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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8世纪的中学教育为例。总的说来大家会觉得,人们在学校生活中并不谈论性。但是只要看一眼学校的建筑分布、各种规训的规则以及所有内部的组织就足够了。这里不断会有性问题,建筑师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学校的组织者们也一直考虑这一问题。校长们对此总是保持警惕,调整、预防措施以及惩罚与责任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断地被提出来。班级的空间、课桌的形状、娱乐课程的安排、集体宿舍的分布(有还是没有间隔,有还是没有屏障)以及休息和睡眠的监督规则,所有这些都不厌其烦地涉及儿童的性。(12)我们把学院所使用的,并且把在它的工作人员之中流传的话语称作学校的内部话语。我们从中能发现,性一直存在着,早熟而且活跃。但是问题还不仅止于此,在整个18世纪,中学生的性比一般的青少年的性更加特别,成为了一种公众问题。医生们不仅向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们提供他们的建议,并且为他们编写各种训诫、道德榜样或医学案例的书。这不仅是围绕中学生和他们的性,各种旨在建设理想的学校的训诫、观点、观察、医疗建议、门诊案例、改革蓝图和计划不断出现。随着巴斯铎学说和德国博爱主义运动的开展,这种把青少年的性纳入话语之中的运动不断蓬勃开展。为此萨尔茨曼还建立了一所实验学校,其特点就是针对性的控制和教育,考虑非常周到,使得青年人的普遍罪恶无法在这些学校里出现。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孩子都不应该只是默不作声的对象,对于大人们为他们精心安排的一切,浑然无知。大家强迫他们接受一套很不理性的、有所节制的、符合规范和真实的性话语——一种话语矫正术。1776年5月,在博爱学院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活动,堪称这方面的典范,这是青少年的性与理性的话语之间首次协调一致,其形式是考试、答题、花卉游戏、颁发奖状和公布改进意见。为了显示对学生进行性教育的成功,巴斯铎邀请了德国著名的人物(歌德是少数几个拒绝邀请的人之一)。在这次公众集会上,一位名叫伏尔克的教授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些经过选择的有关性、出生和生育的神秘的问题。他让学生们对画有一位怀孕的妇女、一对夫妻和一个婴儿的摇篮的图画发表评论。学生们的回答有条不紊,毫不忸怩作态,学生中也没有放肆的笑声来干扰他们的回答,倒是那些比孩子们还要孩子气的成年人发出了笑声。对此,伏尔克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斥责。最后大家向这些在大人们的面前用有限的知识编织起话语和性的花环的、面颊丰满的孩子鼓掌欢呼。(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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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教育机构大肆强迫人们对儿童的性、青少年的性保持缄默,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相反,18世纪以来,教育机构使这一问题的话语形式更加微分化。它为性问题建立了不同的切入点,它规范了说话的内容和说话者本身。谈论孩子们的性,让教育者、医生、官员和父母谈论孩子们的性,或者向他们谈论孩子们的性,让孩子们也谈论他们的性,把他们纳入一个话语的网络之中。这些话语,时而让他们叙述,时而评论有关他们的事情,时而强迫接受规范性的知识,时而从他们出发形成被他们遗忘的知识。所有这些都允许把权力的强化和话语的多样化联系起来。从18世纪以来,儿童的性和青少年的性成了一种重要的目标。围绕着它,人们调整了无数的学校设置和话语战略。而且人们可能不让成年人和儿童用某种方式来谈论性。可能人们认为它过于直露、粗俗和荒唐,但是这也许是多样的、交叉的和等级化的话语起作用的交换条件。所有这些话语都是围绕着一束权力关系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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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中心,它们从18世纪或19世纪就开始积极地激发各种性话语。首先是医学,它借助的是各种“神经疾病”;其次是精神病学,它开始是从“性过度”入手,然后是从手淫、性不满足、“生育舞弊”出发研究精神病的病因学,而且,它还特别把全部性倒错都纳入自己的范围内;还有刑事审判,它长期以来与以“骇人听闻的”和违反自然的犯罪形式出现的性经验打交道,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它开始对轻度违法、未成年人犯罪、无足轻重的性倒错进行细致的审判。