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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马逊女王战斗的希腊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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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于一个双耳细颈瓶上，约公元前500年—约公元前4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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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地，一个亚马逊战士充满威胁地将长矛瞄准了裸体希腊男人的生殖器，这个男人可能是雅典英雄忒修斯（Teseus），不过这样的场景很罕见。但这种场景意味着可能败北的威胁，确定无疑地反映了对女性反抗的恐惧，以及权力被削弱的可能性，克尔斯说。即使阴茎占据统治地位，“对女人的无法释怀的恐惧”始终存在，男人们始终不能在王座上坐得安稳。(236)这难道不是窃贼对其他人总有一天会洗劫他的家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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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我们一次又一次遭遇着控制女人的权力和对女人的恐惧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有各种政治、文化和宗教的传统试图紧抓住这一权力。成千上万的谚语用对完美妻子的刻板印象的塑造来帮助缓解男性的恐惧。简而言之，她应该比他小巧年轻，不如他有才华、受教育程度高；她应该谦卑地仰视他，保持安静，倾听他，永远不顶撞他。(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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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安全感的男人们依旧喜欢坚持这一理想。无论何时，一旦他们感到失望，恐惧很容易就会转为愤怒，并经常升级为语言或肢体上的暴力（第8章）。不过，试试把你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历史和立场上吧。作为一个男人，你一生中都在内化贬低女人的信息。而且你一直受到警告：“她们”是不可靠的，必须受到严格的控制，因为如果不这样就会爆发混乱。这令不带偏见地接近某个异性变得困难。而且，如果千百年来你已被说服你自己的精子里早已有一个现成的人，而你是那个将他放入子宫的人，那么你几乎会自动地去相信女人为这个社会做出的贡献很少或根本没有，她们的怀孕并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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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开头的箴言是先知穆罕默德一位值得尊敬的伙伴的一段陈述，经常被表示赞同地引用。伊本·阿拔斯（Ibn Abbas）在这里揭示了对于最敏感的男性身体部位不可预知的行为的巨大恐惧，而陈述的其他部分也同样具有启发性。他直接对女人们说：“这就是为什么先知——请安拉赐予他安宁——说：‘我没见过什么缺乏理性和宗教信仰的生物比你们（指女人）更能战胜理性而智慧的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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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阿拔斯的评论为至今维持着这一等级制度的、人们熟悉的两个原则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例子：强调男性压制女性的优越性——她们缺乏理性，从宗教意义上说不如男人重要——以及一个有力警告，他所警告的是在他相信无法控制的勃起造成的灾难面前女性的主导和男性的脆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论辩的思路远早于伊斯兰教。在一切对女性的贬低和边缘化依旧主导着社会秩序的环境中，它依旧被积极地实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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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性的错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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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宗教和流行文化影响着我们观看自己和异性的方式。男人不必为自己的冲动负责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并享有前所未有的权威。女人们往往赞同这一观点，甚至声称女性理所当然应该为一切男性的冲动负责，且确信她们生命中唯一的任务就是无条件地服从无法控制的阴茎的一时兴起。(238)一个埃及的伊斯兰学生这样回答我提出的关于她为什么要戴头巾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男人就是野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把自己完全遮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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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相当严重的有关男性的误解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真正的男子气概与缺乏自我控制被严重混淆了。女人们不得不向这种“男子气概”屈服，依据就是这一论证：“你唤起了我的兴奋，所以你必须帮我甩掉它。”一个男人对付被陌生女人造成的兴奋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回家，“释放掉这种兴奋的物质，让它去它该去的地方，这样撒旦……就不会将他卷入罪孽”。——这一忠告源自伊玛目穆斯林（Muslim，821—875）。在社交媒体上，绝对正统的传道者重复着对女人的警告：如果她们的丈夫回家时焦虑不安、马上需要他的妻子，而她们不答应丈夫的请求，她们的祷告就不会收到回应。一个女人在这种时刻有没有其他想法无关紧要：她宁可让面包在炉子里烤糊，也不能让她的丈夫欲火焚身。(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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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顽固的传统论辩也刻在无数非穆斯林男女的心中，他们真诚地坚称男人无法控制自己被睾丸激素冲昏的头脑，正如一位荷兰女作家在2018年阿姆斯特丹的国家剧院举行的一场辩论中所辩称的那样。