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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德·利古奥里：《忏悔者的实践》，法译本，1854年，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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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塞涅里，《忏悔须知》，法译本，1695年，第301—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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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革后的教士守则尽管更加审慎，但是也提出了把性纳入话语之中的规则。我们将在下一卷《肉体与身体》中进一步阐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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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德·利古奥里：《关于第六戒条的格言》，法译本，1835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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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A.德·萨德：《索多默的一百二十天》，保维尔编辑，第一册，第139—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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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的隐秘生活》，格罗夫出版社重新编辑，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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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孔多塞：转引自J.L.弗兰德林的《家庭》，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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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塔尔迪厄：《关于妨害风化罪的医学的和法律的研究》，1857年，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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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冯·朱斯基：《治安的一般要素》，法译本，1769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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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J.赫伯特：《一般预防治安论》，1753年，第320—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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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立中学的治安条例》（1809年），第67条：“在上课和学习的时间里，要有一位教师在教室外巡视，防止学生们出来大小便、休息和聚会。”第68条：“在晚祷之后，教师要带领学生回到集体宿舍，让他们立即入睡。”第69条：“教师们总是在确信所有的学生都已上床之后才能去睡觉。”第70条：“各床之间要用两米高的屏障分隔开来，集体宿舍在夜间不得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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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J.舒美尔：《淫秽控制论》（1776年），转引自A.品洛克：《18世纪德国的教育改革》（1889年），第125—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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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博纳和J.布拉尔：《关于Ch.-J.茹伊的精神状态的医学—法律报告》，1868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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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法语中，“茹伊”（Jouy）一词的读音接近于“Jouir”，其义为“享乐”和“达到性高潮”。在此，福柯借用了这两个词的近似读音，说明性的话语煽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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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威斯特法勒：《神经病学档案》，18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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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经验史 第三章 性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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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家同意以上两点，我想大家也会说三个世纪以来关于性的话语不是稀少了，而是增多了；如果说它自身带有禁令和忌讳，那么它还从根本上确保对一切性倒错的强化和引进。