最后,在上个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所有这些社会控制,检查夫妻、父母、儿童、危险的与处于危险之中的青少年的性经验——着手保护、分离、预防,到处把各种危险标明出来,唤起人们的注意,呼吁人们作出诊断,提出成堆的报告,组织各种治疗活动;它们围绕着性,施放出各种话语,强化人们对一种不断激发人们去谈论性的危险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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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的一天,一位拉普库尔村的农业工人被告发。他头脑有点简单,一年四季在不同的地方打工,靠一点施舍和干苦活填饱肚皮,夜里则住在谷仓或马厩里。有一天,他在田边从一位小姑娘那里得到了一些爱抚,这种事他以前做过,也看见同村的顽童们这么做过,即在树林旁,或在通往圣尼古拉的路边排水沟里,人们随意地玩一种被人称为“干酪奶”的游戏。结果,小姑娘的父母向村长揭发了他干的坏事,于是,村长向宪兵告发了他,宪兵又把他带到法官面前,法官控告了他,并把他首先交给一位医生,然后再把他交给另两位专家。这两位专家为他撰写了一份报告,并把它发表了出来。(14)这个故事有什么重要性呢?重要性就在于它的微不足道上。这一在乡村司空见惯的性经验,这些微不足道的林间野趣可能从某一时候开始,不仅成了集体不宽容的对象,而且是法律行为、医疗干预、门诊检查和理论说明的对象。重要之处还在于,人们还测量了直到那时为止仍然是农民生活的一部分的这个人的头颅,研究了他面部的骨架,检查了他的体格构造上是否有什么变态的迹象;而且,人们还让他开口说话,审问他的思想、倾向、习惯、感觉和判断。最后,人们决定被告无罪,把他作为医学和认识的纯粹对象而终生关在马勒维尔医院里,但是由于对他的详尽分析,使得知识界都知道了他。我们可以肯定,就在这同一时期里,拉普库尔村的教师告诫这些小村民们净化自己的语言,不要大声地谈论这些事情。但是,这无疑是使得知识与权力的各种制度用它们庄重的话语来占领这个日常生活的小剧场的条件之一。因此,正是当今社会——而且毫无疑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这些永恒的举止、这些由头脑简单的成人与懂事的孩子相互交流的毫不掩饰的快感之上,建立了一整套说话、分析和认识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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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热衷于为自己写下他的隐秘生活的独特故事的英国浪荡子,另一边是作为他的同时代人的这个乡村傻瓜,他通过给小姑娘们几块钱,求得年长的女人不愿给他的性安慰。在这两个人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深刻的联系: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性成了必须说出的某种东西,而且必须根据各种不同的限制性推论机制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无论是说悄悄的知心话,还是通过严厉的审问,文雅的或粗鲁的性都必须被说出来。因为制约这位英国无名氏和那位可怜的洛林农夫的是一个巨大的、多种形态的律令,而且历史又恰好让他名叫“茹伊”(Jouy)。(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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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以来,性就不断地激发起一种普遍化的话语亢奋。而且,这些性话语的增多不是外在于权力或反对权力的;而是相反,性话语是在权力的范围之内,作为权力运作的手段起作用的。到处都有各种话语煽动,到处都有听取和记录的机构,到处都有观察、审问和表述的手段。人们揭发性,把它限制在一种话语存在中。从强迫每个人把他的性经验转变成一种永恒话语的独特律令,到在经济、教育、医学和司法中煽动、摘要、整理性话语和使之制度化的众多机制,我们的文明需要和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滔滔不绝的性话语。也许,其他任何社会都不会在如此短暂的历史中累积出这么大量的性话语。我们谈论性也许比谈其他东西都多;我们热衷于做这件事。我们有一种奇怪的顾虑,相信我们没有谈够它,认为我们太过腼腆和胆怯了,认为我们因为惰性和顺从掩盖了明显不过的证据,而且还认为我们总是回避了问题的关键,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开始研究它。