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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关键在于迎合一种权力概念，它用目的观取代了法律的特权，用策略有效性的观点取代了禁忌的特权，用对多元的和变动的力量关系领域（其中产生出了各种总体的控制效果，但是总体上决不会产生出稳定的控制效果来）的分析取代君主的特权。这就是用战略模式来取代法律模式。而且，这不是出于思辨的选择或理论的偏好，而是因为长期以来出现在所有战争形式中的力量关系及其主要表现形式逐渐地进入了政治权力的领域；其实这是西方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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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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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把性经验描述成本质上与一种竭力驯服它而又往往无法完全控制它的权力毫无关系的一种桀骜不驯的倔强的冲动。相反，它是权力关系中来往特别密集的通道：如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神父与俗人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等关系中。在权力关系中，性经验不是最沉闷的要素，而是手段最高强的要素之一：适用面最广，而且对于各种最具变化性的策略，它也能够提供支撑点和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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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存在对所有社会都重要和对一切性活动都普遍适用的单一的和完整的战略。例如，大家往往想通过不同的方式把所有的性还原到性的生育功能、异性成年人之间的性形式及其合法婚姻，但是这种想法没有考虑到在涉及两种性、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阶级的性政治中所指向的多重目标和所运用的多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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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可以区别出从18世纪以来的四种伟大的战略集合，它们发展出有关性的各种特殊的知识和权力的机制。当然，它们不是全部出现在那个时候，但是从那时起它们之间有了连贯性，它们在权力秩序中运用有效，在知识秩序中更是富有成果，这些使得我们可以描述它们相对自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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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女人肉体的歇斯底里化。这是一个三重过程。首先是女人的肉体被分析——被肯定和被否定——成性饱和的完整肉体；其次是女人的肉体在其本身的病理学的影响下被整合到医学实践的领域之中；最后它被纳入与社会团体（女人的肉体应该确保社会团体具有可以调节的强大繁衍力量）、家庭空间（女人肉体应该是其中一个实体要素和功能要素）和儿童的生活（女人的肉体生育了儿童，它应该承担起教育儿童的生物道德责任，确保他们的生活）之间的交流之中。母亲及其负面形象——“神经质女人”——构成了这种歇斯底里化的最明显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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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儿童的性的教育学化。它是一种双重的肯定，认为几乎所有的儿童都沉溺于或可能沉溺于一种性行为之中；而且，这种不正当的性行为同时是“自然的”和“违反自然的”，它自身带有各种身体的和道德的、集体的和个人的危险；儿童们被界定为“原初的”性存在，既在性之外，又已经在其中了，处于一条危险的分界线上；父母、家庭、教师、医生、心理学家们随后必须不断地看护这一既珍贵又可怕、既有害又有危险的性萌芽；这一教育学化尤其体现在反对手淫的战斗中，后者在西方已经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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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育行为的社会化。它首先是经济社会化，即利用“社会的”或财政的手段，促进或限制夫妇的生育力；其次是政治社会化，即夫妇对整个社会机体（必须限制或强化它）负有责任；最后是医疗社会化，即对个人和种族实行计划生育，从而减少致病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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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反常快感的精神病学化。