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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爱情行为的问题到对爱情本质的探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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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一些发言所展开的争论中，让求爱者身不由己的强烈的爱情与冲动是前提条件；既然这种爱情“是公认的”，(24)那么人们主要关心的是恋爱双方应该如何行动：求爱者应该以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哪些说服方法，或者送出什么样的友情信物，努力实现“他的心愿”；还有，被爱者应该在什么条件下，经过怎样一番拒绝与考验之后，才做出让步。这是一个在先有爱情的基础上怎样行动的问题。然而，第奥提姆与苏格拉底探询的是这种爱情的本质、它的本性与来源，构成它的力量的是什么，还有，如此执著地或疯狂地把他引向恋爱对象的又是什么：“什么是爱情本身？什么是它的本性？以及什么是它的作用？”(25)这是本体论的问题，而不再是义务论的问题。所有其他的对话者在发言中都是以赞颂或批评为目的的，旨在区分好的爱情与坏的爱情、应该做的与不应该做的。在通常有关探寻行为礼节与说明求爱艺术的论题中，首要的反思对象是行为或互惠行为的作用。至少，柏拉图曾暂时把这一问题搁在一边，而且在善与恶的区分之外，他提出了认识什么是爱情的问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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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提问题首先意味着讲话的对象发生了变化。第奥提姆指责苏格拉底——其实也是针对所有前面的颂词作者——从“被爱的”要素（ton erōmenon）那里寻找应该怎样讨论爱情的原则；因此，他们受到了被爱男童的魅力、英俊、完美的迷惑，而且不恰当地把这些优点给予爱情本身。除非有人问爱情是什么，而不是它爱的是什么，爱情是不会展现自己的真面目的。因此，必须从被爱的要素回到求爱的要素（to erōn）上，而且追问它的本质。(27)《斐德罗篇》就是这样做的；为了回应开头两篇反对赞美爱情的发言，苏格拉底借助灵魂理论拐了一个大弯。但是，这一变动的结果就是，有关爱情的发言必须面对不再是一篇“颂词”（以完全是对爱情与被爱者的赞颂的混杂方式出现）的危险；它必须像在《会饮篇》中那样，指出爱情的“中介”性、它的显著缺陷（因为它并不拥有想要得到的好东西），以及痛苦与狡诈、知与不知之间的亲缘关系（爱情正是由此产生）。它还必须像《斐德罗篇》一样，解释对天外景象的遗忘与追忆是怎样在爱情中混合的，以及引导爱情最终达到它的目标的漫长的受难之路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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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男童荣誉的问题到热爱真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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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转述第奥提姆的话，认为最好是把注意力从被爱要素转到求爱原则上，这并不意味着不再提对象问题了。相反，在说完这一主要转变之后，整个转述都是在确定什么是爱情中的被爱对象。但是，既然有人在发言中开始谈论爱情的本质，而不是赞美被爱对象，那么他提出对象问题时所用的术语将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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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论争中，提问的出发点是有关爱情的对象：既然确定了被爱对象是什么人和应该是什么人（他不仅身体美，而且灵魂也美，接受过必要的教育，具备应有的自由的、高贵的、男子气概的、勇敢的性格等），那么他应该具有何种对于他和求爱者来说都是高尚的爱情形式呢？应该赋予对被爱对象的追问方式与风格的，是尊重被爱对象的本性。相反，在柏拉图的追问中，规定被爱对象的，应该是对爱情本身的思考。第奥提姆向苏格拉底表明，爱情超出了情人可能喜爱的各种美好的东西之外，它要在思想中产生，而且根据爱的真谛，根据它毫无杂质的纯洁和“它的独特形式”，发现“美本身”。此外，在《斐德罗篇》中，正是苏格拉底指出了如果灵魂还清楚地记得在天上看到的景象，如果它受到强力的推动，而且没有屈服于各种不洁欲望的冲动，那么它是如何因为被爱对象身上反映和模仿了美本身而爱上被爱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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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柏拉图的论点是，爱情的对象应该是男童的灵魂，而不是他们的身体。但是，柏拉图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惟一这么说的人。