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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有关土地所有者的生活对于个人和公众的好处都集中表现在“家政”艺术的主要优点上：家政艺术教导人们如何管理，因为它与管理实践是不可分割的。领导家庭就是管理，而且，管理家务与人们在城邦中应该行使的权力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回忆录》中，苏格拉底对尼可马泰奇说：“不要看不起那些善于管理家务的人，因为对私人事务的管理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的不同只在数量上；而在其他方面，它们是相似的……那些管理公共事务的人所雇用的人与那些私人事务的管理者所雇佣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那些知道怎样用人的人，无论在私人事务方面，还是在公共事务方面，都管理得好。”(17)《家政学》中的对话，则演绎出了一种对管理艺术的重要分析。这本书一开始就提到了小居鲁士，说他亲自监督耕作田地，每天在花园里种东西，这样，他就获得了一种领导能力，以致当他需要发动战争时，在他的士兵中没人开小差：他们不但不背弃他，还宁愿与他一起战死。(18)与此相应，该书在结尾处还提到了与这位典型的君主相类似的人，如那些有着“伟大人格”的将领，他们的军队总是自始至终地追随着他们，还有那些一家之主，只要雇工们看见他们的威严架势，不用发火、威胁或惩罚，就足以激发雇工们努力工作了。家政艺术与政治艺术或军事艺术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至少它们都是管理其他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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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家政”艺术范围内，色诺芬提出了夫妻关系的问题。作为家庭主妇，妻子是管理好家务方面的一个主要人物。苏格拉底问克里托布勒：“你会把一些重要的事情不托付给你的妻子，而托付给其他人吗？”后来，他又补充说：“我认为，一个作为丈夫在家务上好伙伴的女人，在理家这个共同利益上与丈夫同样重要。”因此，在这一方面，“当一切都安排妥当，家庭就兴旺；如果管理不善，就会家道败落”。(20)然而，不管妻子怎么重要，由于她实际上毫无准备，所以她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先，她太过年轻，接受的教育也太少（“当你娶她的时候，她只是一个孤陋寡闻的小姑娘”），而且与很少交谈过的丈夫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是否有这样一些人，你与他们的交谈还没有与你的妻子交谈的多吗？）。(21)正是在这一点上，丈夫必须与妻子建立起教育和引导的关系。在姑娘们小小年纪——通常在15岁左右——就嫁给那些一般比她们大两倍的男人们的社会里，家政是维持夫妻关系的背景，而夫妻关系则具有一种教育的形式和约束行为的形式。这正是丈夫的责任。如果妻子的行为没有给丈夫带来好处，而是给他造成了损害，那么人们应该把错误归咎于谁呢？答案是丈夫。“如果羊没喂养好，那么我们一般认为这是牧羊人的责任；如果马不听话，那么我们一般认为骑马人要负责任；对于女人来说，如果丈夫已经教导过她如何行为端庄，而她却没有做好，那么她当然要自己负责；但是如果一个女人目无德性，是因为丈夫没有教导过她，那么难道不应该让丈夫来承担责任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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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夫妻关系本身并不是质疑的对象，它们首先不是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组成的、必须管理家政和家庭的简单的配偶关系。色诺芬用很长的篇幅论述了婚姻关系，但是其方式则是间接的、前后相接的和技术性的。他是在“家政”的范围内讨论婚姻关系的，把它视为丈夫的管理职责的一个方面，目的在于确定丈夫怎样才能使妻子成为他合理的家政管理中所需要的合作者和伙伴（suner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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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伊斯索马克就被要求去证明这种技术是可以传授的。