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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狩猎的这一作用是极为重要的。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要问，猎手们力图侦知的是何种具体危险，他们力图发展的是谁的利益？虽然在这个世界的某些地方，狮子和其他大型食肉动物仍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但是所有的传统采猎部族面临的最大危险来自敌对部落的猎手。这些部落的男人们卷入断断续续的战争中，目的在于消灭其他部落的男人。从战败部落掳掠来的妇女和儿童要么被屠杀，要么被分派为妻子和奴隶。从坏的角度讲，男性措手的巡逻可以被视作为发展自己部落的基因，而这是以敌对部落男性的利益为代价的。从好的角度讲，可以认为他们是在保护妻小，主要防止来自敌对部落男人的威胁。但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成年男性的巡逻对整个群体中的其他人，也几乎是利弊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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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试图将埃克人狩猎大动物解释成男人为妻儿的最大利益而采取的高尚而合理的做法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克里斯胜·霍克斯还提醒我某些痛苦的事实，有关一个埃克男人自己（相对于他的妻子儿女）是如何在满足口腹之欲外从他的猎获中获取最大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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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埃克人同其他人群一样，婚外性行为并不鲜见。盘问她们66个孩子所有可能的父亲（即她们在受孕时刻的性伴侣），平均每个孩子有2．1个男人被提名。在一组28个埃克男人中，女人们总是更多地提名出色的而不是拙劣的猎手为情人，更多地以好猎手作为孩子可能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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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通好的生物学意义，我们先来回想一下，在第二章 中讨论过的生殖生物学事实体现了男女两性利益的根本失衡状况。拥有众多的性伴侣对于一个女性的生育量没有丝毫直接意义。女性一旦和一个男性暗结珠胎后，再和别的男人性交，至少在9个月内不可能孕育另一个生命，甚至由于采猎生活延长了女性的哺乳性闭经时间，女人至少几年内都不会再次怀孕。可是即便是女人仅仅几分钟的好情，男人就会对自己亲生子女的数目心生疑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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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比较一下遵循两种不同的捕猎策略的男人们的后代数目。霍克斯将他们分为“养家者”策略和“好大喜功者”策略。“养家者”找寻那种能有较高产量、高度稳定的食物来源，如棕相粉和老鼠。“好大喜功者”只猎杀大动物，多数日子空空如洗，偶尔吉星高照，他们一般收获很少。“养家者”尽管没有余粮施舍地人，但他通常将多数食物带回家供养妻儿。“好大喜功者”通常带给妻儿的食物相形之下要少得多，但他偶尔会有许多肉食赏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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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如果女人以养大成人的孩子的数目为标准衡量她的遗传利益，这不过是她能给子女提供多少食物的问题，那她最好还是嫁给一个“养家者”。如果她和一个“好大喜功者”比邻而居的话，她还可以有更大收获，因她可以和他偶尔障和，换取她及孩子们的额外的肉食。整个部落也喜欢一个“好大喜功者”，因他偶尔会有“横财”进帐，大宴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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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一个男人怎样才能最佳地发展其遗传利益，“好大喜功者”利弊均沾。一个好处是他可以通过婚外情拥有更多子嗣。“好大喜功者”在奸情之外还可以有其他收益，例如在族人眼中的威望，部落中的其他人因他的肉食馈赠乐意与他作邻居，并且可能把女儿许配给他作为褒奖。同理，“好大喜功者”的孩子们也可能在部落中得到良好的待遇。对于“好大喜功者”的不利之处是，他通常带给自己妻儿的食物较少，这意味着他的婚生子女长大成人的概率较低。在他外出风流的同时，他的妻子也可能起疑心，结果是他亲生子女的比例较低。“好大喜功者”放弃了“养家者”对自己少量子女亲生的信心，换取可能有众多子女的概率，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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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取决于以下几个数据，如一个“养家者”妻子能养育的非婚生子女的数目，“养家者”妻子所育子女中非婚生所占的比例，以及“好大喜功者”的子女因他们的有利地位究竟增加了多少生存机会。这些数据的价值可能因部落而异，取决于当地的生态环境。霍克斯在对埃克人估价时，总结出在广泛的类似环境中，“好大喜功者”有望比“养家者”拥有更多携带自身基因的存活后代。这大概才是男人狩猎大动物的真正原因，而不是传统上被接受的为妻儿带回肉食这个原因。