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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鼓励全社会的“妇德”教育，也并不是出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而是礼教有助于定尊卑上下，强化统治秩序。能够成功地将女人关进后院，社会已经就安定了一大块，这是礼教对王权的实际意义之一。剩下的问题是，还必须深化对女人的性管制，使其更好地为父权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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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孝经》图之一 《女孝经》图之二 《女孝经》图之三 《女孝经》图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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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简史 [:170244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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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简史 2．性罪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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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个著名的历史事件，但秦始皇热心推广礼教，也是不争的事实。礼教本为儒家学说中的内容，为何去“儒”而存“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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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秦始皇一点都不傻：对他来说，儒家学说中除了礼教有用外，其他都是一派胡言——儒家反对武力，认为“奇兵有异于仁义”，而秦国正是依靠“奇兵”才得以兼并天下；儒家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对秦政权来说真是“王道迂阔而莫为”。依了儒学主张，秦政权等于在自证其罪。所以秦始皇坑杀儒生而推广礼教，意在“买珠还椟”。而礼教被始皇帝从儒学中筛选出来加以推广，实在是巩固统治的必要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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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9年，始皇帝东上泰山，令人刻石以颂功德。这次活动是跟原鲁国诸儒生商议过的。颂辞内刻有“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公元前215年，始皇帝至碣石，刻碣石门以记其功，同样没忘记宣扬礼教“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公元前210年年末，始皇帝东巡至越地，登会稽山。这是他临终前的最后一次政治活动了。由于越地颇盛淫风，始皇帝指示在《会稽刻石》中专门撰写了一段弘扬礼教的“纠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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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琅琊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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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 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 夫为寄貑，杀之无罪，男秉义程。 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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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时，儒学终于成为显学，高踞庙堂，并登上了自上而下强行传递的官方快车。但要把一种观念涵化为民俗，则实非易事。因此汉唐盛世时期，性风俗仍呈现出淳厚宽松的特征，甚至有点自由化倾向。汉唐之盛，可以说并不因礼教盛，但当时儒学处在显学地位，官方又张大其势地弘扬，认识上的误区便由此产生了：好像中华大帝国的鼎盛是操作礼教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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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宋代，帝王们的万世基业出现了盛极而衰的崩裂征兆。处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的宋儒们，是最先感受到风气的先知先觉者。而他们对历史的思考，则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思维模式的特征：“单线因果链”——一个结果来自一个原因，一种原因产生一种结果。他们把汉唐成功的经验，总结为王者行春秋大义，圣教化及宇内。眼下颓势的症结，自然也就是人心不古，圣教失宣了。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下，理学的形成，可以说是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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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世纪中后期，程颢、程颐兄弟分别提出“天者理也”和“性即理也”的哲学命题，在洛阳设学阐释，从学弟子甚众，形成所谓“洛学”。程颢主张“物我一体，忘其内外”；主张“识仁”“定性”，他的学说基本上是一种道德修养，对理学中的陆王“心学”有极大影响。程颐和程颢一样，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但他同时提出了“阴阳之气”，并以之与人性相联系，认为“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他的学说开创了以后理学中的“程朱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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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说起来，二程在哲学上并无惊人建树，且自甘于扮演儒学二传手的角色。程颢曾大言曰“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他认为程氏兄弟的创造在于“吾学虽有所受，但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然而，二程最终留给后世的“学术成果”，是他们对礼教走火入魔的推崇，是他们首创以“礼”杀人。儒学中最生动、也是最有价值的人文精神——仁，自此开始被阉割了；理，被骤然放大了；欲，成为罪恶的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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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矣欲之害人人也！人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知，则至于灭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者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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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粹言·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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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早期儒家经典相较，“欲”被程子视为害人的罪恶，大大超过了欲是人的天性，需要对之善为节制这样一种限度。兹以《礼记·乐记》中关于“欲”的论述为参照，看程说对儒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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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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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早期儒家强调对“欲”的调节，反对无节制地纵欲，并无视欲为罪的意思。由此引发的理、欲之辩自宋儒开始就变得不可收拾了。至于朱熹，已到了人性与天理誓不共存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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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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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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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人欲之大者，莫过于男女私情，这自然就成为首先要灭掉的人欲。如果并非为了私情，而是关乎生死的涉性问题该怎么办？这有点像淳于髡就教孟子的“嫂溺”问题——孤立无助的寡妇能不能再嫁？程颐像个冷血杀手般论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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