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453790 首先，贵族为了标明和维护自己独特的等级所使用的各种方法发生了一种转换（une transpositon），转变成了其他形式。因为贵族阶级曾证明了其身体的特殊性；但是，这是以“血统”的方式出现的，即直系亲属和联姻要追溯到远古时代。资产阶级则相反，为了给出一个身体，它是从它的后代和自己的机体健康方面着眼的。资产阶级的“血统”就是它的性。这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尽管许多贵族等级特有的方式的主题在19世纪的资产阶级那里重新出现过，但却是以生物学的、医学的或优生学的戒律的名目出现的。谱系学的担忧变成了对遗传的关注。在婚姻中，人们考虑的不仅是经济律令和社会同质性的规则，不仅是有关遗产的承诺，而且是遗传的威胁。一些家庭带有和隐藏一种倒置的和灰暗的徽章，其中有一些不光彩的地方，它们是亲属关系中的疾病或缺陷——祖父的综合麻痹症、母亲的神经衰弱、小妹的肺结核、患有歇斯底里症或色情狂症的姑姑或阿姨们、道德败坏的堂兄弟或表兄弟们。但是，在这一对性欲肉身的关注中，不仅仅有从各种贵族主题向以自我肯定为目的的资产阶级的转变。它还与另一个规划有关：即力量、精力、健康和生命的一种无止境的扩张。强调身体必须与建立和增强资产阶级霸权联系起来。然而，这不是由于劳动力所具有的商业价值，而是因为有关资产阶级的身体的“教化”。在政治、经济和历史方面对资产阶级的现在和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资产阶级的统治部分地取决于它。这不仅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方面的事，而且是“身体”方面的事。可资佐证的是，18世纪末出版了大量有关身体保健、长寿艺术、让孩子健康并尽可能地延长生命的方法、改进人类后代的方式的著作，它们证明了这一对身体和性的关注是与一种“种族主义”有关系的。但是，这种种族主义与贵族主要出于保守目的所表现出来的种族主义相当不同。这是一种动态的种族主义，一种扩张的种族主义，即使它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而且，它也许要等到19世纪下半叶才可以长出我们现在已经品尝过的果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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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792 边码：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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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794 但愿那些认为资产阶级忽略身体和压抑性经验的人，那些认为阶级斗争隐含着为解除这一压抑而斗争的人会原谅我。也许，资产阶级的“自发哲学”不是人们所说的理想主义的，也不是让人丧失精力的。总之，它首先关心的是给自己一个身体和一种性经验——通过组织一种性经验的机制来确保这一身体的力量、耐力和长久的生殖力。而且，这一过程是与资产阶级用来确证它的独特和霸权的运动分不开的。毫无疑问，必须承认，阶级意识的初始形式之一就是对身体的肯定；至少，对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来说，情况就是这样。它把贵族们的贵族血统改变成了一个强壮的机体和健康的性经验。由此，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它在如此长的时期里对于承认其他阶级（即被它剥削的阶级）也有身体和性，有相当多的保留。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在19世纪的上半叶，表明了人们还没有关心起它的身体和性(5)：这些人是死是活，并不重要，总之，他们会独自地繁衍自己。为了给无产阶级提供一个身体和性经验，为了让它的健康、性欲和生育成为问题，一定会发生各种冲突（特别在城市空间方面：共同居住、拥挤、污染、流行病，如1832年的霍乱，或者还有卖淫和性病）；一定会有各种经济要求（重工业的发展必然需要一批稳定的和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必须控制人口流动和使用人口统计法）；最后，还必须确立一种控制技术，它让人可以监督资产阶级最终承认的无产阶级的身体和性经验（学校、居住政策、公共卫生、各种救济与保险制度、人口的普遍医疗化，简言之，一整套的行政与技术机构可以让人不冒风险就把性经验的机制带入被剥削的阶级之中；当然，它不会冒险在资产阶级面前发挥一种阶级肯定的作用。它仍然是资产阶级霸权的工具）。因此，无产阶级是有保留地接受了这一机制的；而且，它会说这一套性经验是资产阶级的事，与它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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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796 边码：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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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798 有些人以为自己可以同时斥责两种彼此对称的虚伪：一种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虚伪，它否定自身的性经验，另一种是派生的无产阶级的虚伪，它通过接受对方的意识形态而摒弃了自己的性经验。