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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我所说的这种“压抑假说”而言，我们可以提出三大怀疑。第一个怀疑：性压抑真的是一种历史事实吗？我们一眼瞥见的对象——它准许提出一个基本假说——真的是17世纪以来建立起来的或强化的性压抑体制？这是一个历史问题。第二个怀疑：权力机器，特别是在我们社会中起作用的权力机器真的在本质上是维护压抑秩序的吗？禁止、审查和否定真的是在一切社会中权力一般运作的形式吗？这是一个历史的和理论的问题。最后，第三个怀疑：有关压抑的批判话语为了阻止压抑是否已经与一直未受到质疑的权力机制交织在一起了呢？或者它不属于它所揭露（毫无疑问，也是歪曲）的“压抑”的历史网络呢？在压抑时代与对压抑的批判分析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历史的断裂呢？这是一个历史的和政治的问题。提出这三大怀疑，这不仅仅是提出与第一类假说相反的假说，也不是说：性不但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里受到压抑，相反还受益于一个永恒自由的体制。这也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权力不是压抑，而是宽容，大家对压抑的批评大有与之决裂的架势。这种批评属于一个比自身更加古老的过程，按照这一过程的方向，它将是一个禁忌不断减轻的新的时期，或者是一个更加狡猾的或更加审慎的权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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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压抑假说的怀疑，目的不是指出它是错误的，而是把它重新纳入到17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内部的性话语的一般结构之中。为什么大家要谈论性经验？大家究竟谈了些什么？性话语又引起了什么权力后果呢？在这些话语、权力后果和由此而来的快感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呢？由此又形成了什么知识？简言之，它就是在自己的运作和存在理由中规定支撑着我们社会中性话语的权力—知识—快感的体制。因而，重要的（至少是最重要的）不是去了解我们是否对性说是或否，我们是否宣布禁忌或许可，我们是否肯定它的重要性，或者我们是否否定它的结果，我们是否改变我们用来指称性的词语，而是要考虑我们谈论性的事实、谁在谈论性、我们谈论性的地点和观点、煽动我们谈论性并且积累和传播性话语的各种机构，一句话，就是要考虑全部的“话语事实”和“性话语实践”。此外，重要之处还在于权力是在什么形式下，通过什么渠道、顺着什么话语最终渗透到最微妙和最个体化的行为中去，它沿着什么道路直达罕见的或几乎察觉不到的欲望形式，还有，它又怎样穿透和控制了日常的快感，而所有这一切及其后果又能够既是对性的拒斥、阻碍和否定，又是对性的煽动和深化，简言之，它们具有“多种形式的权力技术”。最后，重要之处不在于确定这些话语产物和这些权力后果是否揭露了性的真相，或者是掩盖它的谎言，而是要抽取出支持它们并且作为它们的手段的“认知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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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必须搞清楚，我并不主张古典时代以降性没有受到禁止、阻碍、掩饰或误解，我也没有断言过这个时期的性比以往更少压抑。我没有说过性禁忌是一种圈套，而是说这是一个让性成为基本的构成要素的圈套，从这一圈套出发，我们可以撰写现代性话语的历史。所有这些被压抑假说装进一个只说不的庞大的中央机制之中的否定因素——禁止、拒斥、审查和否定都只是在无法还原到自身的话语实践、权力技术和认知意志中发挥局部的和策略的作用的各种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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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不打算分析我们通常优先考虑的性饥渴结构和性淡化的原则，而是找出话语生产（当然，它还节制各种沉默）、权力生产（有时，它有禁忌作用）和知识生产（它经常传播各种错误或误解）的要求。我要写出这些要求及其转变的历史。然而，从这一观点写出的这第一部粗略的研究结果，说明了16世纪以降，性“话语实践”不但没有屈从于一个限制的过程，相反却是服从于一个煽动不断增大的机制。各种作用于性的权力技术没有屈从于一个严格挑选的原则，而是服从于一个多元形式的性经验的撒播和移植的原则。认知意志也不是不能越雷池一步，而是顽强地——当然是通过各种错误——构成了一门性经验的科学。我力图绕到压抑假说及其引发的禁忌事实或排斥事实的背后，从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实出发，让这些运动系统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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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经验史 第二章 压抑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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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话语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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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倒错的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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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话语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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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是一个压抑时代的开始，专属于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也许我们至今尚未完全摆脱它。