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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分析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它同时既是法律与欲望相互从属的理论，又是用来消除各种禁忌效果的技术（其中，它的严厉性让禁忌成了致病的原因）。当心理分析在历史上出现时，它是无法与性经验机制的普遍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区分化的次级机制分割开的。由此观之，乱伦问题还是有意义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乱伦禁忌是作为绝对普遍的原则被提出的，它使人可以同时思考联姻体系和性经验机制。这一禁忌，无论方式如何，对于所有社会和个人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心理分析在实践中赋予自身的任务是给那些能够求助于它的人消除它可能引发的各种压抑后果。它允许他们说出他们的乱伦欲望。然而，与此同时，在农村或某些心理分析尚未涉足的城市地区，出现了有组织的驱除乱伦行为的运动：为了终止乱伦行为，在行政与司法上进行了严密的布置。一切有关保护儿童或让“处于危险之中”的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人的保护的政策，其目的部分是让他们脱离那些被怀疑有乱伦行为的家庭——即看他们是否缺少地位、是否有可疑的亲近行为、荒唐的习惯、野蛮的“原始性”或变态。虽然性经验的机制从18世纪开始就加强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关系和身体的亲近，虽然在资产阶级的家庭中一直存在着乱伦煽动，但是，被应用到那些下层阶级身上的性经验机制却包含着对各种乱伦行为的排斥，或者至少是它们的方式发生了变换。当乱伦一方面被作为行为驱除时，另一方面，心理分析却努力让它作为欲望呈现出来，并且为那些受其折磨的人消除压抑欲望的严厉性。我们不要忘记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现是与确立父权失势的司法制度（在法国，它是通过1889年和1898年的法律而被确立的）同时的，当弗洛伊德发现朵拉（Dora）的欲望并且让她说出来时，人们使用各种手段在其他一些社会阶层里消除所有这些受谴责的亲近行为。一方面，父亲被树立为强制性的爱恋对象，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是一位求爱者，那么他就会被法律判定为堕落的人。因此，作为审慎的治疗实践，心理分析在当今普遍化的性经验机制中，与其他方法相比，起着一种区分的作用。那些曾失去关心自身性经验的独一无二的特权的人，从此以后就有了比其他人更多地体验到性禁忌的特权，有了可能解除压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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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典时代发展起来的性经验机制的历史，对于对心理分析的考古学研究可能是有价值的。其实，我们已经发现，它在这一机制中同时起着许多作用：它是性经验依附在联姻体系之上的机制；它处在与变态理论相反的位置上；它在性的一般技术中是作为区分要素起作用的。围绕着它，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忏悔的重大要求获得了一个旨在消除压抑的命令的新意义。揭示真相的任务现在就与质疑性禁忌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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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开启了重大的策略变化的可能性：根据普遍化的压抑重新解释全部性经验的机制；把这一压抑与各种统治的和剥削的普遍机制联系起来；把那些使人得以摆脱统治和剥削的过程相互联系起来。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赖希为中心形成了对性压抑的历史—政治的批评。这一批评的价值及其效果在现实中是巨大的。但是，其成功的可能性是与如下事实相关的，即它总是展现在性经验的机制中，而不是外在于它或反对它。在西方社会的性行为中，许多事情都可能改变，而赖希在此所做的许诺或政治条件却没有一个得到实现，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所有这类性“革命”，所有这种“反压抑的”斗争只是代表了性经验的主要机制中的一次策略变换和转向，既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这一点已经是相当重要的了。但是，我们还明白了为什么无法要求这一批评成为这一机制历史的标准，也不能要求它成为解除这一机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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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A.