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453858 这一生命权力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得更多。它要求增大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节，让它们变得更加有用和驯服。它还要求能够增强各种力量、能力和一般生命的权力手段，而不至于使得它们变得更加难以驯服。假如像权力机构这类的庞大国家机器的发展为生产关系提供了保证，那么18世纪所发明的作为在社会机体各个层面无所不在的和被不同的机构（家庭或军队、学校或警察、个人医疗或集体管理）使用的解剖政治和生命政治概念，在经济过程及其发展和维持经济发展的力量方面发生了效应。作为社会分化和等级化的因素，它们对肉体规训和人口调节各自的力量发生了影响，保证了控制关系和霸权作用。根据资本的积累来调整人口的增长，以及根据生产力的扩展和利润的不同分配来确定人类组织的增长，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些都是由于生命权力按照多种形式和多种步骤的运作才得以可能。对肉体的塑造及其价值规定和对肉体力量的分配管理在那时都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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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62 大家知道，禁欲道德在资本主义的形成期间所起作用的问题，不知被提出过多少次。但是，在18世纪某些西方国家里所发生的与资本主义发展相关的事件，是另一种也许比这一否定肉体的新道德具有更加丰富内容的现象。这就是说，生命进入了历史（我是说人类的生命现象进入了知识和权力的秩序之中），进入了政治技术的领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生命与历史初次接触是从那时开始的。相反，生物因素对历史因素的压力数千年来一直存在，而且极其强烈。流行病和饥荒构成了这一属于死亡范畴的关系的两大戏剧性形式。但是，经过一个循环周期之后，18世纪的经济（特别是农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产品和财富的增加快于它所促进的人口增长，从而使得这些巨大的死亡威胁得到了一点缓解；除了几起突发事件外，大饥荒和大瘟疫的时代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结束了；死亡从此不再直接威胁生命了。但是同时，生命知识的发展、农业技术的改进和对生命及人类生存的监督和节制都有助于对于这一死亡威胁的缓解：对生命的相对控制避开了一些迫近人类的死亡威胁。权力和知识的机制在其组织和扩大的空间里，注意到生命的各个过程，并且着手控制和改变它们。西方人慢慢地明白了生物在一个生命世界中的含义，以及拥有一个身体、生存的各种条件、生命的各种可能性、个人的和集体的健康、大家可以调节的各种力量和一个它们在其间可以被最佳配置的空间的含义。毫无疑问，在历史上，生物因素首次反映在政治之中，生存事实不再是这个日渐出现在死亡混乱及其致命性中的不可企及的基础。它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知识控制和权力干涉的领域。这一领域不再只与法律主体有关，其中死亡是对法律主体的最高控制，而是有关各种生物，它对它们的控制必须转移到生命的层面上。这就是为生命负责，让权力直达肉体，而不是以死亡相威胁。假如我们可以把“生命—历史”说成是生命活动和历史进程相互干涉的影响，那么我们谈论“生命—政治”必须是为了指出什么让生命及其机制进入了精打细算的领域之中，什么把权力—知识变成了人类生活变化的主体。但是这不意味着生命已经完全被各种技术所控制和管理，不再规避它们的统治。在西方世界之外，还存在着饥荒，其规模比任何时候都大。也许在微生物学产生之前，人类面临的生命危险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重大和严重。但是我们所谓的一个社会的“生物现代性”的开端，就是人类以进入自己的政治战略为目标。数千年来，人还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个非常具有政治生存能力的生物。现代人是政治中的动物，他的作为生物的生命受到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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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66 这一转变有着巨大的后果。在此，没有必要强调在科学话语中产生出来的断裂，以及生命与人的双重质疑渗透与重整古典知识范围的方式。假如人的生命特殊性以及与其他生命不同的特殊性的问题提了出来，那么原因就在历史与生命的新型关系之中：在生命的这一双重位置之中，它把生命置于历史之外，作为历史的生物环境，同时又把生命置于人类历史之中，让它的知识和权力的机制渗透到历史之中。