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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节变不可交合阴阳，慎之！凡夏至后丙丁日，冬至后庚辛日，皆不可合阴阳，大凶。凡大月十七日，小月十六日，此名毁败日，不可交会，犯之伤血脉。（《千金翼方》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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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特别详备的例子，可见于一部清代广泛流行的医书《达生篇》，其中“阴阳交合避忌”一节，开列“应戒（性交）日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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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朔、望日，廿八日，庚申日，本命日，母难日，祀神祭先日并前一日，春三月甲乙日，惊蛰日，春分日并前三日，春社日，二月初八日，夏三月丙丁日，四月初八日，十四日，十六日，夏至日并前一日，五月初五、六、七，十五、六、七，廿五、六、七日（为九毒日），秋分日，秋社日，八月十八日，冬至日并前一日后十日，冬至以后庚辛日，十一月廿五日，腊月初三日、初八日，廿四、五日。除夕、三伏日，凡节气口，四月纯阳，十月纯阴，俱宜节欲。社口受胎，生子白毛。以上各日期，犯之而损夫妻者，受胎而夭男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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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这份日期表中，一年内禁忌性交的天数已在150天以上。再加上许多无法事先推定的日子，比如大寒大暑大风大雨大雾、雷电霹雳、日月交蚀、地震之类，以及许多起居作息的状况如大悲大喜、大饱大醉、远行、病愈、沐浴，等等，粗略估计，一年中又将占到百日左右，也要禁忌性交。这样算下来，一年中性交而不犯忌的日子不过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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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为何要发展出这套如此繁琐的性交禁忌日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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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试图用“神道设教”之法引导人们对性生活加以节制——如果真的遵照这种理论行事，就要平均三四天才得以性交一次，这个频度从现代医学知识来看也是相当合理的。不过古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遵守这种禁忌，尚在未知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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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那些偏于保守的论述中，性交的目的通常主要是“种子”——让女子怀孕受胎。古人普遍相信，如果性交的日期、时辰等选择不好，就会怀上或生下各种不良的孩子。这在各种房中书和医书中都经常可见，下面是根据《千金翼方》卷十二“养性禁忌”中一部分有关内容整理成的表，以见其说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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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禁忌及对胎儿的可怖预言，基本上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不过由此也可以略见在古人心目中，交合受孕是一件相当神圣严肃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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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凶宜忌，相反相成，既有禁忌交合之日，自然也有特别宜于交合的日期，这同样为古代房中家所乐道，举《养性延命录》卷下所言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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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宿交会者，非生子富贵，亦利己身，大吉之兆（八星者，室、参、井、鬼、柳、张、心、斗，月宿在此星，可以合阴阳、求子）。月二日、三日、五日、九日、二十日，此是王相生气日，交会各五倍，血气不伤，令人无病。……若合，用春甲寅、乙卯，夏丙午、丁未，秋庚申、辛酉，冬壬子、癸亥；与上件月宿日合者，尤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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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王相”，又作“旺相”，为五行与历日相互附会之说。其法将纪日天干与四季、五行进行如下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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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相信五行递旺于四季：春季木旺，夏季火旺，秋季金旺，冬季水旺。于是依纪日天干之循环，春季逢天干为甲、为乙之日恰对应于木，而木是旺于春季者，则春季逢天干为甲、为乙之日即“王相”之日；夏季则轮到纪日天干为丙、为丁之日，火旺，……其余可类推。至于戊己土旺，则是每季抽出十八日，硬与五行相配，对应于土，并为之造出一个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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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所谓“月宿日”，也被认为宜于性交。例如，按《千金要方》卷二十七中所载的一张表，一年中这种“月宿日”有123日。如果“月宿日”与“王相日”恰好重合，则更是男女欢合交媾的佳日良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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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类思想表明，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历与性之间确实存在着重要联系。何以会如此，还当求之于古人所深信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观念。在这种宇宙观中，人的生活很自然地被认为必须与自然界（即“天”）的变化相配合，而性生活则尤其如此。因为阴阳交合，非独男女之间而然，天地万物也赖此才得以生息繁衍。《易·系辞下》云：“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正是这种传统观念的典型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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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自然界的变化（四季循环，寒暑变迁）正是依靠历法来反映和描述的。《春秋繁露》卷十六“循天之道”一节所言，对此颇有启发，其中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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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气不致盛满，不交阴阳。是故君子甚爱气而游于房，以体天也。气不伤于盛通，而伤于不时、天并——不与阴阳俱往来谓之不时，恣其欲而不顾天数谓之天并。君子治身，不敢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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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节欲而不纵欲的主张。正常的性交（不是指房中术那种交而不射精的）在古人看来多少是要“损气”的，君子既“甚爱气”，却又不绝对禁欲，仍然要过性生活（“游于房”），这是由于体天之道，阴阳必须交合。这中间趋利避害的关键，就是“与阴阳俱往来”，亦即根据自然界的规律来安排性生活。怎样方可以做到“与阴阳俱往来”？则非求之于历不可。上述种种交合宜忌日期，可以说正是“与阴阳俱往来”的具体方案——现在看来当然没有多少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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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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