比尔热，转引自叔本华的《爱情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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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边码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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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虽然莫里哀的《伪君子》和兰茨的《家庭教师》相隔一个多世纪，但是它们都描写了性经验的机制对家庭机制的干预。前者有关精神引导，而后者涉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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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夏尔科的《星期二门诊课》，1888年1月7日：“为了好好地治疗一个歇斯底里的女孩，不应该让她和父母呆在一起；必须把她送到一家医院……你可知道被娇惯的女孩在离开母亲后哭着要母亲达多长时间？……如果你愿意，让我们取个平均数，半小时，这还不算很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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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2月21日：“在男孩的歇斯底里病例中，我们必须把他们与母亲分开。只要他们与母亲在一起，那么什么事也做不成……父亲有时与母亲一样令人难以忍受；因此，最好是把他们两个都摆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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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十章，第二节“贪求剩余劳动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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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经验史 第五章 死亡的权利和管理生命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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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最高权力的典型特权之一就是生杀大权。无疑，它形式上源自古老的“patria potestas”（父权），它赋予罗马家庭的父亲以“操持”子女和奴隶生死的大权。他“给予了”他们生命，也可以收回它。古典理论家们所阐述的生杀大权，其生杀予夺的色彩已经大大淡化。上自君主，下至他的臣民，他们并不认为最高权力的行使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相反，君主只在自身受到威胁时才会行使它：它是一种后发制人的权利。是不是他受到外部敌人的威胁，他们要推翻他或质疑他的权利?真是这样的话，他可以合法地宣战，要求他的臣民们参加保卫国家的战争。他并不“直接地要求他们去死”，而是合法地“让他们去冒生命的危险”：在这一意义上，他向他们行使了“间接的”生杀大权。(1)一旦他们中有谁胆敢反对他，并且违反了他的法律，那么他可以向他的生命行使直接的权力：他会以有罪必罚的名义把他杀掉。如此看来，生杀之权不再是一种绝对的特权：它受到保卫君主及其生存的限制。我们是否一定要和霍布斯一样把它理解成每个人把在自然状态所拥有的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不惜牺牲他人的权利让渡给君主呢?或者一定要在此发现一个与君主这一新的法律存在的形成一起出现的特殊权利呢?(2)总之，现代形式的生杀大权是相对的和有限的，而古代形式的生杀大权是绝对的，但是它们都是一种不对称的权利。君主只有在行使或保留生杀大权时才会实施放生的权力。他只是通过有能力让别人死才显示出自己对生的权力。事实上，被说成是“生杀大权”的权力是“让”别人死或“让”别人活的权力。总之，它的象征物是剑。也许，我们必须认为这种法律形式是发生在一种特定历史形式的社会之中的，其中行使权力的主要是征收当局、巧取豪夺的机关、把一部分财富据为己有的权力，以及向臣民勒索财物、服务、劳动和生命的权力。这里，权力首先是获取的权力：获取东西、时间、肉体和生命的权力。它在为了消灭生命而占有生命的特权中达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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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方世界从古典时代起经历了一次权力机制的深刻变化。“征收”不再是权力的主要形式，而仅仅是具有煽动、强化、控制、监督、抬高和组织它手下的各种力量的作用的一个部件。