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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这也在文学中引起了某种变化：人们从以英雄叙事或“考验”勇敢和健康的奇迹为中心的叙述和倾听的快感转向了一种以从自我的表白出发无止境地揭示坦白无法达到的真相为任务的文学。由此产生了另一种哲学思考的方式：不仅在自我之中，在某个遭遗忘的知识中，或者在某一原始的踪迹中，而且在对自我的拷问中探寻与真理的根本关系，因为对自我的拷问可以通过许多瞬间印象给出基本可靠的意识，现在，坦白的责任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被传递给我们，从此它与我们深深地混为一体，以致我们不再视之为约束我们的权力所为。相反，我们以为，作为我们自身秘密的真相“要求”的只是展现出来。如果它达不到这一点，那么这是因为有一种压抑约束了它，这种权力以暴力压迫它，它要最终被坦白出来，只能付出一种解放的代价。一旦被坦白出来，权力也就默不作声了。真相并不属于权力秩序，而是处于一种与自由的原始亲缘关系之中。这些都是“真相的政治史”必须推翻的哲学的传统主题。它指出真相本质上不是自由的，错误也不是；真相的展现完全浸透了权力关系。坦白就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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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对言论和思想的审查和禁止起到基本作用，我们必须用这种坦白的内在技巧来约束自己。为了相信我们自由地谈论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文明中一再被重复的必须说出我们是谁、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记忆所及、我们遗忘的内容、我们掩盖的内容、被掩盖的东西、我们没有考虑到的对象和我们不想思考的对象的重要律令，我们必须形成一种颠倒的权力表象，这是一代代西方人从事的巨大工作，旨在造成——其间，其他形式的工作都是为了确保资本的积累——人们的奴性。我的意思是指，它把人们塑造成具有双重意义的“sujets”（臣民和易患病的人）。我们可以想见，在13世纪初叶，要求全体基督徒遵守每年至少一次的跪下忏悔自己一切错误的律令是多么过分。我们还想到，七个世纪之后，一名不知来历的支持者到深山里投奔塞尔维亚抵抗组织。他们的首领要求他写出自己的生平。当他拿着几页皱巴巴的纸，在黑夜中潦潦草草地写完之后，塞族人连看也没看，只是对他说：“重新开始吧，说出真话。”那么，大家非常强调的著名的语言禁忌真的必须让人们忘掉这一坦白的千年桎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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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从基督教忏悔出现之后，直到今天，性是忏悔的首要内容。也就是有人说的隐秘。但是，它是否就是大家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坦白出来的东西呢？是否掩盖性的责任只是坦白性的义务的另一面（愈是精心掩盖性就愈显得坦白性是非常重要的，就愈是要求一种严格的坦白仪式和保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我们的社会里，从近几个世纪的发展来看，性是否就一直处在从未变质的坦白体制之中呢？我们在前面谈到的把性纳入话语之中和性反常的播撒与增强也许是同一机制的两个要素。因为其中心要素坦白是真诚地叙述性的特殊性，所以这两个要素就借助坦白连接起来。在希腊，真相和性是通过身体之间传递重要知识的方式在教学法形式中联系在一起的，性是这些知识传授的工具。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真相和性是通过必须详尽地说出个人隐秘的方式在坦白中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一次，却是真相充当性及其展现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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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坦白是一种话语的仪式，其中说话主体与叙述内容的主体是一致的。它也是一种在权力关系中展现自身的仪式，因为我们坦白时至少要有一位说话对象，他不仅是对话者，而且还是督促坦白、强迫坦白、鉴定坦白和介入坦白，以便评价、惩训、原谅、安慰和调和坦白者的权威。在坦白仪式中，真相是从为了表现自己而必须扫除的障碍和抵制中证实自己的。最后，在坦白仪式中，惟一的陈述活动是独立于它的外在后果的，它在陈述主体那里引起了内在的变化：它宣布他是无罪的，它让他赎罪和纯洁了，它让他减少了自己的错误，它让他自由了，它许诺他获得了拯救。在许多世纪里，性的真相至少本质上是处于这一话语形式之中的。它不再处于教育形式之中（性教育局限于各种普遍的原则和审慎的规则），也不再处于知识传授的形式之中（这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对性保持沉默的实践，而且小孩懂事或者少女失去贞操的活动只是让这种沉默成为笑料或者野蛮的东西）。不难看出，这种形式是与管理“性爱艺术”的形式相去甚远的。在内在于自身之中的权力结构的支配下，坦白话语无法像在“性爱艺术”中通过师父的最高意志自上而下，而是来自下面，像一种被迫的交代，听从某个强制性的命令，开启了压抑或者遗忘的封条。话语认定的隐秘与它必须说出的对象的高昂代价、少数安心享用它的人是无关的，而是与话语不为人知的狎昵及其一般的猥淫分不开的。它的真理不是由权威和它所传承的传统来担保的，而是由说话者与说话内容之间的联系和话语属性决定的。相反，控制的权威不是在说话者的一边（因为他是受到限制的），而是在屏息聆听者的一边，不是在知道和作出回答的人的一边，而是在不去了解而去质询对象者的一边。