为了让他的教导具有权威性，他只是教人成为一位“善良的人”。他发现自己过去的处境与克里托布勒今天的处境相同。他娶了一个十分年轻的妻子——她只有15岁，而且她受的教育只是做件大衣和向纺毛工分发羊毛(23)；但是他很好地训练了她，让她成了自己十分珍贵的伙伴，以致现在当他忙于自己的事情时，无论是去田间，还是在“广场”（agora）上，进行那些男人们享有特权的活动，他都可以把管理家务的事托付给她。因此，对于克里托布勒和苏格拉底来说，伊斯索马克阐述了“家政学”，也即管理“家务”（oikos）的艺术。在为管理农田提供建议之前，他十分自然地从讨论家务开始，如果人们希望有时间照料家畜和田地，而且如果人们不想自己为此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因为家庭混乱而付之东流，那么他们必须搞好家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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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引用婚后不久对妻子的谈话时，伊斯索马克重新提到了婚姻的原则。那时，他的妻子已经“适应”了他，“被他教育到足以交谈的程度”。伊斯索马克问道：“你知道吧？为什么我要娶你？为什么你父母会把你嫁给我？”随后，他自答道：“因为我是为自己打算的，你父母是为你打算的，我们都想要一个最好的伴侣，我们可以为了我们的家庭和孩子而结婚的。”(24)因此，婚姻关系就带有原始不对等的特点——男人是替自己做主的，而女方则是由她的家庭为她做主的——和双重目的（家政和孩子）的特点。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生儿育女的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了，在接受做母亲的训练之前，年轻的妻子必须学会做一个好的家庭主妇(25)。伊斯索马克指出，这正是伴侣所担任的角色，我们没有必要在乎夫妻双方各自的贡献(26)，而只要考虑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采取的行为方式，这一共同的目标是尽可能好地维护他们的财产，并且通过高尚的和合法的手段，尽可能地增加它。(27)大家可能注意到这种对必须消除夫妻双方最初差异的强调，对必须建立伙伴关系的强调。不过，这种夫妻共同财产制（koinonia）不是建立在两个个人的双重关系中，而是通过一个共同的目标——家政——而建立起来的：包括维护这一共同财产以及不断增加它的动力。只有从此出发，我们才能分析这种“共同财产制”的形式以及夫妻双方应该承担的角色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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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色诺芬是从“庇护所”（stegos）出发来定义夫妻双方在家政中各自的作用：因为诸神在创造男女的时候，就想到了他们的后代和种族延续的问题，想到了人到老年所需要的帮助，最后还想到了人不“像野兽那样在户外生活”的必要性：对于人类来说，“显然必须有一个家”。初看上去，子孙使家庭具有了它的世俗性，庇护所则让它有了空间的结构。可是事情比这更要复杂一些。“家”有里外之分，外面属于男人，里面是女人的专属之地；“家”还是用来收集、积累和保存财富的地方。收藏它们是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分配。因此，男人要在外面播种、犁地、耕作、饲养家畜，把他们生产的、挣来的或通过交换得来的东西带回家中。在家里，女人自觉地接收、保存和分配所需的东西。“为家庭提供财富一般是男人的事，而如何花费这些财富，则完全依靠女人来管理。”(28)这两种作用完全互为补充，缺了一方，另一方就毫无用处。妻子说：“如果你不努力从外面带财物回家，那么我有什么要保管的呢？”丈夫回答道，如果没人保管那些带回家中的东西，那么“我就像那些向漏罐子里倒水的人一样可笑”。(29)因而，存在着两种场所、两种活动形式和两种安排时间的方式：一种是（属于男人的）：生产、季节的律动、收成的期望、关心和预测适当的时节；另一种是（属于女人的）：保存、花费、安排和分配所需之物，尤其是安排财产。伊斯索马克用很长篇幅记述了他向妻子提供的有关如何在家庭空间里安排财产的一切看法。这样，她就可以找到自己保存的东西，使家成为一个秩序井然的和难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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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他们能够一起发挥这些不同的作用，诸神赋予男女各自不同的特性。