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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人也知道“安全期避孕法”——此法同样是今天仍在使用的避孕方法之一，尽管安全系数很低。比如在元朝人孔齐所撰的笔记《至正直记》中，就记载着这样的避孕法，其“堕胎当谨”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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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惧孕育之繁者，夫妇之道亦自有术，盖以日计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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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安全期避孕法”。想法是完全对的，但是“安全期”究竟是月经周期中的哪几天，古代中国人却一直没有搞清楚——医学家和房中家都将一个谬误的观念坚持了几乎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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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传世的中国房中术著作中，都有“求子”、“种子”之类的专门章节。这方面的内容在各种中医书籍（包括那些完全不涉及房中性爱技巧的医书）中也经常可见。多子方术在房中术中地位之重要，可由下面的细节略见一斑：在传世房中术文献最经典、最完备的作品《医心方·房内》（即《医心方》第二十八卷）中，共三十节内容，其篇幅最长的一节就是“求子第二十一”，超出各节平均篇幅的五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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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子方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适宜受孕的日期以及这些日期与胎儿性别的关系。但这恰恰是一个持续两千年的大谬误——对于将子嗣看得极端重要的古代中国人来说，在这一问题上犯这样长久的大谬误，实在是惊人的讽刺。早在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胎产书》中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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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问幼频曰：我欲殖人产子，何如而有？幼频答曰：月朔（指月经）已去汁口，三日中从之，有子。其一日男，其二日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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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只有在妇女月经结束后的三五日内才能受孕，是中国古代房中术理论家和医学家普遍、持久而且一致的看法，下面是《医心方》卷二十八所引的一些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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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妇人月经后三日，夜半之后，鸡鸣之前，嬉戏令女感动，乃往从之，……有子贤良而老寿也。（引素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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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月事断绝洁净三五日而交，有子，则男聪明才智老寿高贵，生女清贤配贵人。（引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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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欲求子，候女之月经断后则交接之，一日三日为男，四日五日为女。（引《洞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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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房中术理论家和医家的上述坚定看法，恰恰与现代科学的常识相反——因为妇女排卵一般是在月经周期的中段，在这段日子里性交方能受孕。而古人认为宜于受孕怀胎的“月经后三（五）日”，正是现代“安全期避孕法”中认为没有受孕之虞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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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面所说的谬误持久而普遍，但中华民族照样人丁兴旺，多子多孙，那是因为性交毕竟还有别的功能，因此古人也仍会在别的日子里性交，结果倒怀上了孩子。而谁要是严格地“遵医嘱”，平日节制情欲，只为“种子”而性交，那就十九要大失所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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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顾炎武五十九岁尚无子嗣，他晚年纳妾求子而失败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例子：顾炎武此举的“医学顾问”是名医傅山，这位傅先生的《傅青主女科》传世至今，其中同样是月经后三五日而交则有子的传统谬误；顾炎武纳妾是为求子，非宠嬖其女色也，故不难猜想顾老先生平时定然情欲几无，只为“种子”才行性交，结果却是“不一二年而众疾交侵”，孩子却终于未能怀上。最后顾炎武十分后悔，乃立侄为嗣，将妾嫁掉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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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避孕与堕胎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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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避孕和堕胎的历史，若谈技术手段，自然主要着眼于如何让避孕与堕胎措施有效；而谈思想观念，则主要就是对避孕与堕胎的反对与谴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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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印度著名的《爱经》（Kama-shastra，又名《欲经》、《性典》等），非常全面地讨论了与性爱有关的各种问题，包括调情、做爱、春药，甚至谈到了降低性欲的药方，但是唯独没有谈到避孕和堕胎。因为此书反映的是古代印度比较正统的信仰，在这种信仰体系中，一个孩子的出生是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的表现，而避孕和堕胎会对轮回转世、因果报应造成致命的干扰，是很难被容忍的，更不用说提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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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重子嗣，当然谴责避孕和堕胎更为坚决。古时大街上也会看到关于堕胎药方的广告（比如《妙一斋医学正印种子编》序中所述），但这一定会被“正派”的医生斥为“其术之不仁一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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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纪昀有不少非正统的观点和思考，他往往借谈神鬼怪异故事来表达，《阅微草堂笔记》中这样的篇什比比皆是。卷九中一则故事，反映在堕胎问题上正统观念与现实情势之间的冲突，最为典型。故事当然也是托诸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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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医生，“素谨厚”，一夜有老妪持金钏一双，向他买堕胎药，他“大骇，峻拒之”，第二天晚上，老妪又加上两枝珠花，再向他买药，他仍坚决拒绝。过了半年，他梦中被拘到阴曹地府，说有人指控他杀人，见一女子披头散发，脖子上勒着红巾（表明她是自缢而死），哭诉向他买药遭到拒绝的情节。这医生辩解说：药是用来救人的，岂能用来杀人（堕胎）以谋利？你自己通奸事情败露，怎能怪我？但那女子反问他：我派人向你买药时，刚刚怀孕，胎儿尚未成形，如果堕胎，我就可以不死，“是破一无知之血块，而全一待尽之命也”，但你坚决不卖药给我，我只好将孩子生下来，结果孩子被扼死，我也被逼迫自缢而死，“是汝欲全一命，反戕两命矣，罪不归汝，反归谁乎？”听了她的辩词，冥官喟然叹息道：你所说的，是从实际情势考虑；而他（医生）所执的却是“理”！冥官虽然同情女子，最后却只能判医生无罪，他对那女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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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者，独此人也哉？汝且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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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纪昀的态度是明显的：他反对道学家的“以理杀人”。当年戴震以《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向道学家的“以理杀人”发起正面攻击，纪昀作为他的哲学同盟军，则以《阅微草堂笔记》中的神鬼故事，出偏师以呼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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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误以为只有古代才有道学家，也不要误以为只有古代才会“以理杀人”。其实这个传统是非常强大的。比如就在今天，面对许多青少年的婚前性行为，有些思想极为保守的人士，仍一再反对向青少年介绍避孕方法，并进而反对向青少年进行性教育——他们将此斥为“避孕套教育”。他们说：让青少年掌握了性知识，掌握了避孕方法，发生婚前性行为不就更大胆了吗？而他们主张的所谓“道德教育”，则是要让青少年承受本来可以避免的未婚先孕的严重后果，以此来形成对婚前性行为的恐惧。不惜以青少年身心受害为代价，来维护他们心目中的“理”（亦即礼教之“礼”），这种想法是何等的不文明，与当年戴震、纪昀等人所痛斥的“以理杀人”又有什么两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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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百花洲》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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