性本能被单独作为生物的和心理的自主本能；人们曾经对它可能被感染上的所有反常形式进行过临床分析；人们赋予它的作用就是使得全部行为都正常化或病理学化；最后，人们为这些反常寻找一种矫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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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世纪对性的担忧中，人们描绘了四种形象，它们是具有优先权的认识对象，是各种认识活动的目标和根据。它们分别是歇斯底里的女人、手淫儿童、马尔萨斯式的夫妇、性倒错的成人。它们分别对应于那些以各自的方式渗透和利用儿童、女人和男人的性欲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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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策略中，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一场反对性经验的斗争吗？还是一种控制性经验的努力呢？是一种很好的管理性经验和掩盖它可能有的轻率、张扬和不听使唤的企图呢？还是一种表达有关性经验的这一部分可以接受的或有用的知识的方式呢？事实上，重要的是性经验的生产。我们不应该把性经验理解成权力试图控制的一种天生之物，或者是知识要一点点地揭示的一个晦暗的领域。人们可以把这个名字送给一种历史的机制：它不是位于性经验之下的难以把握的现实，而是宏大的表面网络，其中刺激身体、强化快感、话语煽动、形成知识、加强控制和抵抗，这些活动根据一些宏大的有关知识与权力的重要策略相互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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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承认，性关系在所有社会中都引发了一种“联姻机制”：婚姻体系、确定与发展亲属关系的体系、继承姓氏与财产的体系。随着各种经济过程的变化，以及政治结构无法在自身中找出适当的手段或充分的支持，这一联姻机制以及确保它的各种约束机制，还有它所要求的复杂知识，失去了自身的重要性。尤其是从18世纪开始，现代西方社会发明和确定了一种新的机制，它与联姻机制相互重叠，不过，它没有放弃联姻机制，而只是削弱了后者的重要性。这就是“性经验的机制”：像联姻机制一样，它是依附在性伴侣之上的；但是，方式完全不同。我们可以将它们逐条对照。联姻机制是围绕一个界定允许与禁止、合法与非法的规则体系建立起来的；而性经验的机制则是根据权力的各种变动的、多态的和见机行事的技术发挥作用的。联姻机制的主要目标就是重新产生性关系的互动，维护管理性关系的法律；而性经验的机制则相反，它永远在扩张各种控制的范围与形式。对于前者来说，它关心的主题是身份明确的伴侣之间的性关系；而对后者来说，它关心的主题却是身体的感受、快感的质量、十分微妙的或不易察觉的印象的本性。最后，若是联姻机制因为它在财富继承或转让中可能起的作用而十分依赖于经济的话，那么性经验的机制则是通过许多微妙的中介而与经济相联系的，而且主要是通过身体，即进行繁衍与消费的身体。简言之，联姻机制被纳入它要维护的社会机体的一种内在稳定性之中。因此，它与法律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而且，对于它来说，重要的时刻是“生育”。性经验机制的存在理由不是生育，而是以日益细致的方式增加、更新、连接、发明、渗透各种身体，以日益周全的方式控制人口。据此，我们必须承认三到四个论点，它们与有关一种被现代社会形式所压抑的性经验的观点不同。它们分别是：性经验是与最近一些权力机制联系在一起的；从17世纪以来，它一直处于不断扩张之中；自此以后，支撑它的机制没有被纳入生育之中；这一机制从一开始就与强化身体——强调身体是知识的对象和权力关系中的要素——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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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性经验的机制取代了联姻机制，这并不正确。我们可以想象有一天它也许会取代后者。但是事实上，在今天，若是它想掩盖联姻机制，那么它既没有取消它，也没有让它毫无用处。而且在历史上，性经验的机制正是以联姻机制为中心并且从它出发建立起来的。忏悔实践，以及后来的良心考验和精神指导，曾是性经验机制形成的核心：然而，我们已经看到(2)，首先出现在忏悔法庭上的，是作为各种性关系的依托的性；提出的问题是有关应允的或禁止的性交易（通奸、婚外性关系、与有血统禁忌或身份禁忌的人发生的性关系，交媾行为的合法性与非法性）；后来，随着新的教士守则的出现以及它在各处讨论班、学校和修道院中的应用，人们渐渐地从对性关系的质疑转向了对“肉体”的质疑，即对身体、感受、快感的本性、最隐秘的色欲活动、微妙的乐趣形式和赞同形式的质疑。这时，“性经验”正在诞生之中，它是从一种源于联姻的权力技术中诞生的。从此，它再没有中断与联姻体系的关系，而且一直从后者获得支持。在18世纪，一直被强调的家庭这一细胞允许性经验机制的主要要素（女人的身体、儿童的早熟、计划生育、在最小范围内规范性倒错者）在两个主要方向——夫妻轴与父母—子女轴——上发展。我们不必把当代家庭形式理解为一种排除性经验或者至少是压制性经验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联姻结构，它尽可能地削弱性经验，只保留其有用的功能。它的作用却相反，是要拴住性经验，然后永久地支持性经验。现代家庭形式还确保与联姻的各种特权性质不同的性经验的生产，允许各个联姻体系被它们原来忽视的一种新的权力策略所渗透。