其实这误解了资产阶级在一种傲慢的政治肯定中被赋予一种饶舌的性经验的过程，而且，因为这一性经验随后是出于奴役的目的被强加给无产阶级的，所以无产阶级曾长期拒绝接受它。如果“性经验”真的是在身体、行为、社会关系中由一种属于复杂的政治技术的机制产生的效果总和，那么必须承认，这一机制在不同的地方，运作的方式是不对称的，因此，它产生的效果也各不相同。由此，我们应当回到长期以来被指责的一些说法上去；必须指出，存在着一种资产阶级的性经验，存在着各种阶级的性经验。或者毋宁说，性经验在历史上最初是资产阶级的，它在自身的连续变动和转换中派生出了各种特殊的阶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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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00 再说一点。在整个19世纪里，从霸权中心开始，出现了性经验机制的普遍化。尽管使用了不同的工具，最终社会机体以某种方式被赋予了一种“性的身体”。这是性经验的普遍性吗？在此，我们发现其中引入了一种新的异化要素。这有点像资产阶级在18世纪末把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珍贵的性经验与贵族们的高贵血统对立起来，直到19世纪末，它才试图面对其他人的性经验，重新界定自身性经验的特殊性，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把握自己的性经验，划出一条保护和使自己的身体与众不同的分界线。这条线不是为了恢复性经验，而是阻碍它。这是制造差异的禁忌，或者至少是实施禁忌的方式和强加给它的严格性。这里是压抑理论的源头，它渐渐地涵盖了整个性经验的机制，赋予它一种普遍化禁忌的意义。它在历史上是与性经验机制的扩散相关的。一方面，它要证明它的扩张是有权威和约束力的，提出了所有的性经验必须服从法律的原则，确切地说，这一原则就是，性经验之所以是性经验，只有用法律的效果来确定：不仅应该让你的性经验服从法律，而且除非你受法律的约束，否则你不会有一种性经验。但是，另一方面，压抑理论将会通过对各种禁忌的异化活动的分析，根据各个社会阶级来补偿性经验机制的这一普遍扩散。18世纪末的话语是这么说的：“在我们之中有一个有价值的要素，若是我们不想让它产生出无数的罪恶来，那么我们必须害怕它、容忍它，尽可能关心它。”后来又转变成了这样一套话语：“我们的性经验不同于其他人的性经验，它服从于一个十分强烈的压抑体制，以致从此其中就有了危险；性不仅成了一个可怕的秘密，像那些精神导师、道德家、教育者和医生们不断地告诫前几代人一样，我们也不仅要揭示它的真相，而且，若是它自身就有这么多的危险，那么无论出于审慎、对罪恶的过分敏感，还是虚伪，我们都让它沉默得太久了。”从此，社会的差异化不再是通过身体的“性欲”质量，而是借助强化对它的压抑来自我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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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02 边码：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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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04 心理分析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它同时既是法律与欲望相互从属的理论，又是用来消除各种禁忌效果的技术（其中，它的严厉性让禁忌成了致病的原因）。当心理分析在历史上出现时，它是无法与性经验机制的普遍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区分化的次级机制分割开的。由此观之，乱伦问题还是有意义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乱伦禁忌是作为绝对普遍的原则被提出的，它使人可以同时思考联姻体系和性经验机制。这一禁忌，无论方式如何，对于所有社会和个人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心理分析在实践中赋予自身的任务是给那些能够求助于它的人消除它可能引发的各种压抑后果。它允许他们说出他们的乱伦欲望。然而，与此同时，在农村或某些心理分析尚未涉足的城市地区，出现了有组织的驱除乱伦行为的运动：为了终止乱伦行为，在行政与司法上进行了严密的布置。一切有关保护儿童或让“处于危险之中”的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人的保护的政策，其目的部分是让他们脱离那些被怀疑有乱伦行为的家庭——即看他们是否缺少地位、是否有可疑的亲近行为、荒唐的习惯、野蛮的“原始性”或变态。虽然性经验的机制从18世纪开始就加强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关系和身体的亲近，虽然在资产阶级的家庭中一直存在着乱伦煽动，但是，被应用到那些下层阶级身上的性经验机制却包含着对各种乱伦行为的排斥，或者至少是它们的方式发生了变换。当乱伦一方面被作为行为驱除时，另一方面，心理分析却努力让它作为欲望呈现出来，并且为那些受其折磨的人消除压抑欲望的严厉性。