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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后官娼又复归衰微；至清，由于雍正废除乐籍，从而把妓业全面转轨为民办私娼。乐籍之废，则导致了中国当代妓业退化为极低品位的“卖肉”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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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礼教重创人性的中世纪，娼妓乃是中国士人自疗的止痛药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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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 清代名妓赛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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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妓女兜售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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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简史 2．下水道、泄洪闸及其代罪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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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上古时代，中国人就从治水中悟出了一条重要法则：光靠堤防不能治洪，还必须有所宣泄，否则，等到溢满为患时就真正无法收拾了。可能正是基于对“宣防论”的理解，道学家才没有坚持取缔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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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基督教世界也不自觉地掌握了这条不二法门：当教会在欧洲大肆宣扬性即罪、残酷迫害女巫之时，另一方面却热情扶持和赞助娼妓业。如果卖淫是邪恶，这“放鬼”的第一人，其实正是“捉鬼”的始作俑者——圣·奥古斯丁。据美国学者坦娜西尔在《历史中的性》一书中引证，奥古斯丁曾说：“倘若将妓女从人间百态中清除，那么，淫欲将玷污所有事物。”与此并举的“神学之王”圣托马斯·阿奎那则认为：妓院是“海中的污物或一座宫殿中的下水道，要是没有下水道，整个皇宫将积满污物；如果将妓院从世界上清除掉，那么整个世界将充满兽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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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中世纪教父们，认为卖淫是一种恶，但也是一种十分必要的恶。奥古斯丁甚至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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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它自己是罪恶的最高类型，然而它却终究是美德的最有力的卫士。如果没有它，无数幸福家庭的未受玷污的纯洁就会受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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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看法在欧洲极其深入人心，以至于13世纪中叶，当法王路易九世打算在巴黎禁娼时，遭到了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布尔乔亚阶层非常愤怒，他们说巴黎如果取缔卖淫、关闭妓院，那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们将无法去公园散步，也不能安全地在大街上行走。有意思的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思想家罗素，在批判圣·奥古斯丁禁欲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承袭了这位教父的上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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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把正派妇女的道德看成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我们就必须有另一种制度去辅助婚姻制度，而且我们应当把这种制度视为婚姻制度的一部分，这就是卖淫制度有一句名言是众所周知的，娼妓是家庭神圣和妻子女儿清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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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所以需要娼妓，是因为许多男人或是未婚，或者远离妻子，他们无法克制自己的性欲，而且在一个具有传统道德的社会中，他们得不到称心如意的正派女人。因此，社会就另立了一种女人，以满足男人的需要。对于这种情形，社会虽然羞于承认，但又不敢使人们得不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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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革命·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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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罗马的一所妓院里，教士在嫖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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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的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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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妓院是男性社会的泄洪闸”和“娼妓与家庭功能互补”的观点，一直是一种主导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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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神职人员不仅这么说，事实上也身先士卒地这么在干。15世纪时，教会在康斯坦茨召开全欧宗教会议，欧洲各地随同前往的妓女达1500名；仅会议正式安排接待的就有700名之多，这700多位妓女也就是前来为高级神职官员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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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6世纪的威尼斯史料记载，作为欧洲两大妓业中心（另一处是罗马）之一的威尼斯城，当时人口约为30万，而妓女人数为11654人，平均每万人中就有388名妓女。比例如此之高，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妓女来自外地，而非本土出生。这已经有点像是古罗马时期的繁荣景象了。另一资料则来自当时的巴登牧师。这位拉丁文学大师愤怒地谴责说：“罗马、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九万居民中，有一万名是妓女。大部分绅士都有自己的情妇，私通似乎成了家常便饭，所以整个城市就像个大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