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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自唐宋以降，大量涉及士大夫在青楼寻花访艳的笔记小说、专门记载和文学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直到本世纪初，上海的高等妓女与狎客之间仍保持着这一“古意”，有人说“《海上花》时代上海租界的高等妓院里却推行一种比较人道的卖淫制度”（施康强：《众看官不弃〈海上花〉》，《读书》1988年11期），其实自古而然也。《海上花》指《海上花列传》，全书初版于1894年，大陆有现代版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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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国古代房内考》，页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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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秘戏图考》，页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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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这种“假正经”大致从宋代起渐成风气，此后有愈演愈烈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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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国古代房内考》，页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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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无可讳言，当代中国人在某些性问题上的处境，甚至还不如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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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秘戏图考》，页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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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中国古代房内考》，页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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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若将此未定之论许为高氏“三大贡献”之一（柯文辉：《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读〈中国古代房内考〉有感》，《世纪》1993年2期），则言过其实，非通论也（柯文中还有多处其他不通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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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例如，有谓屈子美人香草之喻为同性恋之寄托者；有谓孟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为暗示“恋母情结”之家庭三角关系者。更有某德裔美国汉学教授以性象征串讲中国古诗，奇情异想，出人意表，如讲柳宗元《酬曹待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造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谓：“木兰舟者，女阴之象征也（形状相似），而骚人驻其上，即男女交媾之图像也。”参阅张宽：《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圈套》，《读书》199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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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现今《道藏》中涉及房中术的那部分文献，并无太大的重要性。高氏将这一情况归咎于编《正统道藏》时对性学材料的删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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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国古代房内考》页9。注意“母权制”（matriarchy）与“母系制”（matriliny）是不同的概念。在母系制社会中仍可由男性掌握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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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例如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页34；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页333，等等，都持这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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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中国古代房内考》，页33。“侄娣来媵”中侄、娣与妻的辈分关系，在不少现代著作中都是语焉不详或有误解的，对此笔者有另文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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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中国古代房内考》，页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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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在《房内考》李零等的中译本中，不少这类小疵已被细心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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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秘戏图考》，页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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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中国古代房内考》，页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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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医书、房中书在谈到“种子”时，都是着眼于如何在女子子宫中结成男胎，“弄瓦之喜”则是不值一提的细事，重男轻女，有由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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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秘戏图考》，页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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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秘戏图考》，页169—170。关于这一禁忌，还可引《肉蒲团》第三回中内容与之相发明：“要晓得妇人身上的衣服件件去得，唯有摺裤（脚带）去不得”。故在晚明春宫图中女子的小脚永远是被摺裤遮掩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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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首二句云：“座上香盈果满车；谁家年少润无瑕……”其中“年少”一词通常都指少年男子；“果满车”用了“掷果潘郎”的典故，更表明为男子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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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金瓶梅》第三十五回“西门庆为男宠报仇，书童儿作女妆媚客”：“玳安……要了四根银簪子，一个梳背儿，面前一件仙子儿，一双金镶假青石头坠子，大红对衿绢衫儿，绿重绢裙子，紫销金箍儿。要了些脂粉，在书房里搽抹起来，俨然就如个女子，打扮得甚是娇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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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秘戏图考》，页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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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西方汉学家要了解敦煌卷子中伯卷、斯卷等材料，当时仍远比中国学者方便。附带提起，高氏未能利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珍贵性学史料，虽是缺憾；但不足为高氏之病—这批史料出土时（1973年），高氏已归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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