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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顺便指出手淫和一些自慰快感在医学养生法中——一般地说，在希腊人与拉丁人对性行为的道德反思中——占据着十分审慎的地位。当手淫出现时，它很少是以正面的形式出现的：这种经过自然审查的举止同时有着哲学教训和必要补救的价值。大家想一想普鲁斯的迪翁转述的第欧根尼是如何笑着歌颂他在公众面前的举止的：及时地使特洛伊战争变得毫无用处的举止；大自然通过鱼的例子向我们揭示的举止；理性的举止，因为它只取决于我们，因为我们不需要旁人为我们的脚搔痒；最后是我们从诸神那里学来的举止，确切地说，是赫尔默斯带给潘这种举止的配方，他充满爱意，不求难以企及的回应，然后，牧羊人从潘那里学会了它。(99)这就是大自然本身的举止，它超出了感情或伪装，完全独立地回应严格的需求。在西方的文学中（从基督教的君主主义开始），手淫一直是与臆想及其危险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人类发明的用来摆脱对他们的限制的违反自然的快感方式。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里，根据一种以肉体的基本需求来计算性活动的医学伦理，自慰排泄的举止成了最严厉地排斥种种无用欲望、意象和快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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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管这些性活动的养生法同样审慎和复杂，但是不要过分夸大它们的相对重要性。比起其他养生法——特别是饮食养生法，它们的地位要低些。当奥里巴斯在5世纪编撰他的医学文献大全时，他用整整四本书的篇幅讨论了不同食物的性质、缺陷、危险和功效，以及应该食用它们的条件和不应该食用它们的条件。他只用了两段话来讨论性的养生法，一段引自鲁弗斯的文章，另一段出自伽利安的文章。我们可以认为，这种保留尤其说明了奥里巴斯及其时代特有的态度。但是这是整个希腊—罗马医学的共同特征，即比起性的养生法来，更多地强调食物养生法的地位，对于它来说，吃喝是大事。后来在基督教的君主主义中发生了演变，性忧虑开始与对食物的关心相抗衡。但是，弃食和斋戒仍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基本的。在欧洲社会中，这将是伦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时，对性及其养生法的担忧在重要性上压倒了食物处方的严格性。在罗马时代，性快感的养生法处于一种相对低下的地位，但是无论如何，它是与庞大的食物养生法相近的，就如同这些快感本身在道德思想和社会礼仪中是与吃喝的快感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美食、狂饮和恋爱的共同场所的饮宴，就是直接的证明。而哲学饮宴的相反仪式则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哲学饮宴上，食物总是有节制的，狂饮还能够道出真相，爱情则是理性话语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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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这些医学的养生法中，我们看到一种性活动的“病理学化现象产生了”。但是一定要明白：这不是说这种事是很久之后才在西方社会中产生的，即性行为被认为是变态的载体的时候，那时，它被组织成一个有着正常形式、病态形式、特别的病理学、疾病分类学和病因学——可能还有治疗学——的领域。而希腊—罗马的医学则有不同的做法。它把性活动纳入一个后者每时每刻都有被机体的变化干扰和添乱的危险的领域。而且在这一领域中，性活动还总是有着引出不同程度的疾病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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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性活动的病理化现象。首先，因为这不仅仅是把骚动的结果归因于性享用中的过度行为，而且还归因于过程的本性——它在机体中引起了消耗、震动和动荡。其次，尤其是因为这些医学分析是要把性活动的表象颠倒为活动和能量，其冲动是令人生畏的。它们把它描绘成一种主体被动地被身体的机制和灵魂的运动引导的过程，其中主体必须通过某种精确的调整控制自然的需求。必须明白，这种快感享用（chresis aphrodision）的医学不是要为性行为的“病理学”形式划定界限，而是揭示在性活动的深处的一种被动性要素，根据“pathos”（病理）一词的双重意义，这种要素也是一种疾病原则。性活动不是一种罪恶，它展现了各种可能罪恶的永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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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样一种医学要求对性活动保持最高警惕。但是，这种关注不是旨在分析出这种活动的根源和发展过程。它也不是让主体确切地了解他自己的欲望、把他引向性活动的特殊机体运动、他所做出的选择、他所采取的活动形式或他所体验的快感方式究竟是什么。其实，所要求的关注是让他永远记住性活动必须遵循的各种规则。他不必重新发现自身中欲望的灰暗路径；他需要认识到为了恰当地（既没有危险，又没有损害）完成快感活动而必须联结起的许多复杂的条件。他应该坚持一种“真实”话语；但是这种话语的作用不是向主体说出有关他的真理。它要向他传授为了最准确地和最严格地符合性活动的本质怎样求助于这些性活动。G.冈纪伦说过，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痊愈的原因在于医疗活动中的健康形式”。一般地说，“技术生产的使命不可以与手艺人同日而语，它是艺术。……艺术就是自然理性的不可妥协的目的”。(100)我们同样可以说，快感养生法，医学所提出的快感分配的养生法，应该恰好是快感本性在思想中的形式及其一直规范行为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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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这些养生忠告与以后出现在基督教伦理和医学思想中的戒条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性：以次数稀少为目标的严格节制的原则，性行为的失常可能引起的个人厄运或集体罪恶的纠缠不清，还有作为性关系之目的的严格控制欲望、反对快感意象和取消快感的必要性。