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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位特罗佛尼乌斯，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快快乐乐地度过六天，尽情地享乐；第七天你就会得到你最向往的东西。”而在第七天到来时，他死去了。(17)福柯对快乐的追求就像这位古希腊神话人物一样，是与死亡连在一起的。这一点颇具古风。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其实，我在体验快乐方面有严重的困难。我认为快乐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事情，它不像欣赏自我那么简单。我梦想快乐。我甚至希望有那种过量的快乐，我宁愿为它而死去。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是很困难的事，我经常觉得自己一点都不能感觉快乐。对我来说，那种纯粹的完全的快乐是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18)福柯没有想到他一语成谶——他最终因追求一种过量的纯粹的快乐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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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说过的另一段话中，福柯更加明确地把性的快乐与死亡联系在一起：“浮士德契约的诱惑已由性的安排注入我们体内。现在的浮士德契约是这样的：用全部生命换取性爱，换取性爱的真理和统治权。为性爱而死，死得其所。”(19)他是这样想的，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他对一位挚友说得极为直白：“为爱少男而死——还有比这更美的事情吗？”(20)作为一位大思想家，他浪漫地死于20世纪令人谈虎色变的艾滋病，这是他沉湎于美国加州旧金山卡斯楚街那些形形色色的“性爱的现代试验场”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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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性倾向包括同性恋和虐恋。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他并不知道有一种致命的疾病在那里流行，他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疾病，但是，他对于自己行为所隐含的危险还是清醒的。他说过这样的话：“从存在中取得最大收获和最大乐趣的秘诀，就是过危险的生活。”(21)他还对一位学生和朋友说过：“你总可以自由地认识属于你玩的游戏。不要在乎权威会说什么，真理就在你的自我之中。不要怕，要相信你的自我。不要害怕活着，也不要害怕死亡。要有勇气，做你感到你应该做的事——去希冀，去创造，去超越！你会赢得这场游戏的。”(22)由此看来，福柯之死并不是偶然涉险的结果，而是一种颇具哲学意味的有意涉险的结果。这种结果乃是他所心向往之的“极限体验”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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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对虐恋活动极为迷恋，他购买了一整套虐恋的服饰和工具，一到美国加州就义无返顾地投身于那些被他称为“性爱试验场”的场所，尽情欢乐，去经历各种极具危险性的“极限体验”。他把虐恋实践作为发现“新的生活方式”的途径，认为它能使“我们的自我对快乐变得极其敏感”，并借以“发明（不是发现）一种尚不大可能的存有方式”。他的最终目标，是使自己能够“以非常规的方式思考”，能够感到沐浴在“被忘却了的原始光辉”之中，能够感到同自身内部的神秘（也许还是神圣的）活力协调一致——这种活力，康德称之为自由，尼采称之为权力，海德格尔称之为“纯粹的超越性”。(23)在西方的思想史上，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自然与文化、混乱与秩序、本能与理性的区分是一种最经典的区分方法。这两者被尼采形象地归结为两位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酒神狄俄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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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主张在上述二者之间寻找平衡以构筑一个人自己的存在宗旨。他认为，在西方历史中，前者受到了后者的压抑和贬低。“他担心，基督教已教会了欧洲人去憎恶肉体及其未驯化的动物活力。而且，随着现代国家调节生活各个领域的能力的增长，人的狄俄尼索斯方面正濒临消失。由于国家极力让人们遵守那种最令人麻木不仁、最整齐划一的文化法典，狄俄尼索斯方面深受其害。”福柯也有同样的担心，他对酒神精神也有着同尼采一样的钟爱。福柯的研究工作和他的生活充分体现了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精神，他质疑理性，重视身体。正是因为有了福柯，身体和非理性这些领域才受到学术界的真正重视，才真正“登上大雅之堂”。而福柯生命的底蕴就是一种自由的酒神精神。康德的“自由”是一个高深莫测的概念，据说那是一种“闪烁的微光”。福柯说：他“一直在试图使这种‘闪烁的微光’出现在他的作品里”。(24)与此同时，他也使这种“闪烁的微光”出现在他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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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曾经忧心忡忡地说过：“一旦我们拥有了全球性的经济管理（这很快就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人类就会发现它彻头彻尾地成了一架为这种经济服务的机器，那将是一部巨大无比的发条装置，由无数极其微不足道的、极其精细的‘被改造过了的’齿轮所组成。”(25)中国的文化虽然与西方有很大差异，但在这一点上，二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我这样说时，我心里想的是我国一度盛行的螺丝钉精神，它简直是尼采心目中的“发条装置”和“齿轮”的形象而生动的注解。它一度成为主流文化提倡的生活哲学，而这种生活哲学完全彻底地抹杀了人性的丰富多彩和主动性、创造性——怎能想像一只有创造性的螺丝钉呢？