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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吕塔尔克和伪吕西安有关爱情的对话则大不相同。他们的性爱论也是二元的和比较的:它的目的总是区分两种爱情形式,比较它们的价值。但是,这种比较非但没有在以男性爱情为中心的性爱中呈现出两种在道德上不平等的形式,反而从两种自然区分开来的关系形式出发:与男童的关系和与女人的关系(确切地说,人们在婚姻范围内与合法配偶的可能关系)。对于这两种不同的形式,人们提出了价值的、审美的和道德优越的问题。这样,就产生了这些极大地改变了性爱论问题的不同结果:对女人的爱、尤其是婚姻理所当然地成了性爱领域及其质疑的一部分;这种性爱质疑依赖于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的自然对立;最后,对爱情的伦理强调无法消除肉体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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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悖论:正是围绕着这一快感问题,古代希腊关于鸡奸的反思才发展了起来;同样是围绕着这一问题,这一反思又逐渐沉寂下去。作为易于整合各种快感关系并赋予它们一种正面价值的个人联系婚姻,将是确定一种道德生活的风格学的最活跃的中心。男童之爱因此并没有成为一种遭谴责的形象。它在诗歌和艺术中仍有自我表现的方式。但是,哲学对它的思考“愈来愈少”。当人们质询它时,人们不再在它身上寻找各种至高无上的爱情形式,而是反对它,认为它底气不足,无法为快感关系挪出地盘来。反思这一爱情形式与“快感”的享用之间关系的困难长久以来一直是哲学对它过高评价的原因。现在,这一困难成了在男童之爱身上看出一种趣味、一种习惯和一种癖好的原因,这些趣味可以有自己的传统,但是无法规定一种生活风格,一种行为美学和一种与自我、他人和真理的关系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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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吕塔尔克的对话和伪吕西安的对话同时证明了男童之爱的这种合法性及其作为一种生存风格论的活生生的主题的日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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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吕塔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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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吕塔尔克《爱情对话》从头至尾都是有关婚姻的。在婚礼后的第二天,普吕塔尔克携妻朝拜泰斯庇(Thespie):他们愿意献身于神,要求神支持他们的这一结合,避免他们两家的不和给这一结合带来任何不祥的征兆。他们在接待他们的主人时引起了小小的骚动:年轻的巴雄(Bacchon)是大家倾慕的美少年,他是否应该与他追求的女人结婚呢?争论、变故,然后是诱拐。最后,当大家准备为这两位新人护驾和献身于仁慈的神时,对话结束了。对话从婚姻转向了其他话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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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谈到爱洛斯。在泰斯庇,人们每隔四年庆祝一次“爱洛斯节”(Erotidia),向“爱神和缪斯们”致敬。普吕塔尔克一再要求这位神保佑他的婚姻。人们祈求这位神保佑巴雄和伊斯梅诺多尔的受人争议的婚姻,因为他“心地善良,赞同和促成正要实现的东西”。(7)其间,普吕塔尔克利用闲暇唱了一大段对爱洛斯,他的神性、古老、权力、善行和他提升、吸引各种灵魂的力量的颂歌。因此,就在所有城市庆祝爱洛斯节的时候,他向这位神献祭。爱洛斯和伽莫斯、他们相互关系中的爱情力量和婚姻联系:这就是对话的主题。作为对话背景的宗教仪式的目的是清楚的:爱洛斯的力量被人祈求来保佑婚姻,它战胜了家庭的不和,减轻了朋友之间的争执,保证婚姻生活幸福。论争的理论目标就是与这一虔诚的实践相一致,它把这一实践奠定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揭示夫妻关系比其他关系更能接纳爱情的力量,以及在人类中,爱情的力量在夫妻关系中有着优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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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谈的借口和引起它后续发展的外部变化都是以亦庄亦谐的方式来叙述的:这是一个“动人心弦的”事件,有着“十足的戏剧效果”。