这些相似性不是什么生拉硬扯的相像。还能找出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其中一些是间接的，通过各种哲学学说的中介：不应该作为一种目的的快感规则在基督教中更多地是通过哲学家们这些中介，而不是医学家们。但是，也有直接的连续性。安西里的巴斯勒关于童贞的论著——它的作者还被认为是个医生——参考了各种医学思想。圣·奥古斯丁在与埃克巴尼的朱利安的论争中利用过索拉努斯。我们不要忘记了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上半叶，在性病理学的新的大发展的时代，希腊—拉丁医学一再被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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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这三个共同特征，人们可能会认为基督教的或现代西方的性伦理已经在希腊—罗马文化的巅峰时代出现了，至少它的某些基本原则已经出现了。但是，这没有认识到有关自我关系形式和在主体对自身的体验中这些戒律的整合形式方面的各种根本差异。(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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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W.鲍威索克：《希腊智者》；还可参见C.阿尔比特：《希腊医学在罗马》，以及J.斯卡尔博胡希：《罗马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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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W.鲍威索克：《希腊智者》，第67页。塞尔斯在他的《论医学》（“序言”，维德雷尼译，第21—23页）中，说明了医学是随着“规训文学”的发展而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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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包括文法、修辞、辩证法、几何、天文等自由艺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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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普吕塔尔克：《健康戒律》,122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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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其医学著作的“序言”中，塞尔斯区分了养生医学（victu）、药剂医学（medicamentis）和手术医学（manu）。专攻第一类医学的人，“很多是最著名的，他们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深化某些问题，着手探究事物的本性”（第23页）。当一位身体健康的人不听医生的话时，不要去阻止他（Ⅰ，1，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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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阿泰内，载奥里巴斯的《希腊—拉丁医学文集》中，“作者不确定的著作”，ⅩⅪ，比斯马克和达伦伯格编辑，Ⅲ，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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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蒂洛斯：收在奥里巴斯的《医学大全》中，Ⅱ，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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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阿泰内：收在奥里巴斯的《希腊—拉丁医学文集》中，“作者不确定的著作”，ⅩⅩⅢ，第3卷，第182页及次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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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塞尔斯：《医学论著》，Ⅰ，2，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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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这一问题，A.卢塞勒最近发表了一本重要著作：《卖淫：从对肉体的控制到对感受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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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伽利安：《论各部位的功用》，Ⅹ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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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伽利安：《论各部位的功用》，ⅩⅣ，2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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