首先是身体的特征：因为男人们必须在露天工作，“犁地、播种、耕耘、放牧”，因此诸神赋予他们忍受严寒酷暑和跋涉的能力；至于女人，她们在室内劳动，身体较少抵抗力。还有性格特征：女人天生胆小，但是，这有着一些积极的影响——它使她们关心家中的储备，担心失去它们，害怕它们被用光；男人则相反，他们是勇敢的，因为他在外面必须保护自己，以免受到任何东西的伤害。总之，“神从一开始就为女人配备了在家里工作的特性，为男人则准备了在外劳动的本性”。(30)但是神还为男女配备了共同的特性：因为男女双方都有“必须给予和接受”的职能，因为他们在管理家政中必须同时积聚和分配财产，所以他们都具有记忆和勤勉的特性(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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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夫妻双方各自的本性、活动形式和地位都是相对于“家政”的各种需要被界定的。夫妻互相扶持，这是“法律”——习俗——所要求的：这种习俗完全符合自然的意向，它分配给每个人各自的角色和地位，并且确定什么是应该去做的好事，什么是不该做的坏事。这个“法律”宣布“神让个人最有能力去做的事就是好的”：因此，对于女人来说，“呆在家里要比在外面浪费时间好”，而男人“呆在家里而不出外工作”就不好了。改变这个分工，越俎代庖，就是侵犯了这个“法律”，既违反了自然，又放弃了自己的地位。“当某人的行为违反了神赋予他的本性、离开了他的岗位（ataktōn）时，他并没有逃过诸神的眼睛。他将会因为玩忽职守和代行妇人之职而受到惩罚。”(32)男女之间“自然的”对立和他们才能的不同是与家庭秩序密不可分的，它们是为这个秩序而产生的，而这个秩序反过来又把它们当作强制性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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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本书在讨论家务分工时非常详细，但是在有关性关系的问题（无论是有关它们在夫妻关系中的地位，还是婚姻状况可能产生的各种禁忌）上，都非常谨慎。这不意味着生育后代的重要性被忽视了；它在伊斯索马克的讲话中多次被提到：他指出它是婚姻的重要目标之一。(33)他还强调自然赋予了女人一种适于照顾孩子的特殊的温柔。(34)同样，他也强调人老了之后在自己的孩子那里得到自己需要的帮助，这是多么珍贵啊。(35)但是，这本书既没有谈到生育，也没有讨论优生的注意事项：因为还远没有到与年轻的妻子谈论这类问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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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本书中的许多章节都涉及性行为、必要的节制与肉体的接触。首先，我们必须重提该书最初的对话，当时，两个对话者开始讨论作为管理家务的知识的家政学。苏格拉底提到一些人，他们有才能和办法，但是却拒绝发挥它们，因为他们听命于内心深处那些看不见的男女主人：懒惰、精神颓废、无所用心，而且女主人比其他人更难以对付：她们贪吃、狂饮、淫荡，还有疯狂的野心。(36)那些屈服于这类专制欲望的人注定要毁坏自己的身体、灵魂和家庭。但是，克利托布勒说他已经战胜了这些敌人：他的道德训练使他具备了足够的自制力（enkrateia）。他说：“当自我检查时，我发现我对这些情绪相当自制，因此，如果你告诫我去从事那些促进我的家业的事，我想你所说的女主人是无法阻止我去这样做的。”(37)这一点让克利托布勒有资格现在就担当起家长的职责，并且明白这些任务是最艰难的。我们必须知道，婚姻、家长的作用和家政管理都要求人已经能够自我管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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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后面的章节中，伊斯索马克列举了一些自然赋予男女各自的不同特性，以便让他们在家庭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其中，他提到了自我控制（enkrateia）。它事实上不是男人或女人独有的特征，而是一种两性共有的美德，就像记忆力和勤勉一样；这种自制力的大小因人而异。而且，这种美德的高贵价值在婚姻中的体现，就是把它给予夫妻中较好的一方：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较好的一方就是最好地体现了这种美德。