同样，也没有必要强调政治技术的增加，它由此而开始包围肉体、健康、饮食和居住的方式、生活的条件和生存的全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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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70 生命技术的这一发展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规范作用的重要性日渐增强，损害到法律的司法系统的作用。法律不能不设防，它最拿手的武器就是死亡。对于违法的人，它至少可以最终诉诸这一绝对的威胁。法律总是与剑相关的。但是，以对生命负责为己任的权力则需要连续的、调整的和矫正的机制。它不再让死亡在最高权力范围内起作用，而是把生命纳入一个有价值的和实用的领域之中。这样一种权力需要加以规定、估量、评价和等级化，而不是应该表现在杀人活动中。它没有必要在臣民之间和君主的敌人之间划出分界线来，它只是围绕着规范让手下各就各位。当然，我不是说法律消失了，或者司法制度趋于消失，而是指法律总是更多地作为一种规律起作用。司法制度愈来愈被整合到一连串发挥调整作用的（医疗的、行政的……）机构之中。一个规范化的社会是围绕生命展开的权力技术的历史结果。相对于众所周知的18世纪之前的各种社会，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司法衰退的阶段；法国大革命以来，全世界各种成文宪法以及重新编定和修改过的法典，所有经常性的吵吵闹闹的立法活动不应该造成错觉：这些是让一个规范化的权力广为接受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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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74 为了反对这个在19世纪尚属新事物的权力，各种抵抗力量得到了这一权力的手下——即生命和人——的帮助。从上个世纪以来，各种质疑一般权力系统的伟大斗争都不再打着回归古代法律的旗号，或者是为了实现时代交替的循环和黄金时代的千年梦想。大家也不再期望穷人的皇帝，也不要求重建古代的公正；大家的目标是重新恢复作为人的基本需要和具体本质以及实现其潜能和全部可能性的生命。不论这是不是乌托邦，大家有着一个非常实在的斗争过程。作为政治对象的生命立即被要求反对企图控制它的系统。于是，生命（而不是权利）成了政治斗争的目标，尽管政治斗争都带有权利的要求。对生命、肉体、健康、幸福、满足需要的“权利”，超越一切压抑或“异化”而发现我们所是和一切我们所能是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古典的司法系统无法理解的，它是对所有这些不再属于君主传统权利的新的权力步骤的政治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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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78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理解性作为政治目标的重要性。性处于两条轴线的交叉点上，一切政治技术都是沿着这两条轴线发展出来的。一方面，性属于身体的规训：各种力量的建立、强化和分布，各种能量的调整和节制。另一方面，它属于人口的调节，它引起的所有后果都是关乎全局的，于是同时被整合到这两个方面之中。它引起了对身体的无穷无尽的监督、无时无刻的控制、谨小慎微的肢体定位、没完没了的医疗检查或心理检查以及一种微观权力。不仅如此，它还引起了大规模的测量、统计评估和对社会有机体及其各下属集团的干预。性同时是进入身体生命和人种生命的通道。大家把它作为规训的基础和调节的原则来使用。这就是为什么在19世纪里对性的探究会一直达到人类生存的最细微的部分。大家在行为中、在梦中追寻它，冷静地质疑它，一直追踪到婴儿期的性。性变成了个体的密码，它使得分析个体和规训个体成为可能。但是，我们发现它还变成了政治运作、经济干预（通过或抑制生育）、道德化或责任化的意识形态宣传的主题：大家强调它是一个社会的力量标志，还表现了社会的政治能量和生命活力。在这一性技术的两极之间，依次排列着一系列根据不同的比例把身体规训的目标和人口调节的目标连接起来的不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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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82 从此，我们知道两个世纪以来，性政治是沿着四条重要的路线发展的。每条路线都是一种连接规训技术和调节步骤的方式。前两条为了在规训层面上发生影响，是以调节需求——一切有关人种、子孙和集体健康的主题——为支点的。在为了种族健康的运动中，儿童被性化了（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性早熟被视为一种正在损害成年人未来的健康和人类社会的未来的威胁）；在为自己孩子的健康负责、维持家庭制度和社会礼仪的名义下，妇女被歇斯底里化了，为此，要对她们的身体和性进行细致的诊断和治疗。