或者如一位法律哲学领域的教授在关于韦恩斯坦（Weinstein）事件的专栏文章中，倾向于认同伊本·阿拔斯的观念，虽然他自己是一个教条主义的无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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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和一个女人同处一室——对很多男人来说始终是一种诱惑。他们的荷尔蒙可能开始活跃，于是他们的意愿跟随他们的欲望，而不是他们的理智。这一意愿不可挽回地导致了令人不快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预防这类事情最好的办法是将它扼杀在源头。因此，女人们应该与外面的男人——任何不是她丈夫或兄弟的男人——保持距离。如果两人面对面的私人交谈无法避免，就应该有值得信任的男性陪伴。在我看来，这种思路肯定不是完全错误的。(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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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他自动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给了女性。就像在伊本·阿拔斯的年代一样，她们最好处于指导之下！现在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如果他害怕自己的荷尔蒙升高——例如与一个有吸引力的学生见面商讨论文的时候，让自己成为一个睾丸激素管理专家，难道不是更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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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丸激素理论的影响更多地建立在流行的观念而非科学的论证之上。知道关于睾丸激素的无稽之谈很久以前就已经失去效力，正如科迪莉亚·法恩（Cordelia Fine）在《荷尔蒙战争》（Testosterone Rex，2017年）中所述的那样，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或者用阿姆斯特丹性学教授爱伦·兰恩（Ellen Laan）的话说：“没有任何一样证据证明，发生强迫性性行为的男人的睾丸激素比能够自控的男人多。”(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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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是，无论哪里有人坚持睾丸激素的不可抗拒，都有一些男人将其视为一种许可，许可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结果是潜在的受害者永远处于危险之中——不仅在外面，也在家里。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三个女人中就有一个经历过来自伴侣的某种形式的身体暴力或性暴力，针对女性的谋杀中有38%是其男性伴侣实施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报道不断出现在新闻中。近期有关女性（缺乏）身体安全的统计数据，向全世界揭示了这一虚假的睾丸激素逻辑造成的惊人后果，在这些社会中，男性通常没有接受过自我控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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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涵盖面广泛的调查中，兰恩教授在她近期一些研究发现的基础上，纠正了几个有关性行为的错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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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和女人都会对性刺激做出回应。男人的回应是看得见的、在外部的，女性的回应则需要从内部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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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弗洛伊德的“冲动”的力比多（libido）这一概念必须被彻底摒弃：这一“蒸汽锅炉”理论将男人视为一个充满色欲的桶，必须靠性来释放（“他无法不继续”），但睾丸激素不是“雄性荷尔蒙”，这一物质在男人和女人的身体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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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之间力量的不同是男性行为不端的主要原因。两个依然存在的观念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犯罪者不觉得自己有罪并应为自己的性兴奋负责，反而觉得女人有罪并应为此负责，因为她令他兴奋。例如，因为她穿了一条短裙。二、勃起的男人必须射精，否则就会造成睾丸疼痛（blue balls）。把这一奇谈当成操纵了世世代代女性的纯粹的空话来根除吧。这种射精没有什么生理学上的紧迫性：一个一段时间没有性生活的男人会夜间遗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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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取的行为只能通过（性）教育来预防，其中男女平等是至关重要的。(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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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急需的性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直到2000年，在北京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的最终文件中，才第一次加入解放政策（emancipation policy）也应针对男性的内容。对自己的欲望责任的推卸依旧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对男女双方来说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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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阿拔斯所说的“可怕的灾难”通常忽略了女性是如何经历强制性性行为的问题。在整个历史上，从男性傲慢或粗心的出发点来看，女性说“不”，一般会被解释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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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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