这一切在本质上只是起到了一种防卫作用。大家这样谈论性话语，发现在引入性倒错的同时它已经释放缓解、分离开来，其实这只是在掩饰性：用话语作掩护，在回避性的同时传播性。至少在弗洛伊德之前，关于性的话语——包括学者和理论家关于性的话语——也是一再对自己谈论的对象遮遮掩掩。我们可以利用所有这些言谈的对象、细小的设防和详尽的分析，从中一步步地勾勒出难以忍受的和非常危险的性真相。大家要求根据纯洁的和中立的科学观点谈论性，这一事实本身就很有意思。事实上，这是一门懂得如何规避的科学，因为在无法或拒绝谈论性本身时，它特别关注性的偏差、倒错、特殊的反常、病理学无法对付的障碍和严重的病态。这同样是一门本质上服从于道德律令的科学，它是以医学规范的形式重复了这些道德律令的。它以说真话为借口，它到处引起恐惧。它把影响一代代人的臆想出来的罪恶王朝归因于性的些微波动。它向全社会证实羞怯的人的偷偷摸摸的性习惯和最冷僻的小小性怪癖都是危险的。它还认为在享受奇特的性快感之后就是死亡：个体的死亡、一代代人的死亡和人类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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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因此与一种立场坚定却又会泄露真情的医学实践联系在一起，不停地表白自己的厌恶之情，急于得到法律和舆论的支持，它宁愿听命于秩序的权威，而不顺从于真实的要求。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不由自主地表现出率真，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甘愿自欺欺人，与自己斥责的对象沆瀣一气，既不可一世，又卖弄风情。它留下了一整套病态的淫猥话语，这是19世纪末的特点。像伽尔尼耶、布耶、拉杜塞特这些法国医生都是没有名气的淫猥话语的记录者，而罗里纳则是色情诗人。但是，在这些暧昧的快感之外，它还要其他权力。它把自己打扮成健康律令的最高权威，在新的防菌话题下，重提过去对性病的恐惧，同时收集进化论者的伟大神话，把它们与最近的公共卫生制度扯在一起。它声称要确保社会团体的物质活力和道德特性，许诺淘汰有性缺陷的人、变性的人和性退化的人群。它还借口生物学的和历史的迫切要求，证明国家种族主义是正当的和迫在眉睫之事，并且把它们植根于“真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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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比较这些人类性经验的话语和同时代的有关动物或植物繁衍的生理学，我们会立即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它们在基本理性方面显得单薄，谈不上有什么科学性。在知识的历史发展中，它们被单列出来。它们形成了一个混乱的奇特区域。在整个19世纪里，性内在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记载中：一类是有关生物繁衍的生物学，它依据普遍的科学规范不断地向前发展；另一类是性医学，它服从的是与前者完全不同的构成规则。在这两类知识之间，没有任何交流和相互建构。与第二类知识相比，第一类知识只是扮演着虚幻的遥控角色：一种整体担保。在这种整体担保的庇护下，各种道德障碍、经济的或政治的抉择和传统的恐惧都能够再次被写入统一和科学的词汇之中。这一切就好像存在着一种对有关人类的性及其相互关系和影响的理性话语的根本抵制。这种水平差意味着这种话语的目的不是说出真相，而只是阻止真相在此出现。对于生物繁衍的生理学与性医学之间的差异，我们不能仅限于认识到一种科学不平等的发展或一种理性形式的水平差，还必须看到另一点。前者属于一种支持西方科学话语体制的宏大的认知意志，而后者属于一种非认知的僵化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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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事实是，19世纪有关性的学术性话语不仅浸透了天真和轻信，还有一贯的盲目：拒绝睁眼看和倾耳听。但是，它拒绝去看、去听的东西其实已经被大家展现出来了，或者已经被我们说出来了。因为它只是没有认识到与真理的根本关系的基础。规避、阻止进入真理以及遮掩真理：这许多局部的策略通过遮遮掩掩和最后关头的迂回，给予了认知的本质意志一种吊诡的形式。不愿认识，这也是求真意志的一次变故。夏尔科的萨尔佩特里耶精神病院是一个例证：这是一部庞大的观察装置，有检查、询问和实验的功能，但是它还是一台煽情设备，可以当众表演，有着小心借助乙醚或戊基硝酸盐来表演病态发作仪式的场所，有着对白、接触、抚摸和医生用一个手势或一句话所引发或抹去的姿势之间的相互作用。它还有着一套等级森严的人马，他们窥伺、组织、倡导、记录和报告，累积了一个金字塔般的庞大的观察记录与文件库。然而，误解机制正是在这一走向话语和真理的煽情基础上起作用的。因此，一旦在公开咨询中碰上“那个”问题，夏尔科就用手势打断谈话；而且，顺着那些记录病人们对性的叙述和演示，以及医生对性的观察、探询和诱导的卷宗，我们经常会发现有关性的内容逐渐被抹去，那些公开发表的观察记录更是完全略去了有关性的内容。(1)在这一历史中，重要的不是这些人对性视而不见或充耳不闻，也不是他们诊断错误，而是他们围绕着性和针对性建立起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展示真相的机器，尽管它在最后关头又会掩盖真相。换言之，重要的是，性不仅仅是有关感受和快感、法律或禁忌的事情，还是有关真实与虚假的事情。性的真相成了本质的、有用的或危险的、珍贵的或可怕的东西。简言之，性已经被构成为一种真相赌注。因此，需要弄清楚的不是弗洛伊德或其他某个人发现的新的理性入门，而是19世纪留给我们的这一“真相与性的相互作用”的逐渐成形（和转型），虽然我们对它有所改变，但是这丝毫不能证明我们已经摆脱了它。误解、规避和迂回只在这一说出性真相的奇特事业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这一事业不是起始于19世纪，尽管那时的“科学”规划已经赋予它一种独特的形式。相反，这一事业是一切变态的、天真的和狡黠的话语的柱石。长久以来，性知识似乎一直陷在这些话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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