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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相当严重的有关男性的误解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真正的男子气概与缺乏自我控制被严重混淆了。女人们不得不向这种“男子气概”屈服，依据就是这一论证：“你唤起了我的兴奋，所以你必须帮我甩掉它。”一个男人对付被陌生女人造成的兴奋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回家，“释放掉这种兴奋的物质，让它去它该去的地方，这样撒旦……就不会将他卷入罪孽”。——这一忠告源自伊玛目穆斯林（Muslim，821—875）。在社交媒体上，绝对正统的传道者重复着对女人的警告：如果她们的丈夫回家时焦虑不安、马上需要他的妻子，而她们不答应丈夫的请求，她们的祷告就不会收到回应。一个女人在这种时刻有没有其他想法无关紧要：她宁可让面包在炉子里烤糊，也不能让她的丈夫欲火焚身。(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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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顽固的传统论辩也刻在无数非穆斯林男女的心中，他们真诚地坚称男人无法控制自己被睾丸激素冲昏的头脑，正如一位荷兰女作家在2018年阿姆斯特丹的国家剧院举行的一场辩论中所辩称的那样。或者如一位法律哲学领域的教授在关于韦恩斯坦（Weinstein）事件的专栏文章中，倾向于认同伊本·阿拔斯的观念，虽然他自己是一个教条主义的无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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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和一个女人同处一室——对很多男人来说始终是一种诱惑。他们的荷尔蒙可能开始活跃，于是他们的意愿跟随他们的欲望，而不是他们的理智。这一意愿不可挽回地导致了令人不快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预防这类事情最好的办法是将它扼杀在源头。因此，女人们应该与外面的男人——任何不是她丈夫或兄弟的男人——保持距离。如果两人面对面的私人交谈无法避免，就应该有值得信任的男性陪伴。在我看来，这种思路肯定不是完全错误的。(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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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他自动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给了女性。就像在伊本·阿拔斯的年代一样，她们最好处于指导之下！现在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如果他害怕自己的荷尔蒙升高——例如与一个有吸引力的学生见面商讨论文的时候，让自己成为一个睾丸激素管理专家，难道不是更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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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丸激素理论的影响更多地建立在流行的观念而非科学的论证之上。知道关于睾丸激素的无稽之谈很久以前就已经失去效力，正如科迪莉亚·法恩（Cordelia Fine）在《荷尔蒙战争》（Testosterone Rex，2017年）中所述的那样，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或者用阿姆斯特丹性学教授爱伦·兰恩（Ellen Laan）的话说：“没有任何一样证据证明，发生强迫性性行为的男人的睾丸激素比能够自控的男人多。”(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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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是，无论哪里有人坚持睾丸激素的不可抗拒，都有一些男人将其视为一种许可，许可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结果是潜在的受害者永远处于危险之中——不仅在外面，也在家里。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三个女人中就有一个经历过来自伴侣的某种形式的身体暴力或性暴力，针对女性的谋杀中有38%是其男性伴侣实施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报道不断出现在新闻中。近期有关女性（缺乏）身体安全的统计数据，向全世界揭示了这一虚假的睾丸激素逻辑造成的惊人后果，在这些社会中，男性通常没有接受过自我控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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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涵盖面广泛的调查中，兰恩教授在她近期一些研究发现的基础上，纠正了几个有关性行为的错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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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和女人都会对性刺激做出回应。男人的回应是看得见的、在外部的，女性的回应则需要从内部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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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弗洛伊德的“冲动”的力比多（libido）这一概念必须被彻底摒弃：这一“蒸汽锅炉”理论将男人视为一个充满色欲的桶，必须靠性来释放（“他无法不继续”），但睾丸激素不是“雄性荷尔蒙”，这一物质在男人和女人的身体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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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之间力量的不同是男性行为不端的主要原因。两个依然存在的观念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犯罪者不觉得自己有罪并应为自己的性兴奋负责，反而觉得女人有罪并应为此负责，因为她令他兴奋。例如，因为她穿了一条短裙。二、勃起的男人必须射精，否则就会造成睾丸疼痛（blue balls）。把这一奇谈当成操纵了世世代代女性的纯粹的空话来根除吧。这种射精没有什么生理学上的紧迫性：一个一段时间没有性生活的男人会夜间遗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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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取的行为只能通过（性）教育来预防，其中男女平等是至关重要的。(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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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急需的性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直到2000年，在北京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的最终文件中，才第一次加入解放政策（emancipation policy）也应针对男性的内容。对自己的欲望责任的推卸依旧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对男女双方来说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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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阿拔斯所说的“可怕的灾难”通常忽略了女性是如何经历强制性性行为的问题。在整个历史上，从男性傲慢或粗心的出发点来看，女性说“不”，一般会被解释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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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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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罗毕（Nairobi）的一个讲座后，我被邀请到一个女生宿舍。我们坐成一圈喝茶，其中一个女孩在为一对双胞胎哺乳。