如果要再现它,还必须有“一个合唱团”和“一个舞台”。(8)事实上,它是一段喜剧插曲。巴雄是一位值得追求的少年,既英俊又品德高尚,他被一个叫庇西亚斯的求爱者所追求,而且还被一个比他大很多的寡妇追求。她一直要给他找一个合适的妻子,但是她没有找到一个比她更好的人。她试图说服他、追逐他、诱骗他,并且当着情人的面准备好了婚礼,然后是勃然大怒,掉头离去。对话开始的时候,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个令人生畏的寡妇的图谋;但是她尚未发威。因此,那个男童还处在他的两个追求者之间:他不知道选择谁。当他让他的长辈来决定时,他们开始商议它。因此,讨论是在两个拥护男童之爱的人(普罗托热尼、庇西亚斯)和两个赞同女性之爱的人(安泰米翁、达芙内)之间进行的,并且当着普吕塔尔克的面。不过,普吕塔尔克很快就放弃了证人的角色,控制了争论,把它引向了普遍的爱情理论:于是,这两种爱情的最早的捍卫者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两个对话者和对手——旁普蒂泰和宙克斯普,他们提出了一个唯物主义的爱情观和一个普吕塔尔克必须反驳的婚姻批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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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接触到了这次对话的显著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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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从十字路口的传统图式——神话的说法或道德决疑论——出发的:面前有两条路,选择哪一条呢?是选择爱男童,还是选择爱女人呢?然而,这次争论实际上没有确切地提出这个问题:在柏拉图学派的文本中,男性的和高贵的性爱是与轻易得手的、多样的和肉体的“滥交”性爱(这显然是指人可能与男童、少女发生婚外关系的性爱)相对立的,而普吕塔尔克则是在男童之爱和实现与女人关系的婚姻之间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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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吕塔尔克的对话中,另一个特殊的要素是追求男童的女人。她的所有特征都是有意义的。她比男童年长很多,但是看上去很年轻;她比他富裕,社会地位也高;她还有生活阅历。(9)这种情况在希腊并不令人奇怪,这既是因为女人稀少,也是婚姻策略的要求。但是,人们对于这种联姻还是有所保留的。丈夫比妻子年轻、贫穷,这种情况有点令人尴尬。因此,丈夫要优秀是婚姻关系中的定势。而且,在有关夫妻生活的文本中,我们还看到了对这些尴尬的各种评论。普吕塔尔克在《梭伦的生平》中,建议一个发现年轻男人“像一只公山鹑向一只母山鹑献媚一样”向一个老妇人大献殷勤的官员,让他到一个想嫁出去的少女家里串门。(10)而且,庇西亚斯也没忘了提醒支持巴雄婚事的人们注意这些常见的担忧。(11)毫无例外,这完全是一种矛盾的和危险的联姻,其中为了过一种既幸福又明智的生活,一方太看重利益,另一方则表现出太多的色欲。因此,反对男童之爱的人忠告巴雄,这不是最好的婚事,而且是最不好的婚事。这样,旨在证明它并让它获胜的讨论及其结论就有着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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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必须再提一下另一种矛盾的特征。伊斯梅诺多尔这个热情的寡妇,是一个各方面都不错的女人。她有德性,会“安排生活”,口碑好,从没有人“说她的坏话”,也从没有“不名誉的行为的怀疑伤害到她的家庭”。(12)然而,她却不顾羞耻地追求起男童来了。人们把这个男童托付给她,是因为她能够促成他的婚事。但是,听到别人说他有这么多优点,从她的眼里看到他的英俊和才能,看到他被这么多高尚的情人所追求,她于是爱上了他。她追逐他,因为不能陪他去练体操,她就一直等他回来;并且与几个朋友串通起来,“诱骗他”。我们知道,这些“诱骗”——部分是真实的,部分是被修改过的——如果不是现实中常见的要素,那么至少是鸡奸文学中常见的要素。许多神话叙述和历史故事都是以这些冲动插曲之一为主题的。归在普吕塔尔克名下的《爱情故事》、专谈苏格拉底式爱情的马克西姆·德·蒂尔的《讲演集》都参考了它。(13)如果一个也有伊斯梅诺多尔那么多才能的人热衷于这种爱情追逐,那么她是受到了“一种比人的理性还要强大的神圣冲动”的影响。否则,所有这些特征(年龄的差异、公认的优点、对爱人的道德品质和美誉的兴趣、追求的动机、神圣呼唤的冲动)都易于被看出:这些都是传统鸡奸模式中男童的情人的特征。伊斯梅诺多尔在普吕塔尔克的描述中恰好是处在求爱者的位置上。因而,巴雄实际上不是在两种非常不同的爱情形式——一种是可能把很有才能的年轻男子与对朋友的英俊感兴趣的老男人联结起来的爱情,另一种是为了管理家业和养育后代而在夫妻之间形成的爱情之间选择,而是在同一种爱情的两种形式之间选择,它们之间的惟一差别是,一个是对男人的爱,另一个是对女人的爱。