这种颠倒的关系涉及生育控制和对性倒错的心理诊治，这种干预是调节性的，但是它必须是以个体的规训需要为支点的。总的来说，在“身体”和“人口”的连接点上，性变成了以管理生命为中心（而不是以死亡威胁为中心）的权力的中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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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84 长久以来，血缘一直是权力机制及其表现和规则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在一个联姻系统、君主政治形式、秩序与等级井然分明和家族价值占优的社会里，在一个饥荒、流行病和暴力即将带来死亡的社会里，血缘是基本价值之一。它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工具作用（能够输出血液）、它在符号秩序中的功能（有某一种血缘、是同一种血缘、愿意用自己的血缘来冒险）以及它的暂时性（易于扩散和干涸，在血缘混合方面非常敏捷，也容易快速堕落）。在血缘社会（我说的是“血腥”的社会）里，权力是通过血缘来表达自身的，如战争的荣耀、饥荒的恐惧、死亡的胜利、手握生杀大权的君主、刽子手和肉刑。血缘是“一种具有象征功能的现实”。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性”社会里，或者说是生活在“性”之中。权力机制告诫身体、生命、繁衍生命的东西、增强人种的东西注意自己的力量、控制能力或者供人使用的能力。权力“向”性谈论性，如健康、后代、种族、人类的未来和社会有机体的生命力。性不是什么标志或者象征，它是对象和目标。其重要性不在于它的稀有性或暂存性，而是它的执著和潜伏存在，事实上，它到处可见，同时又令人生畏。权力突出它、引发它，把它作为生育器官来使用；为了不让它逃避，在使用它时，必须控制它，它是一个“具有器官价值的用品”。我不是说性对血缘的取代概括了各种作为现代性开端标志的变化。这不是我要说的两种文明的灵魂，或者两种文化形式的组织原则。我探寻的是性在当代社会里没有被压抑而是一再被激发出来的各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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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88 它们就是在古典时代里被阐明的和在19世纪里被应用的权力的新的步骤。它们使得我们的社会从一种“血缘象征”过渡到一种“性经验分析”之中。我们发现，如果说在法律、死亡、犯禁、象征和君权的左右还有某种东西，那么它就是血缘，而性则是与规范、知识、生命、器官、规训和调节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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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90 萨德和最早的优生学家们见证了这一从“血腥”时代向“性经验”时代的过渡。但是，当人种优化的最初梦想在对性的强制管理（确定好的婚姻、倡导所希望的生育力、确保儿童的健康和长寿的技术）中推翻一切血缘问题时，当新的种族观念为了有效地控制性而开始消除血缘的贵族特殊性时，萨德却还在被夸大的古代君主的权力机制里和在完全由血缘支撑的古老声誉之下对性进行详尽的分析。血和着快感的节拍而流淌，如肉刑和绝对权力的血腥，人们尊崇的在弑亲和乱伦的主要仪式上流动着的等级血缘，还有被任意抛洒的人民的血（因为人民血管里流动的血甚至不配称作血）。萨德的性是没有规范的，缺乏有关自身本性的内在规则。但是它服从于权力的无限法律，这种权力只知道自己的法律。假若它被迫接受天天在严格规训之下前进的命令，那么这种训练会把它引向惟一的和赤裸裸的君权巅峰：一个掌握无限权力的万能的怪物。总之，血吞噬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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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94 事实上，不论性经验的分析和血缘象征怎样在原则上分属两个不同的权力体制，它们的相互衔接不是没有交叠、互动或者反响的（这些权力本身也是如此）。两个世纪以来，对于血缘和法律的关注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对性经验的管理中。其中，有两次重要的干预。一次归因于自身的历史重要性，另一次则是由于它提出的理论问题。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要求利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血缘主题重振和支持一种通过性经验的机制来运作的政治权力。