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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李约瑟的研究和结论，当然也不可能没有失误。失误本不足怪，问题是我们对此应该怎样去认识。台湾大学的刘广定教授最近在悼念李约瑟的文章中有一段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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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当今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者中，附和李约瑟的多，能以具体证据证明李约瑟低估中国成就的较少，愿指出李约瑟有高估中国成就之误的更少。常把感情和政治因素掺杂到学术研究之中，可说是中国的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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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的不少失误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他对中国道家和道教学说的过分热爱，热爱到了妨碍他进行客观研究的地步。对于这种热爱，他本人并不讳言，例如，1985年他在为中国出版的《李约瑟文集》所作序言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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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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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经成为某种宗教热情，有时候难免会对研究态度的客观性有所影响；道教的学说又特别使他迷恋，因此他脑海中有时浮现出“长生不老”之类的信念，似乎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有人因此而将他引为近年某些招摇撞骗、别有用心的伪科学宣传的护法，则又是对李氏的大不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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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性教育研究文集》第16集（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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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五章 张竞生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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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留法哲学博士到北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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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期，张竞生算得上中国学术界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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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1888年出生于广东饶平。19岁考入黄埔陆军小学，在那里选修了法文，伏下了他后来留学法国的因缘。在那里他还认识了孙中山。后来他去上海震旦学校就读，旋又考入法文高等学校及京师大学堂。据说他在京师大学堂的藏书楼里发现了德国人施特拉茨的《世界各民族女性人体》一书，这是通过收集整理世界各民族典型女性人体照片和资料，来确定不同人种、不同民族女性人体特征的人类学著作。他反复阅读此书，这又伏下了他日后研究性学的因缘——最终他却为此而弄得身败名裂。人世间的祸福，实在是倚伏无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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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张竞生23岁。南北和议时，他曾是孙中山指派的民国代表团的秘书。有人认为他可以算“国民党元老、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可能稍有夸张，但他确实认识不少国民党的元老人物。比如，1910年汪精卫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据说为汪精卫探监报信的就是张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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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张竞生对于政治没有什么兴趣，和议后他表示要出洋求学，得到孙中山嘉许。1912年10月，张竞生与宋子文、杨杏佛、任鸿隽等人以官费生出洋。张竞生到法国，先入巴黎大学哲学系，1916年获学士学位；又入里昂大学哲学系，1919年以《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为题通过论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留法期间，他也热心于社会活动，曾与汪精卫、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发起组织“法华教育会”，对其后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以及中法文化交流都曾起过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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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在法国接受了大量西方学术和思想，脑子里放满了社会学、性学、优生优育之类的学问，心中则是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宏愿。1920年他自法归来，先是受聘为在潮州的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校长，在任上他推行一些改革，如招收女生、提倡游泳之类。如果说这些改革是那时新潮人物行事中应有的风格，那么他上任伊始就向军阀陈炯明上书建议推行“节制生育”——当然不被理睬，就未免显得太不合时宜，太书生气十足了。他后来的不幸遭遇，似乎也可以从这件事上看出一点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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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任金山中学校长不到一年，就出了风波：一个学生在他所提倡的游泳中不慎溺死，再说他的那套西化的教育改革也被认为“不合国情”，于是去职。那时蔡元培正在北京大学推行“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遂聘任他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张竞生来到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是一片新的广阔天地，他正好大大施展一番平生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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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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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北京大学无疑是中国最活跃的学术中心，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张竞生一到北大，就和胡适一同接待了当时欧美生育节制运动及性教育运动的领袖人物山格夫人（Margaret Sanger）之访华。此事似乎兆示着张竞生在北大的学术活动自始至终仍是与性学结着不解之缘。不久又曾积极组织邀请爱因斯坦来北大访问，但爱因斯坦中途变卦，未能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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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大力倡导节制生育，也就是今日的计划生育，堪称先知先觉，但因“不合国情”而大受抨击。不过他在北大讲授西方现代爱情、生育、性育以及有关的社会学说，倒是颇受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人物的称赞。张竞生将这些学说统称之为“美的学说”。1925年他出版了《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两书，提倡“性格刚毅、志愿宏大、智慧灵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观”；主张学习美国的经济组织法和日本的军国民组织法，认为这样可以使中国“臻于富裕之境”，“进为强盛之邦”。《美的人生观》出版后，周作人在文章中称赞作者极有“天才”。张竞生还组建了“审美学社”，提倡美育。接着又组建了“性育社”，这被认为是中国最早提倡性教育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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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他的“爱情的四项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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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爱情是有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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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爱情是可比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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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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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夫妻为朋友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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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观点，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不能不说是相当激进的。当时有许多人士参与了对此“四项定则”的讨论，其中包括鲁迅、许广平等人。观点当然不尽一致。但是能够公开讨论爱情是何物，在当时也不失为非常解放之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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