一旦它创造，它将毁了整部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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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一生都在努力进行一场伟大的尼采式的探索：“我何以会活着？我该向生活学习什么？我是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我的？我为何要为做今天这个我而受苦受难？”(26)尼采痛心疾首地说：“最卑鄙的人的时代”正在到来，他们是“最后的人”，这种人驯顺而健忘，不知道动物活力为何物，没有逃遁的能力，也不愿与众不同：爱是什么？创造是什么？渴望是什么？“最后的人”对此茫然不解。“难道我们不正在完成磨平生活的所有棱角这一巨大工作，以此来把人类变成沙砾？”(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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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尼采式的探索就是：一个人是如何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的。尼采从不把自我视为某种给定的东西。他说：“我们的肉体不过是一种社会结构。”自我是文化的产物，人是历史文化的产物。探究和打破主流文化或现代性对人的塑造，寻求人的生成而不是人的本在，这一尼采式探索就是福柯受到的主要启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声称自己是“处于伟大的尼采式求索的阳光之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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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命意义的探讨是叔本华、尼采直到福柯这些大思想家极为关注的问题。叔本华有一段话说得极为透彻而深刻，令人感到震撼，他说：“一切欲求的基础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如果相反，人因为他易于获得的满足随即消除了他的可欲之物而缺少了欲求的对象，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即是说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会成为他的不可忍受的重负。所以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后成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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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这两种“最后成分”中，福柯显然是更多地感受到痛苦。据福柯的好友德菲尔说，福柯生命的最后几天的日记里写满了卡夫卡的话。对福柯来说，任何可以想像的社会，或公开或隐蔽地，都注定要导致难以言状的苦难，就像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在流放地》所描绘的那样。(30)福柯曾说过，他属于很难体会到快乐的那种人（快乐对于他来说是极为困难的事）。从年幼时起，死亡对于福柯就有神秘的吸引力。我坦白地承认，这是福柯性格中最令我难以理解的一点。有一次，他被车撞倒了，他当时以为自己要死去了，就在那时，他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欢欣。这个很难体会到快乐的人在那个瞬间感到了巨大的快乐。对于那些真正参透人生意义的人来说，平静地死去应当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但是像福柯那样从死亡中感受快乐的人却属凤毛麟角。这一点也许将永远是一个谜。它的谜底只有福柯本人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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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研究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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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研究动力来自这样几个方面：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自身的经历和体验；以及对与众不同的新思维方式的执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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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别人作何感想，福柯毫不隐讳他这一生所做研究的动机之一是好奇心。他是带着他那著名的好奇心进入学术殿堂的。在他的葬礼上，他的朋友、同样享有盛名的德勒兹宣读了《快感的享用》序言中的一段话：“至于激发我的动机，它非常简单。我希望在某些人看来这一简单答案本身就足够了。这个答案就是好奇心。这是指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我们带一点固执地听从其驱使的好奇心：它不是那种试图吸收供人认识的东西的好奇心，而是那种能够使人超越自我的好奇心。说穿了，如果仅仅导致某种程度的学识的增加，而不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尽可能地使求知者偏离自我，那么这种热情有什么价值呢？在人的一生中会出现这样的时刻：了解人们能否采取与自己原有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方式思考，能否采取与自己原有的观察方式不同的方式感知。”(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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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的这一段名言中，包含着我们前面提到的他做研究的三种动力：首先，这种好奇心并不是为了去学习那些现成的、专供人们去吸收的所谓“知识”，而是那些真正不为人所知或者一直受到人们误解的东西。福柯说过：“基督教、哲学，甚至某些科学把好奇心视为毫无益处的坏事。可是，我喜欢这个词；它对我的意义完全不同。它激发‘关怀’；它激发人们关怀存在和可能存在的事物；它使得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更加敏锐，但是又绝不在现实面前裹足不前；它让我们总在寻找我们周围的陌生和怪异的现象；它激起了我们的决心，要抛弃我们熟悉的思维方式，用不同的眼光来打量同一事物；它激发我们抓住正在发生和正在消失的事物的热情；它促使我们减少对传统的等级体系的尊敬。