在性方面,我们的社会是最喋喋不休和最急不可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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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第一个粗略的研究表明,它研究的不是“一种”性话语,而是在不同的制度中起作用的一系列机制所产生的大量有关性的话语。中世纪围绕着肉体和忏悔实践的主题组织了一种非常单一的话语。最近几个世纪来,这一相对统一的话语遭到了解体、分化、减少,而在人口学、生物学、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道德、教育学、政治批判等领域里却出现了话语爆炸现象。更重要的是,在有关色欲的道德神学与坦白的义务(有关性的理论话语以及它的第一人称叙述)之间牢固的联系,即使没有断开,至少也松弛和多样化了。从18世纪以来,在理性话语对性的客观化与人人都努力说出自己的性的运动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对峙、冲突、调整的努力、重新记录的企图。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根据连续的扩张来讨论这一话语增长;我们必须从中看到这些话语中心的扩散、它们的形式多样化和维系它们的关系网的复杂分布。最近这三个世纪的显著特征,不是大家如何关心掩盖性,也不是语言上的过分羞涩,而是人们为了说性、让别人说性、让性自己说自己,为了听取、记录、抄写和重新分配性话语而发明的各种设施的变化和大扩散。围绕着性,形成了一张把性纳入到多样化的、特别的和强制性的话语之中的网络。在古典时代,人们必须说话得体,是否从此以后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审查呢?其实这是一种对性的有规则的和多样性的话语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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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人们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如果为了谈论性就需要如此多的刺激作用和约束机制,那么这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统治一切的基本禁令。惟有一些明确的需要——经济压力和政治利益——可能解除这一禁令,为性话语开放某些有限的和被小心规范的通道。这么谈论性,就需要建立如此多的约束机制以便让人们谈论性,但是必须是在一些严格的条件下,这难道只是证明性是隐秘的,而且人们试图继续维持这种局面吗?但是,我们必须经常探究的恰恰是这一论点,即性是在话语之外的,惟有解除障碍、取消秘密,才能打通直达性的道路。这一论点难道不是要求人们激发性话语的律令的一部分吗?难道不是为了激发人们去谈论性,为了让人们总是从头开始谈论性,人们才在现有的一切话语之外让性作为必须被揭发出来的秘密——性被迫保持缄默——闪闪发光,而且才会使得谈论性既是困难的,又是必须的,既是危险的,又是重要的吗?我们不应该忘记,基督教的教士守则通过把性当作必须被坦白的东西,从而一直认为性是令人不安的谜。性不是顽强地表现自身的东西,而是四处躲藏的东西,因为它说话声音低,经常伪装自己,所以人们可能对它的潜伏性存在充耳不闻。性的秘密当然不是激发人们谈论性的根本原因,无论这些话语煽动是想破除性的神秘,还是以模糊的方式通过性话语继续保持性的秘密。这涉及一个本身属于这些煽动机制的论点:一种要求人们谈论性的方式,一个对于性话语的无限增多的结构必不可少的寓言。现代社会的特点不是把性隐藏起来,而是在强调性是“秘密”的同时,热衷于一直谈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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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倒错的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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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种性话语的增多是一个简单的数量现象和一种纯粹的增长,好像人们所说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好像人们谈论性的这一事实要比他们在谈论性的同时被迫接受的各种律令形式更为重要。如果他这么认为,那么他就错了。因为这一把性纳入话语的活动难道没有被赋予把不服从严格的繁衍结构的各种性经验形式逐出现实之外的任务(即向不生育的性行为说不,把快感赶到一边去,减少或排除不以生育为目的的各种性实践)吗?