我们不要忘记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现是与确立父权失势的司法制度（在法国，它是通过1889年和1898年的法律而被确立的）同时的，当弗洛伊德发现朵拉（Dora）的欲望并且让她说出来时，人们使用各种手段在其他一些社会阶层里消除所有这些受谴责的亲近行为。一方面，父亲被树立为强制性的爱恋对象，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是一位求爱者，那么他就会被法律判定为堕落的人。因此，作为审慎的治疗实践，心理分析在当今普遍化的性经验机制中，与其他方法相比，起着一种区分的作用。那些曾失去关心自身性经验的独一无二的特权的人，从此以后就有了比其他人更多地体验到性禁忌的特权，有了可能解除压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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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08 从古典时代发展起来的性经验机制的历史，对于对心理分析的考古学研究可能是有价值的。其实，我们已经发现，它在这一机制中同时起着许多作用：它是性经验依附在联姻体系之上的机制；它处在与变态理论相反的位置上；它在性的一般技术中是作为区分要素起作用的。围绕着它，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忏悔的重大要求获得了一个旨在消除压抑的命令的新意义。揭示真相的任务现在就与质疑性禁忌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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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12 然而，这开启了重大的策略变化的可能性：根据普遍化的压抑重新解释全部性经验的机制；把这一压抑与各种统治的和剥削的普遍机制联系起来；把那些使人得以摆脱统治和剥削的过程相互联系起来。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赖希为中心形成了对性压抑的历史—政治的批评。这一批评的价值及其效果在现实中是巨大的。但是，其成功的可能性是与如下事实相关的，即它总是展现在性经验的机制中，而不是外在于它或反对它。在西方社会的性行为中，许多事情都可能改变，而赖希在此所做的许诺或政治条件却没有一个得到实现，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所有这类性“革命”，所有这种“反压抑的”斗争只是代表了性经验的主要机制中的一次策略变换和转向，既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这一点已经是相当重要的了。但是，我们还明白了为什么无法要求这一批评成为这一机制历史的标准，也不能要求它成为解除这一机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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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14 (1)　G.-A.比尔热，转引自叔本华的《爱情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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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16 (2)　参见边码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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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18 (3)　虽然莫里哀的《伪君子》和兰茨的《家庭教师》相隔一个多世纪，但是它们都描写了性经验的机制对家庭机制的干预。前者有关精神引导，而后者涉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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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20 (4)　夏尔科的《星期二门诊课》，1888年1月7日：“为了好好地治疗一个歇斯底里的女孩，不应该让她和父母呆在一起；必须把她送到一家医院……你可知道被娇惯的女孩在离开母亲后哭着要母亲达多长时间？……如果你愿意，让我们取个平均数，半小时，这还不算很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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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22 1888年2月21日：“在男孩的歇斯底里病例中，我们必须把他们与母亲分开。只要他们与母亲在一起，那么什么事也做不成……父亲有时与母亲一样令人难以忍受；因此，最好是把他们两个都摆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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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26 (5)　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十章，第二节“贪求剩余劳动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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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31 性经验史 [:1702452936]