这涉及同一类型的关系,普吕塔尔克在一段插话中为了支持与伊斯梅诺多尔的婚姻,非常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没有人可以忽略权威,也无法独善其身。“漂亮男孩听从体操学校校长的话,青少年听从求爱者,成年人遵守法律和策略……因此,一个很有主见的半老徐娘通过表现出她的阅历优势(toi phronein mall on)的益处和她的感情(toi philein)与温柔的愉悦来支配年轻丈夫的生活,这不是可耻的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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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普吕塔尔克的对话是以两种运动为基础的。一方面,是讨论本身的运动。爱人应该在他的两个情人之间选择的问题悄悄地变成了自身有着两种形式——爱男童或爱姑娘——的爱情问题。另一方面是矛盾情节所许可的转移,它给予与女人的关系的伦理潜能和与男人的关系一样。在作为对话的各种变动的基础的剧本小技巧中,整个争论的目标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即形成一种单一爱情的概念。这一概念并不摒弃男童之爱的各种价值,相反,它把它们都整合到一种更大、更全的形式之中,以致最后惟有与女人的关系(确切地说,是与妻子的关系)才能享有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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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将会在普吕塔尔克的这一对话中,看到许多修辞竞赛,它们让女性之爱和男童之爱相互对垒,决出胜者。这样看来,这篇对话可以被看成是支持夫妻感情和快感的最热情的辩护词之一。同样,也可以把它归到斯多葛派的婚姻论著之列,它与它们在主题和阐述方面有着共同之处。但是,在这篇文本中,除了赞同婚姻、反对鸡奸的论证外,还有另外一种东西。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古代性爱论的重要变化的轮廓来。这种转变可以简要地概括如下:人们不允许快感实践中出现中断、不可逾越的界限和重要的价值差距,但是,性爱论的内容却完全是二元论的。这种二元论是双重的和相当复杂的,因为一方面人们把庸俗爱情(其中,性活动是举足轻重的)与高贵的、纯洁的、有教养的、神圣的爱情(其中,这些性活动如果不是被取消,那么至少被掩盖了)对立起来,另一方面,人们又突出男童之爱的特殊性,它的期望、形式、目标和结果被认为是不同于其他爱情的(如果我们完全符合它的真正本性)。而且,这双重二元论旨在掩饰自己,因为人们认为对男童的“真正的”爱情只能是一种纯洁的爱情,摆脱了对快感的庸俗追求(它激发了对女人的欲望或对男童的邪念)。于是,一个包括连贯快感的领域和一个二元结构的性爱论开始瓦解了。普吕塔尔克的《对话》可能见证了这一在很久之后才完成的运动,到那时,一种绝对单一的爱情观念才告形成,而快感实践将会受到严格的界定,即把两性性交与同性恋区分开来。这种体制至今仍然是强大的,原因就在于他使用了一种单一的性经验观念,后者可以严格地标出性关系的二态性和欲望的差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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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吕塔尔克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他努力建立一种单一的性爱论,它完全遵循男女(甚至是夫妻)关系的模式。相对于这种单一的爱情(无论是对女人的爱还是对男童的爱,都属于这种单一的爱情)来说,男童之爱实际上是不名誉的,但是当时并没有因此而制定出严厉的限制,像后来在“同性的”性行为和“异性的”性行为之间划出界限那样。这篇文本的整个目标是以这种单一的性爱论为中心的。后者是通过一种批评的讨论(“二元论”的讨论)、一种单一理论的形成(爱情理论)以及运用一种基本的概念(愉悦概念、宠爱)来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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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传统的“二元论”的阐释和批评可以迅速地作出概括。这种二元论显然遭到男童之爱的拥护者们的否定。而且,普罗托热尼和庇西亚斯很快就离开了现场——当人们在讲诱骗巴雄的事时,他们正好在那里,最后一次颂扬不同的性爱论。这种性爱论认为,男童之爱既不同于女人的爱慕,也优越于它,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涉及它们各自相对于自然的位置,另一个是有关快感在两者之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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