埃克男人对他们自己而不是对家庭更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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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男性猎人和女性采集者这样的劳动分工，并不是因为非如此核心家庭不足以最有效地促进共同利益，也不是因为非如此不足以部署劳力以共谋部族大计。相反，采猎生活方式包含了一种典型的利益冲突。正如第二章 中讨论的，最有利于一个男人的遗传利益的并非一定有利于女人，反之亦然。配偶有共同利益，但并非利益完全相同。女人最好嫁给“养家老”，但成为“养家者”并不是男人的上上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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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生物学研究揭示了存在于动物和人类社会中的无数此类利益冲突，不仅是存在于夫妻（或动物配偶）间的冲突，还有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孕妇和胎儿之间、手足之间的冲突。父母和子女有共同的基因，手足之间也如此。可是，手足同胞也是潜在的最近的竞争对手，父母和子女之间也是相互竞争着的。许多动物研究显示，哺育后代降低了父母的预期寿命，因为哺育期父母劳心费力，还有风险。对父母来讲，一个子女代表延续基因的一个机会，但父母还可以有其他这样的机会。也许遗弃一个孩子，将资源省给其他子女，对父母更有利；可是，如果以父母的利益为代价，孩子的利益将得到更大满足。动物世界和人类社会一样，这样的冲突导致杀婴、找亲（父母为子女所杀）、手足相残（兄弟姐妹中一个为另一个所杀）的事也屡见不鲜。生物学家们从遗传和觅食环境出发对这种冲突作理论上的计算，而所有普通人则无需计算，从耳闻目睹中认识了一切。在我们的生活中，因为血缘或婚姻关系紧密联系的人们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是最常见的，最令人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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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结论有多少普遍意义呢？霍克斯和她的同事们仅仅研究了埃克和哈德扎这两个采猎部族。研究结果还有待于其他采猎部族的检验。答案可能因部落甚至因人而异。从我在新几内亚的见闻来看，霍克斯的结论极可能更符合那里的实际。新几内亚大动物很少见，狩猎产出很低，常常一无所获。很多猎获物常常在丛林中就被男人们径直吃掉了，即便有大动物的肉带回部落，也是被众人分而食之。新几内亚人的狩猎行为很难从经济利益方面去解释，但它显然给幸运的猎手们带来了荣耀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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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斯的结论对我们自己的社会是否有意义呢？也许你害怕我迟早会提出这个问题，并且你估计我会总结说美国男人没有多大用处。我当然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认为多数（也许是绝大多数）美国男人是尽职的丈夫，他们努力工作以求增加收入，将金钱花在妻儿身上，常照看孩子，也并不朝秦暮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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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人扼腕的是从埃克人处得出的结论至少也适用于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某些男人。有一些美国男人抛妻弃子。离异的男人拒不履行法定育儿责任的比例之高也令人瞠目，以致于政府开始采取对策。在美国，单亲家庭的数目超过了双亲家庭，而且多数是单身母亲独力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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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人皆知的是，在那些已婚男性中，有些男人爱自己甚于爱妻儿，虚掷家财、精力与光阴，终日沉酒于女色，追逐所谓大男人的名声和活动。他们典型的嗜好是开车、运动和酗酒。大量的钱财花在家用以外。我并不认为美国男人中“好大喜功者”多于“养家者”，但“好大喜功者”所占的比例显然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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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那些双职工家庭中，时间预算研究显示，美国上班族女性平均花在劳作（指上班、育儿、家务）上的时间2倍于她们的丈夫，而且女性的收入平均低于同工种男性。同一时间预算研究发现，在要求美国丈夫们估算他们和妻子们各自花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上的时间时，他们倾向于高估自己，而低估妻子所花的时间。据我的印象，在其他一些工业化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法国和波兰，男人做家务和照看孩子的比例一般来讲甚至比美国还要低。我之所以列举以上几个国家，是因为我碰巧比较熟悉它们。这就是为什么在人类学家之中一直要讨论男人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什么用这个问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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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趣探秘：人类性的进化 第六章 薄种广收——女性绝经期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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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野生动物到死或者直到死前一段时间都保持着生育能力。