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453658 （一）内在性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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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660 不要认为存在着一个理当属于科学的、中立的和自由的知识的性经验领域，相反，在性经验的领域里，权力的各种经济的或意识形态的要求启动了各种禁忌的机制。若是性经验被构成为认识的领域，那么这是权力关系造成的，权力关系把性经验确定为可能的对象；反过来说，若是权力能够把性经验作为对象，那么这是因为认识的技术和话语的程序有能力控制它。在认识的技术与权力的战略之间，没有外在性，即使它们都有自己专门的作用，并且是立足于它们的差异之上彼此连接起来的。因此，我们将从所谓的权力—知识的各个“局部中心”出发：比如，忏悔者与坦白者之间或信徒与指导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在要被控制的“肉体”的影响下，不同的话语形式——自我检查、拷问、坦白、解释、会谈——在一种不间断的来回运动中承载着各种驯服形式和认识图式。同样，受监视的儿童的身体，在他的摇篮里、床上或房间里，被父母、奶妈、佣人、老师、医生监视和包围，关注他最细微的性表现。这样，尤其是从18世纪开始，儿童的身体成了另一个权力—知识的“局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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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664 （二）连续变化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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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666 不要在性经验的领域里寻找谁是掌权的（男人、成人、父母、医生），谁被剥夺了权力（女人、青少年、儿童、病人……）；也不要去找谁有认识的权力，谁只配处于无知状态。相反，我们要探寻这些力量关系在其运作中包含的变化图式。“权力分布”和“知识占有”只代表了一些过程中的各个瞬间片断，这些过程要么是最强大的要素累积增强的过程，要么是关系逆转的过程，要么是双方同时增长的过程，权力—知识的关系不是既定的分布形式，而是“转变的母体”。在19世纪围绕着儿童及其性欲由父亲、母亲、教师、医生构成的整体已经处于不断的变化与变迁之中，其中，最惊人的结果之一就是一种奇特的倒置：既然儿童的性经验一开始就在医生与父母的直接关系中遭到了质疑（以提建议、提监视孩子的看法和为了未来威胁父母的方式），那么最终也正是在精神病医生与儿童的关系中，成年人的性经验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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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670 （三）双重调节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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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672 若是不通过一系列连续的步骤，最终被纳入一个整体战略中，那么任何“局部的中心”和“转变的图式”都无法发挥作用。反过来说，任何战略如果不从那些明确和细微的关系（不是作为这一战略的应用与后果，而是它的支撑与支点）取得支持，那么它就无法确保全盘效果。这两者不是互不关联的，好像分属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微观的，一个是宏观的）；而且也不是性质相同的（好像一个只是另一个的放大或微型化的投影）；相反，我们应该考虑到战略与策略的双重调节作用，一方面，战略是通过可能采用的特殊策略来调节的，而另一方面，策略则是通过让它们发挥作用的总体战略来调节的。因此，父亲在家庭中不是君主或国家的“代表”；君主或国家也不是父亲在另一个范围内的投影。家庭生产不出社会；反过来，社会也不模仿家庭。但是，家庭机制因为它对其他权力机制的独立性与异态性，可以支持那些为了马尔萨斯式的生育率控制、人口论者的煽动、性的医疗化和它的不育形式的精神病学化而使用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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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676 （四）话语在策略上的多价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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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678 性话语不应该被作为这些权力机制投射的简单的表面现象来分析。权力与知识就是在话语中相互连接起来的。因此，我们必须把话语理解为一系列非连续的环节，其策略性的功能既不是一律的，也不是稳定的。确切地说，我们不应该设想一个被划分为被接受的话语与被排斥的话语、主流话语与从属话语的话语世界，相反，我们应该想象一个由能够在不同的战略中起作用的大量的话语要素构成的话语世界。我们必须重建这一分布，使用的是它包含的那些说出来的和被隐匿的事物、所要求的和被禁止的陈述，它根据说话者、他的权力地位、所处的制度背景而确定的各种变体和效果，它包含的用于各种相反目标的相同公式的变迁和再利用。如同沉默一样，话语不是一劳永逸地服从于权力或反对它。我们必须承认一种复杂的和不稳定的相互作用，其中话语可能同时既是权力的工具和后果，又是障碍、阻力、抵抗和一个相反的战略的出发点。话语承载着和生产着权力；它加强权力，又损害权力，揭示权力，又削弱和阻碍权力。同样，沉默与隐秘庇护了权力，确立了它的禁忌。但是，它又放松了它的控制，实行多少有点模糊的宽容。比如，让我们考虑一下曾经违反自然的“那个”大罪恶的历史。涉及鸡奸（这一范畴是十分混乱的）的文献都极端审慎，一谈到它时，几乎都三缄其口，长期以来，这就可能造成一种双重作用：一方面是极其严厉的处罚（在18世纪里，仍然使用火刑，在18世纪中叶之前没有出现任何重要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种相当广泛的宽容（这是我们间接地从司法机关极少对鸡奸判刑中推论出来的，而且通过有关存在于军队或学校中的男人社团的一些见证可以更加直接地看出来）。然而，在19世纪的精神病学、法理学、文学中还出现了一系列有关同性恋、性倒错、鸡奸、“心理阴阳人”及其变种的话语，使得这一“反常”领域里的社会控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它还促成了一种“补偿”话语：同性恋开始利用人们在医学上贬低它的用词和范畴来谈论自己，要求人们承认它的合法性或“自然性”。不存在一边是权力的话语，而另一边是与它相对的其他话语。话语是力量关系的领域里的策略要素或原因。