这一论点贯穿在有关爱情的各种传统论争中，产生了各种严格程度不等的结论，而且，色诺芬把这一论点推到了极端（他认为这是苏格拉底的看法）。柏拉图自己的观点不是把灵魂与身体区分开来，而是他证明肉体之爱是卑下的方式。因为他不是把它建立在对被爱男童的尊严与他理应受到的尊重之上，而是建立在求爱者身上确定他的爱情本质与形式的本性（他要求不朽的欲望，他对纯粹美的向往，对他曾看到过的天上景象的模糊回忆）上。此外，柏拉图在邪恶的肉体之爱与美好的灵魂之爱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确定的和不可逾越的界线；这一点在《会饮篇》与《斐德罗篇》中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把与肉体的关系比作追求美的活动，那么它是卑下的和被人瞧不起的，因为它能够改变和阻止对美的追求，所以它有时候可能是危险的，但是尽管如此，它既没有被立即排斥，也没有总是受到斥责。根据《会饮篇》的著名方法，追求美的活动就是从一个美丽的肉体到其他美丽的肉体，然后到各种灵魂，再到“各种事务”、“行为准则”、“认识”中的美，直至看到“充满美的广阔天地”。(28)而且，《斐德罗篇》在赞美灵魂不屈从肉体的勇气与完善时，并没有要求惩罚那些无意中发现自己是为了荣誉而不是为了哲学而生活、并且因为不由自主的激情冲动而偶尔“做了那种事”的人。毫无疑问，当他们在世间的生活结束时，他们的灵魂就离开了肉体，但是（与那些仍然做“自己的主人”的人的情况不同），他们失去了翅膀；于是，他们无法升天；但是他们不会被强迫在地上旅行；两个情人会在天堂之下相伴而行，直到他们“因为彼此相爱”而重新获得翅膀。(29)对于柏拉图来说，真正爱情的本质特征并不是排斥肉体，而是透过对象的各种表象，与真理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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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恋爱双方不对等的问题到爱情融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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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公认的习俗看来，“性爱”（Eros）当然来自于求爱者。至于被爱者，他无法像求爱者一样成为爱情中主动的一方。当然，他也要回报爱意（Antéros）。但是，这种回报的性质产生了问题：它无法与追求者的爱意完全对等。男童应该对求爱者的善意、宠爱、关心和表率，而不是他的欲望与快感作出回报。而且，只有等到爱情不再疯狂，男童到了排除各种激情和远离各种危险的年龄，两位朋友才能有真正互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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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性爱是与真理相关的，那么这两位情人只有在同一种性爱力量促使他趋向真理的条件下，才能融合在一起。根据柏拉图的性爱论，被爱者不能只是处于被爱对象的位置上，而且借口有权得到对方的交换物（因为他是被爱者），只是简单地等待他需要的建议和渴望得到的知识。他应该在这种爱情关系中真正成为主体。这就是为什么《斐德罗篇》中第三篇发言在结束时提出从求爱者的观点转向被爱者的观点的原因。苏格拉底曾描述过求爱者的奔波、激情与痛苦，以及为了驾驶爱情马车而应当经历的艰苦战斗。他是这样提到被爱者的：也许，这个年轻男童周围的人已经让他相信，向求爱者让步，是不好的；但是，他却同意与他的求爱者约会；而且，身边的情人让他欣喜若狂；于是，他感到欲望汹涌澎湃，好像灵魂中长出了翅膀与羽毛。(30)当然，他还不知道什么是他向往的东西的真实本性，而且也不知道用什么词汇来形容它。但是，他却“伸开双臂”拥抱了他的情人，并且“亲吻了他”。(31)这是重要的时刻：与求爱术的情况不同，“爱情辩证法”在此要求恋爱双方的感情完全相似；爱情是一样的，因为对于双方来说，它是把他们引向真理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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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被爱男童的德性到导师的智慧和对导师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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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求爱艺术中，求爱是情人的事。即使要求求爱者控制自我，人们也知道爱情的强制力量有让他身不由己的危险。抵抗这种压力的支点是男童的荣誉、尊严以及他在抵抗时表现出来的合乎情理的执拗。但是，当性爱追求真理时，在这条爱情之路上走在最前面的人，真的是最爱真理的人，他能够最好地引导其他人，帮助他不要堕落到一切低级的快感之中。最了解爱情的人还是通晓真理的导师。而且，他的作用就是教会被爱者怎样战胜他的各种欲望，变得“比自己更强大”。