(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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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伊斯索马克那里，我们看到了他是怎样为了节制而自我节制，并且怎样引导他的妻子进行节制。因为在对话中有一段小插曲，它非常清楚地反映了夫妻性生活的某些方面：即化妆与打扮。(39)这在古代道德中是重要的话题，因为打扮提出了真实与快感之间关系的问题，而且，它在快感中加入一些人为的东西，这就打乱了自然调节快感的各项原则。对于伊斯索马克的妻子来说，爱打扮的问题并不关系到她的忠诚（这是全书假设的前提），更与她爱花钱的性格无关，而是在于妻子怎样才能在夫妻关系中表现自己并被丈夫视为快感对象和性伴侣。而且，这就是伊斯索马克有一天教导他的妻子时所讨论的问题。那天，他的妻子为了取悦于他（为了打扮得比真实的自己“面容更皎白”、双颊“更红艳”、身材“更苗条”），穿着一双高跟的凉鞋，用铅白和阿看草（orcanète）化了浓妆。对于这种他要谴责的行为，伊斯索马克从两个方面作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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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否定的回答。他批评化妆是假象。这种假象可以欺骗陌生人，但是无法欺骗与她共同生活的丈夫，因为他能够看到自己的妻子起床、出汗、流泪或沐浴后的样子。但是，伊斯索马克特别对这种骗人手法的批评主要是因为它违反了婚姻的基本原则。色诺芬没有直接引用人们长期以来经常碰到的格言，即婚姻是财产、生命和身体的一种结合（Koinōnia）；但是，全书讨论的显然是这种三重结合的话题：关于财产的结合，他要求夫妻都应忘掉自己带来的那部分财产；生命的结合应该以振兴家业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最后，他明确强调了身体的结合（tōn sōmatōn koinēsantes）。然而，财产的结合排除了欺骗；而且，如果丈夫使妻子相信他拥有其实并不存在的财富，那么他就会伤害妻子；同样，他们也不应该在身体上互相欺骗；丈夫不要在脸上抹朱砂，妻子也不应该用铅白来打扮自己。要恰当地共同拥有身体，就要这样做。在夫妻关系中，应该具有的吸引力是一种雄性与雌性之间自然而然的吸引力，像一切动物一样。“诸神使马对马、牛对牛、羊对羊成为世上最快乐的一对；同样，人（anthrōpoi）发现没有比毫无装饰的人体更令人快乐的了。”(40)正是这一自然的吸引力应该作为夫妻性关系和共同拥有身体的原则。伊斯索马克的“自我节制”（enkrateia）拒绝人们为了增强欲望和快感而使用的一切人为的矫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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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妻子怎样才能一直是丈夫的性欲对象？她怎样才能确信将来有一天不被另一个更年轻貌美的女人所取代呢？伊斯索马克的年轻妻子明确地提出了她的问题。如果不只是要看上去漂亮，而是真的漂亮并且保持她的美丽，那么她要做什么呢？(41)回答的方式有点怪，还是说家务和家政管理将是决定因素。伊斯索马克认为，不管怎样，如果妻子恰当地完成了她的家务，那么她的真正美丽就有了充分的保证。因为他是这样来解释的，她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不要呆坐着，像个奴隶似的低头哈腰，或者像一个妖艳的女人那样游手好闲。她要站起身来，进行监督和检查，在各个房间里来回检查工作的进展；笔直地站立和行走将会让她的身体具有这种被希腊人认为是自由人的形体特征的风度和举止（伊斯索马克后来还指出男人通过主动承担一个工头的责任，会像士兵和自由民一样雄壮有力）。(42)同样，对于家庭主妇来说，揉面团、抖动和整理衣服床单是有益的，(43)这样可以塑造和保持身体的健美。管理者的地位也有它相应的美的形体。而且，妻子的衣服要干净和漂亮，以便与她的女仆们区分开来。最后，妻子总是比女仆们优越，她不像一个女奴那样听命于人和身不由己，而是自愿地取悦丈夫。色诺芬在这里似乎引证的是他在别处提到的一个原则，即人通过强暴获得的快感远不如那种自愿提供的快感，(44)而后者正是妻子能够提供给丈夫的。因此，凭借与其特殊地位相关的体态美的形式和取悦（charizesthai）丈夫的自由意志，家庭主妇总是优越于家中的其他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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