通过如此众多的话语,人们增加了对一些小小的性倒错的法律判决;人们把不合法的性行为与精神疾病联系起来;人们给从儿童时期到老年的性发展提出了一套规范,精心地规定了所有可能的性异常的特征;人们还组织了各种教育控制和医疗方法;围绕着那些最微小的怪诞念头,道德家们、特别是医生们收集了一套有关可憎事物或行为的夸张语汇:这些难道不是为了以生育为中心的性经验的利益消除如此众多的不结果实的性快感而使用的许多手段吗?两三个世纪以来,我们围绕着性经验对这类饶舌的关注进行的热烈讨论,难道不是出于一种基本的担忧:确保人口密度、繁衍劳动力、维持社会关系的形式,简言之,就是规划一种经济上有用和政治上保守的性经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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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最终的目标。但是,人们不是试图通过减少性话语的方式达到这一目标的。19世纪和20世纪其实是性话语增加的时代:各种性经验四处扩散,它们不相协调的形式得到了强化,各种“性倒错”成倍地插入进来。我们的时代首创了各种各样的性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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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世纪末,三种条理清楚的重要法典——不包括各种习惯法则和舆论约束——才控制了各种性实践,它们是教会法、基督教教士守则和民法。它们各自确定了合法的与非法的界限。然而,它们都是以夫妻性关系为中心的:夫妻的责任,完成它的能力,人们遵守它的方式,它附带的要求和暴力,以它为借口的无益的或不正当的抚爱,它的生育力或人们让它失去生育力的方式,人们需要它的时刻(怀孕和哺乳期是危险的时期,封斋期或小斋期是禁期),性交次数的多少。所有这些都渗透着各种规定。夫妻的性受到各种规则和忠告的纠缠。婚姻关系是各种限制最集中的中心。人们到处谈论它;它必须详细地坦白交代,远甚于其他东西。它受到较大的监督:如有差错,它需要在见证人的面前袒露自己和证明自己。“其余的关系”则仍很混乱:“鸡奸”没有明确的地位,或者人们认为儿童的性经验无关紧要,大家想想这些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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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些不同的规范没有在违反联姻规则与生育偏差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破坏婚姻法则或者寻求奇特的快感都应该受到谴责。在重大罪恶的名单中,根据它们的重要性来分,有淫荡行为(婚外性关系)、通奸、诱骗、精神的或肉体的乱伦,还有鸡奸或相互“爱抚”。至于法庭,它能够给同性恋、不贞、没有得到父母许可的婚姻或兽奸定罪。在世俗领域里,就像在宗教领域里一样,人们考虑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违法。无疑,“违反自然”被视为一种特别可憎的行为。但是,它只是被认为是“违反法律”的一种极端形式;它触犯了法令——这些法令与婚姻法令一样是神圣的,而且是为了控制事物的秩序和人们的规划而被确立的。有关性的禁令根本上具有法律性质。人们有时所依赖的这一“自然”还是一种法律。长期以来,阴阳人都是罪犯,或者是罪犯的后代,因为他们的解剖结构,甚至他们的存在搞乱了区分性别的和规范两性结合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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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和19世纪的话语爆炸让以合法联姻为中心的体系经历了两次变化。首先是相对于异性之间的一夫一妻制的离心运动。当然,性实践与性快感的领域仍然把它作为自己的内在规则。但是,人们愈来愈少谈论它,总之,人们是愈来愈有节制。人们不再捕捉性的秘密,也不要求它日复一日地说出来。性经验规范的合法夫妻应该更加审慎。他们的性生活是作为一种规范起作用的,这种规范也许更加严格,但却是缄默无声的。相反,人们追问的是儿童的性经验,是疯子和罪犯的性经验,是那些不喜爱异性的人的性快感,是性幻想、性顽念、轻微躁狂症或狂怒。这些情况过去几乎不为人所知,但是现在却要说出来,艰难地坦白自己。当然,人们没少谴责它们。但是,人们倾听它们;而且人们有时还根据这些外围的性经验,通过一种反馈的运动重新追问有规则的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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