1702453832 性经验史 第五章　死亡的权利和管理生命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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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34 长期以来，最高权力的典型特权之一就是生杀大权。无疑，它形式上源自古老的“patria potestas”（父权），它赋予罗马家庭的父亲以“操持”子女和奴隶生死的大权。他“给予了”他们生命，也可以收回它。古典理论家们所阐述的生杀大权，其生杀予夺的色彩已经大大淡化。上自君主，下至他的臣民，他们并不认为最高权力的行使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相反，君主只在自身受到威胁时才会行使它：它是一种后发制人的权利。是不是他受到外部敌人的威胁，他们要推翻他或质疑他的权利?真是这样的话，他可以合法地宣战，要求他的臣民们参加保卫国家的战争。他并不“直接地要求他们去死”，而是合法地“让他们去冒生命的危险”：在这一意义上，他向他们行使了“间接的”生杀大权。(1)一旦他们中有谁胆敢反对他，并且违反了他的法律，那么他可以向他的生命行使直接的权力：他会以有罪必罚的名义把他杀掉。如此看来，生杀之权不再是一种绝对的特权：它受到保卫君主及其生存的限制。我们是否一定要和霍布斯一样把它理解成每个人把在自然状态所拥有的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不惜牺牲他人的权利让渡给君主呢?或者一定要在此发现一个与君主这一新的法律存在的形成一起出现的特殊权利呢?(2)总之，现代形式的生杀大权是相对的和有限的，而古代形式的生杀大权是绝对的，但是它们都是一种不对称的权利。君主只有在行使或保留生杀大权时才会实施放生的权力。他只是通过有能力让别人死才显示出自己对生的权力。事实上，被说成是“生杀大权”的权力是“让”别人死或“让”别人活的权力。总之，它的象征物是剑。也许，我们必须认为这种法律形式是发生在一种特定历史形式的社会之中的，其中行使权力的主要是征收当局、巧取豪夺的机关、把一部分财富据为己有的权力，以及向臣民勒索财物、服务、劳动和生命的权力。这里，权力首先是获取的权力：获取东西、时间、肉体和生命的权力。它在为了消灭生命而占有生命的特权中达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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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36 边码：17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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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38 然而，西方世界从古典时代起经历了一次权力机制的深刻变化。“征收”不再是权力的主要形式，而仅仅是具有煽动、强化、控制、监督、抬高和组织它手下的各种力量的作用的一个部件。它是一个旨在生产各种力量、促使它们增大、理顺它们的秩序而不是阻碍它们、征服它们或者摧毁它们的权力。死的权力从此也发生了变化，或者至少逐渐求助于支配生命的权力要求，并且开始被纳入这些要求之中。这一建立在君主保卫自己或要求大家保卫他的权力的基础之上的死亡，成为了社会团体确保他的生命、支持它或发展它的权力的反面。然而，没有什么比19世纪以来的战争更加血腥了，比较起来，在此之前的政体从没有对自己的人民实行过类似的大屠杀。但是这一巨大的死亡权力——也许它给予死亡一部分力量和厚颜无耻，而它正是凭借这些力量和厚颜无耻把自己的范围扩展到如此遥远——现在却成了对一种积极地管理、抬高、增加、具体控制和整体调节生命的权力的补充。战争不再是以保卫君主的名义发动的，而是为了确保大家的生存。于是，有人以人民生存的必要性为幌子煽动全体人民起来相互残杀，屠杀成为维持生存的最根本的条件。作为生命和生存、肉体和种族的管理者，许多政体可以发动许多战争，杀死许许多多的人。通过这样冤冤相报，战争的技术手段愈是趋向彻底毁灭，发动战争和结束战争的决定就愈来愈取决于赤裸裸的生存问题，今天，原子时代的情况就是达到了这一过程的终点：把人民置于一个普遍死亡的危险境地的权力成了维护生存的权力的反面。能够杀人是为了能够生存，这一原则是战争策略的基础，它也成了国家之间的战略原则。但是生存不再是君主的法律存在，而是人民的生物存在。假若屠杀是现代权力的梦想，那么这不是古老的杀人权力在今天的回潮。因为权力是在生命、人类、种族和大规模的人口现象的水平上自我定位和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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