这种真理话语最终不再对接受话语的人，而是对摆脱话语的人产生了影响。我们和这些坦白出来的真相一起远离了有关快感的知识传授及其技术与神秘主义。我们也不再属于一个把性的深奥知识纳入密授之中的社会，而是属于一个围绕着隐秘的缓慢泄露来获得关于性的深奥知识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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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日，坦白一直是支配真实的性话语生产的基础。不过，它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长期以来，它一直被紧紧地束缚在忏悔的实践之中。但是从清教主义、反改革运动、18世纪的教学法和19世纪的医学出现以来，它逐渐地摆脱了自身仪式的区域性和专一性，向四处传播。人们把它运用到一系列的关系上：儿童与父母、学生与教师、病人与心理医师、犯人与专家的关系。在大家的眼里，坦白的动机和结果已经多样化了，其形式也是如此：有拷问、咨询、自传、书信等。它们被记录、抄写、收集在文件中，发表和评论。但是坦白如果不是向其他领域敞开，那么至少是向浏览其他领域的新的方式敞开。它不仅仅是要说出性活动是怎么一回事，还要在它之中和围绕着它恢复解释它的思想、伴随它的观念、印象、欲望、内在于它之中的快感变化及其特性。毫无疑问，社会第一次倾向于煽动和理解个体快感的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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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坦白的步骤向四处播撒，它们的限定呈多样分布，它们的范围也扩大了：它逐渐地构成了一种性快感的庞大档案馆。长期以来，这个档案馆随着自身的建成不断地被忘却。它不留痕迹（基督教的忏悔就是这样要求的），直到医学、精神病学和教学法出来把它巩固起来为止：先是康帕和萨尔兹曼，随后卡恩、克拉夫特·埃平、塔尔迪厄、摩勒、哈维洛克·埃利斯小心地收集了所有有关性反常的平庸抒情诗。这样，西方社会开始对它们的快感进行没完没了的记录。它们为此建立起各种标本，并且加以分类。它们还把日常缺陷描写成奇怪的现象或者是激化的结果。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当然，嘲笑19世纪的精神病学家并不难，因为在描述“道德犯罪”或“遗传器官的偏差”时，他们又夸张地为自己理应说出的粗话道歉。而我却想向他们的严肃性表示敬意：他们具有历史事件的意义。在这一时期里，最独特的快感都被要求去掌握有关自身的真实话语，后者必须与谈论身体和生命的话语——科学的话语连接在一起，而不再与谈论罪恶和拯救、死亡与永恒的话语连接在一起。于是，发生了语言地震，产生了一种不可能的事物：一种科学—坦白（une scienceaveu），一种依靠坦白仪式及其内容的科学，一种以这种多样的和固执的强迫索取为前提的、以坦白说不出口之事为目标的科学。当然，这是令人难堪的。当科学话语必须承担起所有这些低级话语时，人们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厌恶在19世纪里被高度制度化的科学话语。还有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悖论：对构成一种主体科学的可能性、内视的有效性、生存的自明性或意识的自我存在的冗长讨论无疑回答了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话语的功能的内在问题。即我们能够把根据旧的法律的和宗教的坦白模式进口的真理生产和根据科学话语的规则进口的对隐秘的强迫索取连接起来吗？我们同意有些人认为的，性真相在19世纪里通过一种可疑的障碍机制和一种话语的核心缺陷被空前严格地忽略了。这里，缺陷不再是指话语的缺乏，而是指太多的话语，即话语不断的增加与重复，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它都介入到两种真理生产的样式之中：坦白的步骤和科学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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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们最好是不再统计19世纪使得性真相的话语得以增加的错误、幼稚和道德说教，而是弄清这种对性的认知意志（它规定了现代西方人的特性）让坦白仪式在科学调节的图式里发挥作用的步骤：我们是怎样最终用科学的形式构成了这种巨大的和传统的性坦白的强制要求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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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一种“让人开口说话”的临床规范：把忏悔与检查连接起来，把自我叙述和一整套可以辨识的符号与症状连接起来，把审讯、严谨的调查表、催眠与重复回忆、自由联想连接起来。这些方法都是把坦白程序纳入到广为接受的科学观察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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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一般的和播撒的因果性公设：必须坦白一切和能够拷问一切，这两者是根据性被赋予一种取之不竭的和多样的因果权力的原则来证实自己的。性行为中最隐秘的事情——意外的或越轨的，匮乏的或过度的——被认为能够在生活中引起各种各样的结果。在19世纪，没有什么疾病或身体不适不被认为与性这个病因有着部分关系。那时的医学从儿童的坏习惯到成人的肺结核，从老年人的中风到神经病和种族的退化，勾勒出了一个性因果性的网络。在我们看来，这可能是奇思怪想。但是，性是“所有事情的原因”，这一原则却是一种技术要求的另一方面：即在一种科学实践中启动坦白的各种手段，而且，这种坦白必须让人小心翼翼地和不断地说出一切。