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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诗书丹青的秦淮名妓马守贞 丈夫必与“五日之御”的妻妾们 官娼之兴，是中华大帝国的又一“世界之最”：公元前685年，管仲相齐。在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推进中，后勤生产部门设“女闾”以谋花捐，可谓是聪明绝顶的点子。据《战国策·东周策》：“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这是说在宫中辟红灯区7处，每处设国家妓院100所。韩非子则说是“昔者桓公宫中二市，妇闾三百。”《齐书》也说是：“管仲设女闾三百。”按《周礼》，1闾=5比，1比=5家。以此推算，管仲开设的国家妓院按《战国策》说，从业妓女至少是17500人；若按后说，妓女人数至少也在7500人，规模之大可想而知。若管仲此举真如清人所说，意在“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那倒是必须有此规模，小打小闹能赚多少钱支援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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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闾之兴，自此开了官娼先河。但到了汉武帝时，似乎不再重经济效益而偏于政治考虑了。《万物原始》上说“至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官娼由此分化出营妓，用以解决军人的性饥渴。必须指出的是，营妓多来自官家奴婢、罪人之妻或其家属，她们从事这一活动不是职业选择，而是“服役”行为。灵与肉，性欲与情欲，营妓属于“肉”的服务，是用以平衡性欲的。汉之营妓从此筑为制度被历朝历代沿用，前面说到的烈性才妓严蕊，便曾在宋朝军中“服役”。官娼中衍化出的另一支即为乐妓，偏于“灵”，提供精神逸乐，抚慰士人性情。这也是盛唐的一大文化产物，泽及千年，流韵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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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伎众多的谢安 《太白醉酒图轴》清 苏六朋 作 综上，汉以后的官妓是不以赢利为务的，且渐生出灵、肉两途：为上流社会服务的青楼罗绮，和解决下层性欲的娼寮妓寨。例如在元代，马可·波罗来中国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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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城和旧都城近郊公开卖淫为生的娼妓达二万五千余人。每一百个和每一千个妓女，各有一个特别指派的宦官监督，而这些官员又受总管管辖。管理娼妓的用意是这样的：每当外国专使来到京都，并负有关系大汗利益的使命，照例由皇家招待。为了对外客表示盛情的款待，特别命令总管给使节团的每一个人，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每夜换一个人。妓女们也把这种差役看成是自己对皇帝应尽的义务，所以不收取任何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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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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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开官娼的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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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时妓院，于此仍可看出青楼的风雅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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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后官娼又复归衰微；至清，由于雍正废除乐籍，从而把妓业全面转轨为民办私娼。乐籍之废，则导致了中国当代妓业退化为极低品位的“卖肉”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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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礼教重创人性的中世纪，娼妓乃是中国士人自疗的止痛药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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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 清代名妓赛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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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妓女兜售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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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简史 2．下水道、泄洪闸及其代罪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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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上古时代，中国人就从治水中悟出了一条重要法则：光靠堤防不能治洪，还必须有所宣泄，否则，等到溢满为患时就真正无法收拾了。可能正是基于对“宣防论”的理解，道学家才没有坚持取缔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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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基督教世界也不自觉地掌握了这条不二法门：当教会在欧洲大肆宣扬性即罪、残酷迫害女巫之时，另一方面却热情扶持和赞助娼妓业。如果卖淫是邪恶，这“放鬼”的第一人，其实正是“捉鬼”的始作俑者——圣·奥古斯丁。据美国学者坦娜西尔在《历史中的性》一书中引证，奥古斯丁曾说：“倘若将妓女从人间百态中清除，那么，淫欲将玷污所有事物。”与此并举的“神学之王”圣托马斯·阿奎那则认为：妓院是“海中的污物或一座宫殿中的下水道，要是没有下水道，整个皇宫将积满污物；如果将妓院从世界上清除掉，那么整个世界将充满兽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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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中世纪教父们，认为卖淫是一种恶，但也是一种十分必要的恶。奥古斯丁甚至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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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它自己是罪恶的最高类型，然而它却终究是美德的最有力的卫士。如果没有它，无数幸福家庭的未受玷污的纯洁就会受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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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看法在欧洲极其深入人心，以至于13世纪中叶，当法王路易九世打算在巴黎禁娼时，遭到了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布尔乔亚阶层非常愤怒，他们说巴黎如果取缔卖淫、关闭妓院，那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们将无法去公园散步，也不能安全地在大街上行走。有意思的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思想家罗素，在批判圣·奥古斯丁禁欲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承袭了这位教父的上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