在同一个战略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话语；而且，它们不用改变形式就可以在相互对立的战略之间穿行。我们不必首先向性话语询问它们来自哪一种模糊的理论，或者它们遵循的是哪些道德派别，或者，它们代表的是哪一种意识形态（主流的，还是从属的）；而是要在它们的策略生产（它们确保了权力与知识之间哪些互动的效果）与它们的战略整合（在发生的各种冲突的不同时期里，什么样的局势和力量关系使得对它们的利用成为必要的）这两个层面上询问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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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682 总之，关键在于迎合一种权力概念，它用目的观取代了法律的特权，用策略有效性的观点取代了禁忌的特权，用对多元的和变动的力量关系领域（其中产生出了各种总体的控制效果，但是总体上决不会产生出稳定的控制效果来）的分析取代君主的特权。这就是用战略模式来取代法律模式。而且，这不是出于思辨的选择或理论的偏好，而是因为长期以来出现在所有战争形式中的力量关系及其主要表现形式逐渐地进入了政治权力的领域；其实这是西方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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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684 三、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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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686 千万不要把性经验描述成本质上与一种竭力驯服它而又往往无法完全控制它的权力毫无关系的一种桀骜不驯的倔强的冲动。相反，它是权力关系中来往特别密集的通道：如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神父与俗人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等关系中。在权力关系中，性经验不是最沉闷的要素，而是手段最高强的要素之一：适用面最广，而且对于各种最具变化性的策略，它也能够提供支撑点和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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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690 并不存在对所有社会都重要和对一切性活动都普遍适用的单一的和完整的战略。例如，大家往往想通过不同的方式把所有的性还原到性的生育功能、异性成年人之间的性形式及其合法婚姻，但是这种想法没有考虑到在涉及两种性、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阶级的性政治中所指向的多重目标和所运用的多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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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694 首先，我们可以区别出从18世纪以来的四种伟大的战略集合，它们发展出有关性的各种特殊的知识和权力的机制。当然，它们不是全部出现在那个时候，但是从那时起它们之间有了连贯性，它们在权力秩序中运用有效，在知识秩序中更是富有成果，这些使得我们可以描述它们相对自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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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696 1．女人肉体的歇斯底里化。这是一个三重过程。首先是女人的肉体被分析——被肯定和被否定——成性饱和的完整肉体；其次是女人的肉体在其本身的病理学的影响下被整合到医学实践的领域之中；最后它被纳入与社会团体（女人的肉体应该确保社会团体具有可以调节的强大繁衍力量）、家庭空间（女人肉体应该是其中一个实体要素和功能要素）和儿童的生活（女人的肉体生育了儿童，它应该承担起教育儿童的生物道德责任，确保他们的生活）之间的交流之中。母亲及其负面形象——“神经质女人”——构成了这种歇斯底里化的最明显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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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698 2．儿童的性的教育学化。它是一种双重的肯定，认为几乎所有的儿童都沉溺于或可能沉溺于一种性行为之中；而且，这种不正当的性行为同时是“自然的”和“违反自然的”，它自身带有各种身体的和道德的、集体的和个人的危险；儿童们被界定为“原初的”性存在，既在性之外，又已经在其中了，处于一条危险的分界线上；父母、家庭、教师、医生、心理学家们随后必须不断地看护这一既珍贵又可怕、既有害又有危险的性萌芽；这一教育学化尤其体现在反对手淫的战斗中，后者在西方已经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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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702 3．生育行为的社会化。它首先是经济社会化，即利用“社会的”或财政的手段，促进或限制夫妇的生育力；其次是政治社会化，即夫妇对整个社会机体（必须限制或强化它）负有责任；最后是医疗社会化，即对个人和种族实行计划生育，从而减少致病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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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704 4．反常快感的精神病学化。性本能被单独作为生物的和心理的自主本能；人们曾经对它可能被感染上的所有反常形式进行过临床分析；人们赋予它的作用就是使得全部行为都正常化或病理学化；最后，人们为这些反常寻找一种矫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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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706 在整个19世纪对性的担忧中，人们描绘了四种形象，它们是具有优先权的认识对象，是各种认识活动的目标和根据。它们分别是歇斯底里的女人、手淫儿童、马尔萨斯式的夫妇、性倒错的成人。它们分别对应于那些以各自的方式渗透和利用儿童、女人和男人的性欲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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