从这个时代起，指称性成了一件更加困难和要付出更高代价的事情。如果要在现实中控制性，人们首先必须把它还原到语言层面，控制它在话语中的自由交流，把它从言谈对象中剔除出去，禁用明显表现性的词语。这样，甚至连这些禁忌也害怕直呼性。现代人也羞于说性，相互之间传递的惟一禁忌游戏就是：通过一直保持缄默，来强迫人们闭口不谈性。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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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我们考察最近三个世纪来它们的连续变化，事情就大不相同了：围绕着性，发生了一次真正的话语爆炸。我们必须明白，很可能发生了一次对允许使用的词汇的十分严格的净化。人们很可能规范了全部暗示和隐喻的修辞。毫无疑问，词语都经过了作为语言警察的新的礼仪规则的过滤检查。表达方式也受到了控制：大家将非常严格地规定在何时何地不能谈论性；还要确定在何种场合下，说话双方是谁，以及处于何种社会关系之中。这样，大家要划定清楚缄默的区域，即使不能绝对沉默，至少也要保持警惕和审慎：例如在父母与孩子之间，或者在教师与学生、主人与仆人之间。几乎可以肯定，这里存在着一种约束结构。它被整合到语言和说话的政治之中，这种政治一方面是自发的，另一方面又是协商的结果，它伴随着古典时代的社会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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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话语及其领域的层面上，存在着几乎相反的现象。关于性的各种话语在形式和对象方面各不相同，它们不停地增长着：18世纪以来，性话语加速泛滥。这里，我指的不是“犯禁”话语的可能增多，这些违禁话语粗鲁地凌辱或者嘲讽性，赋予它以新的羞耻。礼仪规范日益严厉，很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使得不得体的话语得到了加强。但是，重要的是性话语在权力运作的范围内不断增加：权力机构煽动人们去谈性，并且谈得愈多愈好，权力当局还坚持要听到人们谈性，并且让性现身说法，发音准确，事无巨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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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兰托会议之后的天主教教士守则和忏悔圣事的演变为例。大家渐渐地掩盖了中世纪忏悔手册提出的赤裸裸的问题，其中很多忏悔手册直到17世纪还流行着。以往像桑切兹或汤布里尼一些人长期以来认为严格地叙述性活动的操作细节对于忏悔的完整性是必不可少的，如双方各自的位置、表现出的态度、姿势、抚摸和快感的确切时段，但是后来大家不再注意细节了。大家不得不谨言慎行。对于各种不洁的罪恶，大家必须万分小心：“这种东西就像沥青一样，一旦沾上身，它就无法去掉，不管你把它扔到多远，身上总有一块污渍或泥痕。”(1)以后，阿尔芬斯·德·利古奥里规定，一旦涉及性，要从一些“拐弯抹角的和有点模糊的”问题出发，点到为止，尤其对于儿童而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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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语言能够被净化。坦白的范围，即肉体坦白的范围，不断地扩大。因为反改革的运动在各个天主教国家里忙于加快忏悔的年度节奏。因为它力图强迫大家接受自我审查的审慎规则。但是主要的，这是因为它愈来愈在忏悔中强调——也许，不惜以其他一些罪恶为代价——肉体的一切暗示：思想、欲望、意淫、乐趣、身心的协调运动，所有这些从此必须在忏悔和引导的相互作用中被详细地坦白出来。根据新的教士守则，大家必须审慎地提及性。但是，性的各个方面、关系和影响必须得到细致的考察，直至它们最细微的分支：幻想中的一个阴影、一个被缓缓驱除的印象、身体运作和精神愉悦之间的必然协调，所有这些都必须交代清楚。这一双向演变使得肉体成了万恶的根源，并且在性活动最关键的时刻让肉体陷入难以察觉和表达的欲望迷乱之中。因为这是一种以最隐秘的方式腐蚀了整个人的罪恶：“因此，必须勤快地检查你所有的精神能力，记忆、理解和意志。还必须仔细地检查你的全部感官……此外，你必须检查你的全部思想、言论和行为。一直检查到你的梦，看看你醒来后是否赞同它们……最后，你不要认为在这种如此敏感和危险的事物里会有什么微不足道的东西。”(3)对此，必须用一种负责任的和审慎的话语拐弯抹角地关注身心的连接线：它在罪恶的表面之下展现了肉体未断的肋骨。在语言被小心净化和大家不再直接谈性的情况下，性落入了话语的掌握之中，话语不断地捕捉它，不让它有丝毫躲藏和喘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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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是现代西方人第一次被迫接受这样一种如此特别的、以普遍禁忌形式出现的命令。我不是说现代西方人要像传统忏悔要求的那样，有义务供认自己违反性法律的言行，而是指他们有着经常自我坦白和向他人坦白所有通过身心而与性密切相关的无以数计的快感、感受和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无限任务。这一把性“纳入话语之中”的规划，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在僧侣的禁欲传统中逐渐形成。在17世纪，出现了一种把性纳入话语之中的普遍规则。事实上，它只能应用在少数精英人物的身上，而一年中很少有几次忏悔的大多数信徒不会按照如此复杂的规定行事。但是毫无疑问，重要之处在于，这种义务至少被确定为全体善良基督徒的理想。为此，大家必须服从一种命令：不仅忏悔违反法律的行为，而且还要以坦白自己的全部欲望为目标。只要有可能，大家就必须巨细无遗地坦白出来，而且所使用的词语也必须是审慎中立的。基督教的教士守则明文规定，其基本职守是让任何带有性特征的东西进入没有终止的话语磨坊之中。(4)与这种宏大的驯服活动相比，禁用某些词语、说话要得体和一切审查词汇的手段只能是次要的机制：它们只是在道德上让前者为人接受和在技术上让前者有用的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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