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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观之，性有王道，也有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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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于性，所取的是十分开明、宽容的姿态。《孟子·离娄上》上有一段话。淳于髡问：“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答：“礼也。”淳于髡问：“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答：“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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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嫂嫂掉到水里去了，虽然男女授受不亲，但这时候该拉还是要拉的。不然的话，哪里还有人性呢？那不成豺狼了吗？礼与权的辩证法由孔孟完成，他们的思想阴阳互补，珠联璧合。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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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人性还反映在婚姻制度上。到了唐代，下至民间上至公主，改嫁是常见之事。例如在话本《秋胡》中，秋胡几年不归，秋胡母就劝秋胡妻：“不可长守空房，任从改嫁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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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出土的“放妻书”据说也出自唐代。基本内容是：“夫妻结合是前世之缘，但如果已反目生嫌，如同猫鼠相憎，狼犬一处，那么就不如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个文字很美，意思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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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有“脏唐臭汉”之说，所指是有史以来至于汉唐，中国性文明一直是开放开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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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阶段是指南宋以来，程朱理学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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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的价值信条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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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贞节牌坊树起无数，而妇女自缢、自焚守节的不可计数。这一禁欲风潮至于文革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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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今天，其影响也颇为深远。可谓是深入骨髓，流淌在每个中华儿女尤其是汉族子孙的血液中，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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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毒，曾导致中华民族堕落成东亚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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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毒，导致国人精神分裂、人格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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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导致这个堕落和分裂的起因，在于公元960年的一场军事政变——陈桥兵变。这个天下来得太容易了，赵匡胤因此得了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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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3年春天，赵匡胤“杯酒释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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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很有语言艺术。他说，“弟兄们啊，当年我当皇帝，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我手下的兄弟向往富贵呀，所以你们摁着我当皇帝。将来要是你们手底下的弟兄也要富贵，逼着你们当皇帝，你不想干也得干啊！”他这几句话把弟兄们吓惨了，赶紧赶紧地把兵权交出来了。这就是很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帝王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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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了兵权，赵匡胤的心病并没有好，他要做一点釜底抽薪的事。此事就是让中国人从文武双全、文韬武略的完满人格，变成文武分离的状态——把文人位置摆得很高，把武夫的位置贬得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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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脑子再好使的人，你不会武功，对付你有什么难的？你武功再好，没得脑子，又能闹出多大点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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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最让赵匡胤佩服自己的，一定不是“杯酒释兵权”，而是这个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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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出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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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以前，中国人是人格丰满的，能文能武的，文武双全的。孔子是文弱书生吗？他身高九尺（据说相当于现在的一米八三），力能举鼎；李白光是诗写得好吗？他还剑术高超。汉唐时代我们的国家民族，总体上是强大强盛，天下无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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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宋太祖赵匡胤本人何尝不是文武双全？但当他把国人的人格有意割裂以后，固然是十分成功地平定了天下，做稳了皇帝，但赵家不过做了167年皇帝就出了大麻烦。1125年（宣和七年），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皇帝老子徽宗一看不好，赶紧推脱责任，把皇帝扔给儿子当，太子赵桓即位，是为钦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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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年，宋王朝遭遇“靖康之变”，这场仗打到最后输到裤子都没得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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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靖康之耻对汉民族的伤害，较之火烧圆明园和南京大屠杀，一点儿不差。同时，靖康之耻对于妇女的长期凌辱，给宋人的心里也留下久远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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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耻的可悲之处尚不在于靖康之变本身，而在于南宋小朝庭，以及后人完全错误的反思和总结，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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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当时的思想界所做的反思是“国君死社稷”（《礼记·曲礼下》），就是国君与国家共存亡。当皇帝不能再像徽宗那样，平常醉生梦死，不励精图治，临到国家有难，赶紧把王位这个烫手山芋扔给儿子。皇帝没有这么当的，国君必须死社稷，不能大难临头的时候脚底抹油。大臣也要“死城破”，就是大臣与城池共存亡。妇女怎么办？妇女也是“守土有责”，你守不了国，守不了城池，自己的身体总守得了吧。与其让人抓去玷污至死，为何自己不临危守节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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