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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简史 第六章 黑暗的中世纪文化与止痛药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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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是一次人类反自然的尝试。无论在东西方，也不管它的原初动机是如何地高尚，今天看来仍旧是一场悲壮的闹剧。在中国，万恶淫为首；在基督教世界，情欲是万劫不复的原罪。仪光禅师被一个色字挡了成佛之路，愤而自宫；奥利金教父镇不住那总要勃起的生殖器，只得用刀去对付……正如歌德所说，当人们严肃地说他们必须干点什么的时候，那他们就要开始胡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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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场反自然的文化游戏，演成了千年噩梦。就在人们被梦魇纠缠得苦不堪言的时候，不少人其实是清醒的，这就更加荒唐。奥古斯丁的禁欲主义理论把西方人压迫了1000年，而他自己却把生命的前半段用于疯狂的纵欲，在淫乐中他叫道：“上帝啊，给我贞节吧！——但是现在还不。”当他终于开始论证性即罪的时候，他的性功能早已严重衰退了。朱熹复尽天理革尽人欲的“豺狼”理论，像悬在中国男女中间的锋利阉刀，弄得人人为之胆寒。而这位操刀手本人却在跟尼姑乱搞。若不是事情已闹到了最高领导宋宁宗那里，从而留下了官方记录的话，人们会真以为他在代圣人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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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反对自然。即使是在禁欲主义肆虐东西方的时候，仍然有另一种与之抗衡的力量在起着调节作用，这可能就是文明的自组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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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简史 1．青楼：逃避性交的快乐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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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学者高罗佩认为，中国文人狎妓是为了逃避性交的责任。其说在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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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能够结交艺妓的人至少属于中上阶层，因此在家中也有妻妾多人。既然如前所述，他们有义务给妻妾以性满足，那就很难期望一个正常的男人竟是因性欲的驱动而与外面的女人发生性交。当然人们会有调换口味的愿望，但这只能算是偶然的胡来，并不足以说明他们与职业艺妓整天厮混的动机。浏览描写这一题材的文学作品，你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必须遵守某种既定的社会习俗之外，男人常与艺妓往来，多半是为了逃避性爱，但愿能够摆脱家里的沉闷空气和出于义务的性关系。换句话说，原因其实在于他们渴望与女人建立一种无拘无束、朋友般的关系，而并不一定非得发生性关系。一个男人可以与艺妓日益亲昵，但不一定非导致性交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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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认为，高罗佩的这一看法是有些见地的。以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有限了解，能提出如此睿智的看法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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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房内考》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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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罗佩在这里所说的艺妓，毫无疑问是指那种趣味甚高的青楼女子，有点像希腊妓女中的“希泰尔”。中国娼妓的等级，习惯上以她们所居的楼、堂、馆、所来划分，最低级别的娼妓只能活动于“寨”“寮”“窑”中了。而青楼，有红颜居于上，可想而知伊人的财产地位和生活环境。这种自幼养尊处优、接受过琴棋书画全面训练的高雅美女，当然不可能为那些急着寻找泄欲对象的贫穷性饥渴者提供服务。这些具有高文化素养的女子，实际上是以弹筝酒歌，低唱浅酌为一种活法；她们的诗词酬答、采兰赠芍之类，是这种活法的日常内容，没有什么强烈的功利目的。因而，她们处在一定程度上的自在状态中。她们与公卿名士们的交往，是一种自由状态下的平等交往，其中没有义务和责任，没有礼数规矩，没有舆论监督。这在礼教禁锢之下的人际关系中，真是人性得以舒张的一方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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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中，内阁宰辅杨士奇、杨荣、杨溥，皆当朝重臣，官拜太子少师、少傅，位居大僚，时号“三杨”。处在这“高处不胜寒”的位置之上，三位阁老刻意向公众输出的形象有多严谨整肃，就可想而知了。但据《尧山堂外纪》载：三杨时不时也凑在一起会饮，饮则召妓侑酒。遇名妓齐雅秀被三杨召，有人担心气氛难以调控，怕三位大人物板起面孔不苟言笑。齐雅秀赴会时故意晚个时辰才到，三位大人问其为何姗姗来迟？齐回答说因为看书来迟；再问看什么书？答曰看《列女传》！三杨听后捧腹不止，笑骂齐“母狗无礼！”齐雅秀应声回答：“我是母狗，各位是公侯（猴）。”妙言不胫而走，传于京师。像这等大雅似俗的谐谑，恐怕很难出现在三阁老的公务和家庭生活中。这样一份轻松，实非青楼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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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风雅著于史者，莫过于唐之青楼。这个功劳首先要归于开元年间的唐明皇。《唐史·礼乐志》称其“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由于明皇对声色歌舞的特殊喜爱，宫中除盛设乐妓（当时宫内女子总数已达四万之众）外，还在东西两京设宫外左、右教坊，以作为后备役宫妓。以此看来，唐时官吏盛行妓乐，凡宴饮必召妓侑酒，“视声妓丝竹为固有之事”也就毫不足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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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现象中引人注目的是文化因素。唐时官吏，多为文人学士。自隋代开科取士以来，皇家通过科举这一公平竞争的途径，把社会精英通通吸纳到了官吏队伍中。科举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受重视；明经科取儒学学者，进士科取文学和时务对策人才。从这两科出身的宰相在唐朝达142人，以致社会认为“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出身，终不以为美。”（见《通典·选举三》）官吏的高文化素质，在狎妓中必然表达为高雅的审美趣味。先有“市场需求”，后才会有“适销对路的商品”。《开元遗事》中说：“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每年新进士，游谒其中，时人称为风流薮泽。”新科举子所以必到平康坊狎乐，是因为“大中皇帝常游北里，朝士宴聚，亦多在此。”孙棨《北里志·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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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杨招妓宴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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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唐寅所作《宫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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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谐，如不惜所费，舟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排次，良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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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的丽人群和社会名流，共同组成了当时的风雅社交圈。这个社交圈的香艳辉煌，是盛唐时代一笔浓墨重彩的风景。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中有这样的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