家庭是性经验与联姻的交换器：一方面，它把法律与司法向度带入性经验的机制中；另一方面，它又把快感结构与感受强度带入联姻体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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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姻机制与性经验机制的这一在家庭形式中的相互依附，让我们可以理解许多事实：家庭从18世纪以来成了感情与爱的一个必要场所；家庭是性经验出现的一个特殊场所；为此，性经验一出世就是“乱伦的”。在联姻机制占优势的社会中，乱伦禁忌也许是一种功能上不可或缺的规则。但是，在我们当今社会中，家庭是性经验最活跃的中心，而且，正是性经验的各种要求维持和延长了家庭的存在，因此，乱伦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占据了中心地位。它作为被人萦怀和呼唤的对象、可怕的隐秘和必不可少的关节，不断地被人需要和拒绝。只要家庭是作为联姻机制起作用的，那么乱伦在家庭中就会被严格地禁止。但是，为了让家庭成为煽动性经验的永久中心，它还是不断地被人们需要。若是西方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对乱伦禁忌非常感兴趣，若是大家大致上同意它是一种社会普遍性和通向文化的必经之点，那么人们也许从中发现了一种自卫的手段，它不是用来反对一种乱伦欲望，而是为了反对这一性经验机制的扩张与各种内涵。不过，在性经验机制的各种利益中，其缺陷在于忽视了法律和联姻的各种司法形式。所有社会（包括我们的社会在内）都遵循这一规则中的规则，保证这一性经验的机制（人们已经开始操纵它的各种奇异影响，其中包括对家庭空间的感情强化）无法回避古老的宏大联姻体系。因此，即使在新的权力机制中，法律也是安全的。因为这正是这一社会的悖论，从18世纪以来，这一社会发明了如此众多的不同于法律的权力技术：它害怕这些技术的影响和增多，试图用法律形式来重新规范它们。若是人们承认一切文化的门槛是乱伦禁忌，那么性经验一开始就处于法律的影响之下。民族学长期以来不断地重新阐释跨文化的乱伦禁忌理论，有助于近现代性经验的机制和它所产生的各种理论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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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这样来解释：性经验的机制首先是在家庭制度的边界上（在良心指导中，在教育学中）发展起来的，它将逐渐地重新以家庭为中心；它可能为联姻机制提供的奇特的、最终的和危险的东西——对这一危险的意识表现在对导师们的轻率言行的批评和随后有关私人的或公共的、体制的或家庭的儿童教育的论争中——被家庭——一个与它过去在联姻机制中所起的作用相比被重新组织、紧缩和强化的家庭——重新考虑过(3)。父母、配偶在家庭中成了性经验机制的主要代表。性经验的机制在外面依赖于医生、教师，后来是精神病医师，在内部则让联姻关系双重化、“心理学化”或“精神病学化”。于是，一些新的人物出现了：神经质的女人、性冷淡的妻子、无动于衷的母亲或者受谋杀念头困扰的母亲、性无能的、虐待狂的和性倒错的丈夫、歇斯底里的或神经衰弱的少女、早熟却已虚脱的儿童、不愿结婚或冷落妻子的同性恋男青年。这些是不正当联姻与反常性经验的混合形象；它们把后者的麻烦纳入前者的秩序之中。它们也为联姻体系强调它在性经验的秩序中的权利提供了机会。于是，从家庭中不断地产生出一种要求：要求人们帮助家庭解决性经验与联姻之间这些不幸的冲突；而且，被这一性经验机制（它从外面包围家庭，把它确定为现代形式的家庭）控制的家庭，向医生、教师、精神病医师、教士和牧师，向所有可能的“专家们”没完没了地抱怨它所忍受的性痛苦。这一切好像是，它突然发现了人们让它铭记在心并不断地向它建议的可怕秘密：作为联姻的基石，它是所有性不幸的根源。至少从19世纪中叶开始，家庭就在自身中捕捉性经验的蛛丝马迹，从自身中逼出最艰难的忏悔，要求一切可能了解情况的人长久地倾听，一步步地接受无数的审查。家庭就是性经验机制中的水晶体：它看来是在传播一种实际上被它反射和衍射的性经验。通过它的可渗透性和这一向外界传递的活动，它对于这一机制来说是最珍贵的策略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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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和问题。在这一方面，夏尔科无疑是一位中心人物。在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是那些充满这一性经验的家庭向其寻求诊断和照顾的医生中最著名的一个。他曾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带孩子来的父母、陪妻子来的丈夫、陪丈夫来的妻子。他经常告诫他的学生们，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病人”与他的家属分开。要想好好地观察病人，就要尽可能少地听病人家属的啰嗦(4)。他试图让性经验领域摆脱联姻体系，从而直接地通过一种医疗实践（其技术和自主性得到了神经学模式的保障）来对付它。于是，医学出于自身的考虑，根据专业知识的各项准则，敦促家庭把性经验作为一项主要任务和一个主要危险来关心。夏尔科多次指出过要让家庭把它带来的病人“交给”医生是多么困难，指出过家属们是如何站在那些把病人隔离开来的医院的周围，以及又是怎样不断地干扰医生的工作。其实，家属们不必为此感到焦虑：医生的治疗只是为了送还给他们一个个在性方面与家庭体系协调一致的个人。而且，这一治疗只是针对性的身体，并不允许病人用清晰的话语来自我表白。人们不应该谈论这些“生殖病因”。这是夏尔科在1887年的一天低声说出的一句话，恰好被我们时代最著名的耳朵无意中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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