐渐愈合。”(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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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性奴制度的受害者纳迪娅·穆拉德（Nadia Murad）决心告诉世界她在伊拉克所遭受的恐怖的一切：“……我愿意作证，告诉法庭他曾经对我和其他所有雅兹迪女孩做的事。”从2016年起，她开始担任联合国贩运人口幸存者尊严问题亲善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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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残酷的缅甸军事暴力中的受害者、罗兴亚人（Rohingya）穆塔兹·贝古姆（Mumtaz Begum）同样拒绝保持沉默：“……我想告诉世界那些士兵所做的一切……他们强奸了我们，并杀死了我们。我们要正义。”(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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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波斯尼亚塞尔维亚（Bosnian Serb）事件到叙利亚、伊拉克和刚果的战争，近期所有的冲突都显示了强奸依旧被用作一种武器。在南苏丹（South Sudan）内战中，不但敌对族群和犯罪团伙追捕女人和女孩们，南苏丹军队的士兵也在做同样的事——在军方高层的允许下——以此作为对未发军饷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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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女人对性暴力选择保持沉默，因为她们知道，在过去，一旦这种坏消息为人所知，她们就会被她们的丈夫抛弃，被她们的社区驱逐。结果就是她们受到两次惩罚。(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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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乌多·哈马迪（Dieudo Hamadi）的精彩纪录片《上校夫人》（Mama Colonel）（2017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冲破了禁忌。这要感谢当时将被调往刚果基桑加尼（Kisangani）领导当地警方的奥诺里娜·玛尼欧尔（Honorine Manyole）。她带着扩音器到市场上，公开对市场上遭受精神创伤的女人们说：不要自己陷在里面出不来，来和我说说你身上发生了什么。摄像机扫过那些亲睹过无法想象的战争的恐怖的眼睛和被难以捉摸的悲痛摧残的脸。多亏了这位高级警官的耐心倾听，这些女人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可以理解战争中性暴力的恐怖在何等程度上完全毁掉了她们生活的人，一个真正认真对待她们的鲜血凝成的战争故事的人。这对于她们每一个个体来说都很重要，而把这类虐待公之于众，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种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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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这些国家的历史，大大小小的统治者总是认为臣民的身体和劳动力应当任由自己处置。他们似乎并不把属于下层群体、阶级、人种或性别的人看作和自己同样的人。战时极为过分的暴行就是这一方面的极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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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源神话中，权力斗争反映了变化着的社会关系。对于针对占主导和优势地位的女性的暴力反映了（男性的）恐惧和不确定感。在巴比伦人的故事中，男神马尔杜克残杀了原始之母提阿玛特，这只是一个以惊人的方式显示谁才是管理者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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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权的人似乎不太倾向于考虑处于自己权力之下的人。美国心理学家达切尔·凯尔特纳（Dacher Keltner）在他的《权力的悖论》（The Power Paradox，2017年）一书里称，权力使人缺乏同理心。在接受荷兰一家报纸采访时，他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为例：“他的重点主要在保持权力。他做出冲动的决定、无礼的评论，讲述自吹自擂的故事——这一切都是滥用权力的表现，并且引起他人的压力和焦虑。压力是无权的突出特征。”(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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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进程中，主导位置往往被男性占据。如果女性天然比男性更具有共情能力，那么她们发展出这样的能力是否主要是因为她们几乎或完全没有权力？如果社会顶层的女性在权力位置上继续培养和传播共情能力，不令这一才能在她们的权力增长的同时消失，那将是件极好的事——但人类的任何倾向对女性来说都不陌生。她们同样滥用权力，就如美国女兵对伊拉克和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的狱囚所做的那样。在军队中，女人们同样要接受审讯技术特训，以羞辱来自伊斯兰教传统国家的男人们。(175)不，权力并不以男性生殖器为条件；同时，每个人走过这一生，都经受了很多侵害。但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迄今为止，男人强奸女人更多，而非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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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恶习是历史悠久的性别不平等传统的副产品。但流行文化、媒体、游戏、色情和广告图案经常通过把女人们想象为可供使用的肉体，来持续对性和性暴力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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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对性的恐惧和无助会转化为蔑视和暴力，因为挫败感最好是施加在你有权力控制的人身上。在很多例子中，家庭成员，尤其是（外）祖父母和母亲似乎会在童婚、女孩生殖器的毁损以及不可动摇的传统和家庭荣誉造成的其他暴力中合作。或者当家庭的其他成员处于即将饿死的危险中时，他们会鼓励甚至强迫女孩子去卖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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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现在与过去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不同：有更多的暴力受害者发声，她们的声音，过去一直处于历史的掩盖中，现在则不那么频繁地被忽略、嘲笑、置之不理，或者被带着冷漠和怀疑打量。这是一个希望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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