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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到唐代《游仙窟》中色情歌谣有“素谜荤猜”之法，在晚明民间色情歌谣中，这种形式被大量使用，所咏对象往往是生活中常用之物。举两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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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子（按：即掏耳朵的小勺），我的乖，你识人孔窍。捱身进，抽身出，踅上几遭。捻一捻，眼朦胧，浑身都麻到。捻重了把眉头皱，捻轻时痒又难熬。捻到那不痒不疼也，你好把涎唾儿收住了。（《挂技儿》卷八《消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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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私情像象棋，棋逢敌手费心机。……姐道郎呀，你摊出子将军头要捉我做个塞杀将，小阿奴奴也有个踏车形势两逼车。（《山歌》卷七《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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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当然不是真正的“谜”，因为读者一看就知道所咏的都是性交。如将《象棋》末两句“谜底”直白说出，那就不成体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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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歌词要用吴语吟诵，方能传神，经文人笔录下来，如以普通话读之，韵味要损失几成，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就是20世纪学者所收集整理的吴歌，也依然只能如此——笔者数年前曾有小诗单咏此事：吴歌小史话当年，往事如烟已杳然，试唱吴声白苎曲，风流千古在江南）。比如冯梦龙编的《山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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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娘打得哭哀哀，索性教郎夜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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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衫累子鏖糟拼得洗，连底湖胶打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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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王翼之辑《吴歌乙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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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西山渐渐黄，画眉笼挂拉（拉，吴语“在”也）北纱窗，画眉笼里无食难过夜，小奴奴房中无郎勿进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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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星多月勿明，河里鱼多水勿清，京里兵多要反乱，姐妮房中郎多要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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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吴歌，从南朝的《子夜歌》到晚明的《山歌》，鼎尝一脔，豹窥一斑，大致光景也就不难推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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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眼中的色情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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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文人，无不欣赏色情歌谣。他们除了抬出“孔子不删《郑》、《卫》”来为色情歌谣和艳情诗张目之外，还要从文学理论的高度来为色情歌谣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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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色情歌谣的辩护者们提出一个“真”字来与道学家的讨伐相抗衡，表达这种思想最透彻的，可举冯梦龙那篇短小而有名的《叙（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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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籍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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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在这里强调一个“真”字来为民间的色情歌谣辩护。但是为什么“真”能够使得色情乃至淫秽变成可以接受的呢？近人王国维倒是有一段话，似乎恰恰是对此而发，其《人间词话》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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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语出《古诗十九首》之二）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长苦辛。（《古诗十九首》之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乏病，而游词之病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第六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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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之句，若是与明清色情小说中类似情节的详细描写相比，恐怕也算不上“淫之尤”，然王国维毕竟不是道学家，他欣赏的所谓“真”，或近于“直率”。他又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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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倖，而恕其奸非。……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据同上《人间词话》删稿第四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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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儇薄”者，无真情也，若出于真情，则虽“奸非”亦可恕，其他更可想见矣。“真”与礼教是难以相容的，《山歌》《夹竹桃》中那些直率表达着情欲煎熬和性爱渴望的女子，当然不是卫道士们希望的贞妇烈女。毫无疑问，她们和她们的情郎们，正是《绣榻野史》《浪史奇观》中的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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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和欣赏色情文艺，是文人的传统爱好——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这当然不是说每一个文人都如此）。如前所述，这件事能给他们带来“畅”——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快感”。就是高官大吏，理应为社会作表率的人，对于民间“私情谱”的歌谣集子，也会有兴趣，例如钮琇《觚剩》卷二“英雄举动”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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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公廷弼当督学江南时，……吾吴冯梦龙亦其门下士也。梦龙文多游戏，《挂枝儿》小曲与《叶子新斗谱》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倾动，至有覆家破产者。其父兄群起讦之，事不可解。适熊公在告，梦龙泛舟西江，求解于熊。相见之顷，熊忽问曰：“海内盛传冯生《挂枝儿》曲，曾携一二册以惠老夫乎？”冯跼蹐不敢置对，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虑也。”……熊飞书当路，而被讦之事已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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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携一二册以惠老夫乎”是否为反语？看来不是，因为熊廷弼为他排解了来自卫道士阵营的攻讦，这一行动客观上至少是对《挂枝儿》之类作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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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热衷于搜集和把玩色情歌谣，现代文人学者同样兴趣盎然。冯梦龙编辑民间小曲集《挂枝儿》《山歌》《夹竹桃》的工作，受到当代郑振铎等民间文学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不要小看了这些“淫词艳曲”，当年可是劳动了顾颉刚、刘复、鲁迅、周作人这样大名鼎鼎的学术界人物亲自收集，甚至还劳动了蔡元培这样的人物“登高一呼”，号召学者们从事收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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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早在1913年就主张收集民间歌谣，周作人则动手收集越中儿歌，但他们的努力没有多少效果，直到蔡元培和北大介入，此事才“发扬光大”。19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校长蔡元培的启事，号召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一起帮助收集民间歌谣；还刊登了刘复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不到半年，即征集到1200余首，并从这年5月20日起，每天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