由此形成了种族主义（以现代的、国家的和生物学化的形式出现的种族主义）：一切有关人口分布、家庭、婚姻、教育、社会等级化和所有权的政策，以及在身体、行为、健康和日常生活的层面上一长串的干预，从以保护血缘的纯洁和促成种族胜利的神秘关心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特色和根据。毫无疑问，纳粹主义是血统幻想和极端的规训权力之间最天真的和最狡黠的结合（正因为它最狡黠，所以它最天真）。在不受限制的国家控制的名义下，把社会纳入优生秩序之中的活动，以及它所带来的微观权力的扩大和深化，引起了对高等血统的狂热。这种狂热同时会引起对其他种族的有步骤的屠杀和把自己引向灭顶之灾的危险。历史表明，希特勒的性政治只是一种可笑的实践，而血统神话却转化成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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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98 与此相反，我们可以追踪19世纪末以来，在法律、象征秩序和君权系统中讨论性主题的理论努力。这是心理分析的政治荣誉，或至少是其中最合乎逻辑的部分的荣誉，它怀疑（从它问世开始，即从它与有关变态的神经精神病学划清界限开始）这些旨在控制和管理日常性活动的权力机制的那些不可挽回地激增的方面。由此，弗洛伊德努力（无疑是对当时声势非常高涨的种族主义的反动）赋予性以法律原则——联姻的法律、禁止血亲通婚的法律和父亲—君主的法律，简言之，用旧的权力秩序来规范欲望。正是由于这一点，心理分析本质上（除了几个例外）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是与法西斯主义针锋相对的。但是心理分析的这一立场是与特定的历史形势分不开的。无法否认，从法律、死亡、血统和君权的角度对性秩序的思考——不论萨德和巴塔耶怎么说，也不管人们要求他们做出什么“颠覆性”的保证——最终只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观。我们必须从同时代的权力技术出发思考性经验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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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902 有人会对我说：这是坚执于一种与其说是激进、不如说是仓促的历史主义，为了从可变的、脆弱的、次要的和整体上又肤浅的现象中得到好处，它回避了性功能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坚实存在。根据这种对性经验的解释，好像性不存在似的。而且，大家会据理反驳我：“你要求详细地分析女人的身体、儿童的生命、家庭关系和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被性化的过程，你想描述18世纪以来这一日益高涨的社会关心和我们日益增强的对无处不在的性的怀疑。我们承认，也认为权力的机制不是被用来压抑性经验，而是唤起和‘激发’性经验。但是你仍然停留在你思考的对象旁边，当然，它对你来说已经是改头换面的了。你只是指出了性经验播撒和定位的现象，企图让大家看清社会有机体中所谓‘色情基因区域’的组织。也许，你只是按照机制的播撒过程一步步地改变立场，而心理分析在个体层面上已经精确地测定了机制的方位。但是，你忽略了这一性化过程的根据，而心理分析却丝毫没错，它以认识性为目的，在弗洛伊德之前，人们都是企图十分严密地限定性关系的范围：把它限定在性之中、在性生育的功能之中、在性解剖的范围中，最后缩减到一种最小的生物学部分——器官、本能和合目的性。你一直站在对称的和倒置的立场上：对你来说，这只是没有支柱的效果、本根的内部分岔、一种没有性的性经验。这是对性的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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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906 对此，我们必须区分两个问题。一方面，对作为“政治机制”的性经验的分析是否必然意味着对身体、解剖、生物性和机能的忽略呢?对于这第一个问题，我相信可以说不。无论如何，现在研究的目标就是指出权力机制是如何直接地与身体——与各种身体、功能、生理过程、感觉、快感——联结在一起的。这决不是要把身体去掉，而是让它在分析中展现出来，其中生物性与历史性不是像以往社会学家们坚持的进化论那样前后相继，而是根据随着以生命为目标的现代权力技术的发展而日益增强的复杂性彼此联结起来。因此，这不再是“心态史”，只根据大家观察身体的方式或者大家赋予身体以价值和意义的方式来思考身体，而是“身体史”，它只根据大家用来包含更多质料和生命活力的身体的方式来思考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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