她告诉我，孩子的父亲、她的同学，认为自己对两个孩子没有任何责任。怎么会这样？她断断续续地向我讲述了这个故事：月底，学生们都拿到了当月的生活津贴，大家都很高兴，想晚上出去玩一次。男孩们敲响女孩们的门，他们一同进城了。在那里，男孩们请女孩们喝了可乐，到晚上结束的时候，他们希望“以自然的方式”得到回报（指发生性关系）。这件事也落到了生下这对双胞胎的女生身上。“可是你们女孩也有自己的生活津贴，对吗？”我问。她们的愤怒像闪电一样掠过天空。是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当那个女孩想自己出钱时，男孩们觉得被深深地冒犯了。“他们立刻觉得你是个贱人。”年轻的妈妈叹气道——现在她无法完成学业。在一场关于被称为一个“贱人”有多糟糕的、越来越情绪化的讨论结束时，她补充道：“我曾有一个老师，她警告女孩子们：‘男性的世界就像一个满是鳄鱼的池塘，永远不要相信他们。’我们当时不相信她，可我到现在才意识到她有多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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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伴侣之间可以相互坦诚彼此的期望，并批判性地反思自己的行为。埃及人谢里夫·和塔塔（Sherif Hetata）一次公开的自白为此提供了例证。他是作家纳瓦勒·萨达维（Nawal El Saadawi）的丈夫，我在乌德勒支（Utrecht）遇到他时，他已经九十多岁。在一次关于《零点位的女人》（Woman at Point Zero）的剧场报告后，我被要求采访纳瓦勒。我向这位埃及精神病学家、作家和活动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纳瓦勒，你的秘密是什么？”“噢，谢里夫能够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她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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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邀请他在舞台上落座，和我们坐在一起。他解释道，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的母亲非常溺爱他，以至于连他的拖鞋都会摆放好。后来，他成为一名医生、小说家、社会主义者和工会领袖。当他和纳瓦勒结婚并住在一起后，谢里夫开始要求她为他做这做那；从他的角度看，这很合逻辑。但她的回答往往是：“对不起，现在我很忙。”或者：“你知道的，我的截止日期快到了。”或者：“现在不行，亲爱的！”这让他十分恼怒，开始疑惑她是否真的爱他。“是的，”他坦率地向听众承认，“说实话，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从家庭开始的。”在我们的对话结尾，他向听众中的年轻女性发出了一个严肃的警告：“要知道，如果你们坠入爱河，你们有可能倾尽全心去宠爱那个毫无疑问被他母亲宠坏的、可爱的年轻男人；可如果你开始和他同居，请记住，想要回到正常的轨道是极其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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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你的特权，主动分享你的权力，这是不言而喻的。只要神话和流行文化坚持女人是为了男人的舒适幸福而被创造出来的，对一个男人来说，女性的身体就始终是一种可操控的对象，他就可以在社会规则许可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女性通常只会表示顺从，无论她们愿不愿意，或者模棱两可，处于中间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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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现代女性，在有权到无权这一漫长的历史中，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荷兰记者乔伊斯·鲁德纳特（Joyce Roodnat）曾长期在耻辱中保持沉默，直到“Me Too”的争论令她意识到这样的经历有多么糟糕。当相关评论出现时，她决定谈论这件事情。2017年，她依旧记得当时的困惑。在巴黎，她采访了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他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关纳粹集中营的纪录片《浩劫》（Shoah）的导演——“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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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发生在他的家里，他详细回答了我的每一个问题。当说到奥斯威辛（Auschwitz）和用隐藏的摄像机抨击集中营的施虐者的方式，他开始爱抚我。我礼貌地拒绝他，但还是任由他做他想做的事。我知道我的地位。他是了不起的电影制作人，我是无名小卒。无论如何，我都必须结束这场采访了，我现在已经不可能回到没有完成的工作中。有趣的是，对于他的做法，不管是他还是我，都什么也没说。当他开始变得非常可怕时，我站起来说我得走了。他坚持用车送我，最后我竟然上了他的车。为什么？我没法回答。最后我恢复了清醒。在一个交通灯前下了车。我写好文章，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出于对艺术的尊重，我保持了沉默。后来我听说这种事不止发生在我身上。这对我有帮助。(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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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总结道，这样的滥用权力说到底无关乎性，而是关乎将女性贬低为“和你干点什么”的物体这样的观念。旧的错误观念一直在散播令人困惑的思想，并被双方错误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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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Too”运动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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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Too”运动席卷全球，它是女性对令人困惑的对抗和羞辱性迫害的愤怒回应，如一场汹涌的海啸。它始于2017年，是对美国电影界标志性人物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无耻、无礼的愤怒的一场小规模爆发。受雇员工披露了多年来对他种种行为的沉默忍受。这不仅使他被捕，而且引发了一场呼吁停止性骚扰和性虐待的运动。最初发声的女性是有名且富裕的西方女性，最初被指控的男性是权力在握的电影巨头和演员。运动很快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展，最终成为引起全球反响、为公众所熟知的一种现象。不仅电影界的女性，体育界、大学和医学界的女性也开始提起骚扰、攻击和强奸她们的人的名字，造成了惊人的滚雪球效应。在很多地方，被指控的男人现在已跌下神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令人厌恶的性暴力被披露在各个层次的人群面前，越来越多的小女孩、无力自保的学步幼童，甚至婴儿都是受害者。任何人搜索“Me Too”和随便一个国家的名字，都会直面网上如野火般蔓延的令人不安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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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说出自己的界限，对公开辩论的反应逐渐从宽容变为批评，从严重忽视变为彻头彻尾的敌意。像以往一样，反击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了。特别是那些勇于详细审视权力在握的男人们的行为的知名女性，她们被叫作婊子、骗子、叛徒和机会主义者。最早遭遇这种反击的女性之一是意大利演员和电影制作人艾莎·阿基多（Asia Argento）。1997年她21岁时被哈维·韦恩斯坦强奸。2017年10月，她成为首批公开自己真实遭遇的女性之一。此后，她在自己的祖国意大利每天被羞辱、被威胁。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揭露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臭名昭著的“饮酒狂欢性派对”（bunga bunga party）上发生的事情的女性身上。据持批判意见的记者说，意大利这类暴力的对抗反应源于黑手党强加给意大利社会的缄默法则。阿基多说，打破禁忌的“Me Too”女性在各个网站遭到了失意男人们的辱骂，他们热切地说着他们想要对拒绝继续沉默的女人们做的事，如果他们发现她在什么地方单独待在车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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