性自身带有的无穷无尽的危险表明了人们应该对它进行详尽的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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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性经验具有潜伏性的原则。如果必须用坦白的技术来揭示性的真相，那么这不仅因为它难以说出口，或者担心丢了面子，还因为性的作用本身就是缄默的，它的本性是逃避，它的效能与它的机制一样，是避人耳目的。而且，它的诱发能力（son pouvoir causal）部分是秘密的。19世纪在把性整合到一种科学话语的计划之中的同时，对坦白进行了改动。坦白的目的不再只是着眼于坦白者想要掩饰的内容，而是揭露连坦白者自己也一无所知的秘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一点一点地通过审问者与被审问者共同参与的坦白活动。性经验具有潜伏性的这一原则容许人们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确定难以启齿的坦白中的约束力。我们必须尽力把它揭露出来，因为它深藏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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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解释的方法。如果必须坦白，这不仅因为听取坦白的人具有原谅、安慰和指导的权力。若是想让揭示真相的工作具有科学可靠性，那么这种工作必须依靠这种坦白的关系。真相并不只存在于独自揭露真相的坦白者之中。真相是从两个方面来构成的：真相存在于坦白者那里，但是不完全，而且自身是盲目的，它只有通过听取坦白的人才能完全表现出来。这就是让听者来说明这种晦涩事实的真相：他必须在坦白所揭露的内容上加上对自己所说的一切的解释。听者不仅仅是宽恕错误的老师和判定有罪或无罪的法官，还是掌握真相的人。他的作用就是解释。对于坦白而言，他的权力不仅仅是在坦白结束之前提出要求或在坦白之后作出评判；他还要通过解释坦白，建立一套真相话语。在19世纪里，人们不再把坦白当作一种考验，而是作为一个符号，而且把性经验当作某种需要解释的东西，从而有可能在有规律地产生科学话语的过程中启用各种坦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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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过坦白效果的医疗化。获取坦白及其效果还被赋予了治疗形式。这首先是指，性的领域不再仅仅局限在错误与罪恶、过度或违禁的范围之内，而是处在正常与病态的规范体制（这只是次序的改变）之下。人们首次确定了由性引发的疾病的病因。性似乎是一个极易发生病态的领域：它不仅是其他疾病的回音壁，而且还是区分本能、倾向、想象、快感和行为的中心。这还意味着，坦白在各种医疗干预中获得了它的意义和必要性：它是医生所要求的，对于诊断是必要的，而且在治愈疾病中是有效果的。如果让掌握真相的责任人及时地把真相向恰当的人讲清楚，那么真相就把病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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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选几个重大的历史标志来看看：我们的社会在与传统的“性爱技巧”（l’ars erotica）决裂后，建立了一门“性科学”（scientia sexualis）。确切地说，它的目的是要产生出各种有关性的真实话语，而且同时艰难地把古代坦白的方法转变成科学话语的规则。从19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性科学”，一反常态地把有关详尽的强制忏悔的独特仪式作为自己的核心，而这一仪式恰恰是在基督教的西方世界中产生性真相的第一个手段。19世纪以降，这一仪式逐渐摆脱了忏悔圣事，而且经过灵魂导向和良心指导——“道德手段”（ars artium）——转向了教育学、成人与儿童的关系、家庭关系、医学和精神病学。总之，一百五十年以来，一种旨在产生各种真实的性话语的复杂机制被建立了起来。这一机制大幅度地横跨历史，因为它把古老的坦白律令与临床听诊的方法连接了起来。而且，正是通过这一机制，“性经验”才可能表现为性及其快感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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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经验”是与“性科学”这一缓慢发展起来的话语实践相关的。这一性经验的各种基本特征并不在于它们说明了一种多少为意识形态歪曲了的表象或一种由禁忌造成的无知；它们对应于各种必须产生性真相的话语的功能性要求。在坦白技术与科学话语的交叉点上——其中，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找出某些重要的调整机制（聆听的技术、因果性的公设、潜伏性原则、解释的规则、医疗化的律令）——性经验被界定为“本性上”是一个容易受到各种病理过程感染、因而要求治疗或规范的领域，一个需要解释的意义场，一个被各种专门机制所掩盖的凸点，一个包含各种不确定因果关系的焦点，一种必须揭露和聆听的晦涩言语。这就是话语的“结构”，我指的是它们固有的技术、必要的作用、所使用的策略、依靠它们来承载自己的权力的效果。这并不是一种规定话语内容的基本特征的表象体系。性经验史——即有关真相的一个专门领域在19世纪发生作用的历史——首先必须从话语历史的角度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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