这种与真理的关系从此构成一种新的爱情关系，其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这就是导师的形象，他占据了情人的位置，但是，他凭借对自己的完全控制，改变了爱情互动的意义，转换了角色，提出了否弃“性活动”（aphrodisia）的原则，而且成了一切渴求真理的年轻人爱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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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应该是《会饮篇》最后几页描述的苏格拉底与阿尔西比亚德、格劳孔的儿子夏密德、迪奥克勒的儿子欧第德谟以及其他人的关系的意义。(32)这些角色的分配完全被颠倒了过来：那些有许多追求者的年轻貌美的男童都爱上了苏格拉底；他们跟踪他，努力引诱他，非常想得到他的欢心，也就是说想让他把他的智慧宝藏告诉自己。他们站在求爱者（érastes）的位置上，而他这位肉身丑陋的老人却处在被爱者（éromène）的位置上。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苏格拉底只是因为能够抵制他们的诱惑，才为他们所爱，这是阿尔西比亚德通过著名的“试探”发现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他们既没有爱，也没有欲望，而是说，他被真正爱情的力量所左右，而且，他明白怎样真正地爱那应该去爱的真理。第奥提姆以前说过：在所有人中，苏格拉底是爱情问题上的智者。从此，导师的智慧（而不再是男童的荣誉）既是真正爱情的对象，又是不作“让步”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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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话中出现的苏格拉底，被赋予了传统“清心寡欲的圣人”（theios anēr）具有的力量：肉体的忍耐力、不受感官诱惑的能力、摆脱肉体束缚与集中所有灵魂力量的能力。(33)但是，必须明白，这些力量只在性爱的特殊作用中才有效；它们确保苏格拉底能够控制自我；因此，它们不仅让苏格拉底成了年轻人能够追求的爱情对象，而且还把他当作惟一能够引导他们的爱情直达真理的人。在恋爱双方的互动中，不同的控制方式相互冲撞（求爱者努力占有爱人的控制方式，被爱者避免被控制、并通过这种抵制反过来控制求爱者的控制形式）；苏格拉底又引入了另一种控制方式：即通晓真理的导师实施的控制方式，他是通过自我节制来实施这种控制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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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柏拉图的性爱论可以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回答在希腊文化中内在于男人与男童关系之中的一种困难的方式：也就是给予作为快感对象的男童什么身份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柏拉图的回答看来只是比在各种有关爱情的“争论”中可能提出的回答或在色诺芬的著作中以苏格拉底的名义提出的回答更加复杂和精致。因为柏拉图是通过从被爱个体的问题转到对爱情本质的探讨，来解决快感对象的困难的；这就是把爱情关系塑造成一种与真理的关系，进而把这种关系一分为二，把它们纳入被爱者与求爱者之中，并且颠倒年轻人的角色，以便让他爱上通晓真理的导师。在此意义上，大家可以说柏拉图圆满解决了阿里斯托芬的寓言提出的挑战：他赋予这篇寓言一个真实的内容；他说明了同一个爱情如何能够在相同的情感中既表现出爱慕男童（paiderastēs），又显示出钟爱友谊（philerastēs）。在高尚爱情的实践中，让求爱者与被爱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困难重重的不对等、差距、抵制与逃避，不再有存在的理由了。或者，它们可以根据一种完全不同的感情、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和制定一种不同的游戏来发展自身：这就是通晓真理的导师向男童传授什么是智慧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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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由此看到，柏拉图的性爱论引入了真理的问题，把它作为爱情关系中的根本问题。这是它的另一个侧面。而且，它采取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在快感享用中应该用“逻各斯”来控制欲望的方式。求爱者的任务（而且因为它可以让他达到他的目标）就是认识到什么是控制他的真正的爱情。柏拉图对阿里斯托芬挑战的回答改变了后者给出的回答：个体在另一个人身上寻找的，不是他自己的另一半，而是与他的灵魂结合在一起的真理。因此，个体应该做的伦理工作就是发现和毫不松懈地坚持这一作为他的爱情的隐蔽支柱的东西与真理的关系。于是，我们不难明白柏拉图的反思是怎样力图摆脱通常那种围绕恋爱对象及其地位提出的质疑，从而对以求爱者及其能够掌握的真理为中心的爱情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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