人类男性也是这样。尽管某些男人由于不同原因在不同年龄丧失生育能力或者生育能力衰退，但男性并不会在某个特定的年龄段普遍遭遇生育能力的彻底终结。世界上有据可查的例子不胜枚举，老年男性（包括一个94岁的老人）仍能生育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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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类的女性在40岁左右就会进入一段生育能力急剧衰减的时期，并且在大约10年后，就会彻底丧失生育能力。尽管有些妇女到44或45岁时仍有规则的月经周期，但是女性在50岁以后受孕的例子极为罕见，直到最近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激素疗法和人工授精的运用才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例如，美国的哈特派（Hutterite）是一个严格的宗教群体，信徒们营养状况良好，反对避孕，他们中女性生育的频率正如人类生物潜能所能达到的那样快，平均间隔2年生育一次，平均一生会生育11个孩子。但即使是哈特派，女性在49岁以后也停止了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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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女性来说，绝经期是人生中无可回避的一个事实，尽管它常带给人们老之将至的痛苦的预感。但女性的绝经期之于进化生物学家，则是动物世界中的一种突变，是一个值得深究的矛盾。自然选择的实质就是不断地强化基因中的某些特征，而这些特征必须能增加携带这些基因的后代的数目。然而，自然选择怎么能令一个物种中的每一个雌性成员都携带着扼杀其生育更多后代的能力的基因呢？一切生物特征，包括女性绝经期的年龄段，都是由遗传变异决定的。但即使由于某种原因，女性的绝经期似乎变成不可避免了，可为什么绝经期开始的年龄不能逐渐后移以致于再次消失呢？这样，那些绝经期较晚出现的女性就能生育更多的后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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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进化生物学家将女性的绝经期看作人类性习惯中最怪异的几个特征之一。而且我还想说，除了人类发达的大脑和直立行走的姿势（每一本人类进化史的教科书都强调这两点），以及人类隐蔽的排卵期、对性快乐的偏好（这两点教科书较少关注）之外，女性的绝经期也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些特征使我们成为独特的人——一种比猿更进一步，和猿有着质的区别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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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生物学家对我的上述观点仍然心存疑虑。他们辩称，女性的绝经期并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此无需深入讨论。归纳起来，共有三类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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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部分生物学家将女性的绝经期视作人类近来预期寿命不断增长的时代产物，这一增长并非仅仅始于上一世纪的公众保健措施，而很可能始于1万年前农业的兴起，更有可能是从过去4万年中由于进化的变化导致人类生存技能的进步开始的。据此，在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史上的多数时期，绝经期绝不可能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因为推测那时无论男女，几乎无人能活过40岁。于是理所当然，女性被安排在40岁时终结生育特征，因为在此以后已经没有活着继续生育的可能了。由于相对于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人类寿命的增长仅仅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所以女性的生育特征得到调整仍须假以时日。这是一种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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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上述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男性的生育特征以及男女两性的其他每一种生物功能，多数人在40岁以后的几十年间仍然运作良好。你或许因此不得不假定其他每一种生物功能都能很快调整以适应人类寿命的增长，但你仍然没能解释为什么女性的绝经期是唯一不能同样做出调整的特征。早期人类鲜有女性活到绝经年龄这一推断是建立在考古学的基础上，也就是说，通过研究远古的人类骨骼，估计他（她）死亡的年龄。这些估计又是以一些尚未被证实的、难以置信的假设为前提，例如这些被发现的骨骼代表着一个完整的古人类群体中的一个标准样本，或者确实能精确地测定这些古人类骨骼的年龄。尽管考古学家确有区分10岁儿童和25岁成人骨骼的能力，但是声称他们具有区分40岁和55岁古人类骨骼的能力，这一点尚未能得到证实。你也很难将古人的骨骼与现代人的骨路相比较来进行推理，因为不同的生活方式、食物和疾病必定会对两者的骨龄产生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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