它是一个旨在生产各种力量、促使它们增大、理顺它们的秩序而不是阻碍它们、征服它们或者摧毁它们的权力。死的权力从此也发生了变化，或者至少逐渐求助于支配生命的权力要求，并且开始被纳入这些要求之中。这一建立在君主保卫自己或要求大家保卫他的权力的基础之上的死亡，成为了社会团体确保他的生命、支持它或发展它的权力的反面。然而，没有什么比19世纪以来的战争更加血腥了，比较起来，在此之前的政体从没有对自己的人民实行过类似的大屠杀。但是这一巨大的死亡权力——也许它给予死亡一部分力量和厚颜无耻，而它正是凭借这些力量和厚颜无耻把自己的范围扩展到如此遥远——现在却成了对一种积极地管理、抬高、增加、具体控制和整体调节生命的权力的补充。战争不再是以保卫君主的名义发动的，而是为了确保大家的生存。于是，有人以人民生存的必要性为幌子煽动全体人民起来相互残杀，屠杀成为维持生存的最根本的条件。作为生命和生存、肉体和种族的管理者，许多政体可以发动许多战争，杀死许许多多的人。通过这样冤冤相报，战争的技术手段愈是趋向彻底毁灭，发动战争和结束战争的决定就愈来愈取决于赤裸裸的生存问题，今天，原子时代的情况就是达到了这一过程的终点：把人民置于一个普遍死亡的危险境地的权力成了维护生存的权力的反面。能够杀人是为了能够生存，这一原则是战争策略的基础，它也成了国家之间的战略原则。但是生存不再是君主的法律存在，而是人民的生物存在。假若屠杀是现代权力的梦想，那么这不是古老的杀人权力在今天的回潮。因为权力是在生命、人类、种族和大规模的人口现象的水平上自我定位和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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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可以在另一个层面上以死刑为例。长久以来，它和战争一起是死亡权力的另一种形式。它是君主对反对自己的意愿、法律和人格的人的回答。与在战争中死亡的人相反，死在断头台上的人愈来愈少，但是，鉴于同样理由，前者愈来愈多，后者愈来愈少。既然权力的作用就是管理生命，那么导致死刑愈来愈难以执行的原因不是人道主义情感的产生，而是权力存在的理由及其运作的逻辑。如果权力的主要作用是确保、维护、强化、增加生命和理顺生命的秩序，那么它怎么能够行使它的最高特权来推行死刑呢?对于这样一种权力而言，死刑是界限、丑闻和矛盾。因此，大家只能因为罪犯的罪大恶极和无法改造才使用死刑来保护社会，而不是根据犯罪数目的庞大来实施死刑。只有那些对其他人构成一种生命威胁的人才会被依法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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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让”人死或“让”人活的古老权利已经被“让”人活或“不让”人死的权力取代了。也许这说明了近来死刑仪式的废除标志着对死亡的否定。大家对规避死亡的关心是与对我们社会无法承受死亡的一种新的担忧无关的，因为权力过程是不停地偏离死亡的。随着一个世界过渡到另一个世界，死亡就是一个世俗王权被另一个更强大的王权所取代。而围绕在这一死亡周围的豪华排场则属于政治庆典的范畴。权力对于现在的生命及其全部过程建立起了它的控制机制。死亡就是生命的界限和避开生命的时刻，它成了生存最秘密和最“内在的”所在。过去，自杀是犯罪，因为它篡夺了原本只属于君主的杀戮大权；但是到了19世纪，自杀却变成了社会学分析的首批行为之一。对此，大家千万不要大惊小怪。自杀在控制生命的权力的边缘地带展现了个体的和私人的死亡权力。这种对死亡的执著在其表现上是如此的奇特、规范和恒常，其结果又难以根据个体的特殊性或偶然性来解释清楚，它是最早引起社会震惊的事件之一，因为主导我们社会的政治权力是以管理生命为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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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这一管理生命的权力自17世纪以来发展出两种主要形式。它们之间不是正反题的关系，相反，它们构成了权力发展的两极，并且通过一种中介的关系来相互连接起来。其中第一极是以作为机器的肉体为中心而形成的：如对肉体的矫正、它的能力的提高、它的各种力量的榨取、它的功用和温驯的平行增长、它被整合进有效的经济控制系统之中，所有这些都得到了显示出“规训”（les disciplines）特征的权力程序的保证。在此，“规训”就是“人体的解剖政治”。第二极是在较晚之后才形成的，大约在18世纪中叶，它是以物种的肉体、渗透着生命力学并且作为生命过程的载体的肉体为中心的，如繁殖、出生和死亡、健康水平、寿命和长寿，以及一切能够使得这些要素发生变化的条件；它们是通过一连串的介入和“调整控制”来完成的。这种“调整控制”就是“一种人口的生命政治”。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整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展开的两极。在古典时代里建立起来的这一伟大的双面技术——既是解剖学的，又是生物学的；既是个别化的，又是专门化的；既面向肉体的性能，又关注生命的过程——表明权力的最高功能从此不再是杀戮，而是从头到尾地控制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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