我梦想一个好奇的新世纪。”(32)在福柯心目中，寻常的事物是不值得他那犀利无比的目光关注的，而只有那些“陌生和怪异”的现象才能吸引住他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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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提到这种好奇心的目标是“超越自我”“偏离自我”。通过对事实新的解释和新的分析，人改变了自我，偏离了过去的自我的轨道，创造出新的自我。这也涉及福柯做研究的另一种冲动：个人的经历和体验。福柯在1981年说过：“每当我试图进行理论研究时，我总是将它建立在我亲身经历的素材上，即同我所见到的、发生在我周围的过程有关的素材。因为我认为在我看到的事物中，在我接触到的机构中，在我同其他人的关系中，我可以了解某些裂痕、某些暗中的骚动和某些机能的障碍，所以我才从事编写——自传的某一片段——工作。”(33)福柯一生的探求可以被概括为一种“伟大的尼采式的探求”。他说过，他有一个规划，要“在伟大尼采式探求的太阳的照耀下”，对“极限体验”进行一系列历史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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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他的全部作品，不论好坏，都出自他个人对体验的迷恋。他说：“我写的书，每一本都是（至少部分地是）某种直接的个人体验的产物。”(34)福柯的青少年时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乱时期，他的个人生活受到过严重的威胁。他说：“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对历史很迷恋，对个人的经验与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十分关注。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理论兴趣的核心。”(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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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有一种在学术界极为与众不同的姿态：他是从根本上反对理论的，他说：“对理论的需求依然是我们所拒绝的体制的一部分。”因为所谓理论，就是提出替代性体制。而一切取代旧理论的新理论，实际上都是加强了类似的权力组织。如果说我们不应当用一种“正确”的新理论取代“错误”的旧理论，那么又应由什么来取代理论的位置呢？福柯的答案是“体验”，他说：“很可能，在20世纪，真正的社会化将出自于体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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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对思想史的看法也是极有特色的：他不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观察思想史，即不把思想史看作一种集体的、累进的学习过程，而把它看作一支万花筒，里面装着一堆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碎片。它显示出一种图案，但这图案的形成纯属偶然。从一种“知识型”转入另一种，仿佛就是转动万花筒从而创造一种新图案。图案的演进不服从任何内在的逻辑，不根据任何普遍的理性规范，也不表明任何较高的宗旨；正因为如此，它不能被视作一种“进步”，因为最后一个图案“同先前的那些比较起来，既不显得更真，也不显得更假”。(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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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福柯在他的研究工作中和他的生活中经常向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做真能导致一种非常规的思维方式吗？”(38)福柯并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学者，他对历史资料的解读有时会遭到历史学家的诟病，他的很多思想也往往被视为奇思异想。而这恰恰是福柯的魅力之所在：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按照牌理出牌的人。他的想法常常是出人意料的，违背“常识”的。而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必定是要为人们指点迷津的，他会为人们指出：你们一向以为“当然如此”的逻辑其实是错的，你们一向当做常识接受下来的东西其实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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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工作除了在许多具体的事物上改变了我们的看法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规的思维方式，那种“打量同一事物”的“不同的眼光”。这是一种更本质、更可贵的贡献。按照他的非常规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学会用自己的眼睛看透许多的所谓“常识”，看到事物背后隐藏的逻辑，得出新颖、正确而深刻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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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他一生的写作生涯时，福柯说：“我很清楚，我所写的一切都是虚构。”(39)对于一个做学问的人，这种承认是非同小可的。我想他这样说有两重意思：首先，是哲学上的怀疑论，即对于是否存在着一种表象下的本质这件事本身存疑。如果说一切所谓本质也都是社会建构而成的，是历史的种种偶然造成的，那么，所有的学问不是虚构又能是什么呢？它只能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发明，而不可能是对已经存在在那里的某物的发现。其次，福柯的写作风格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像个文学家。他的文字有惊人的辞章之美，又常常有令人瞠目结舌的奇思异想，在这个意义上，他与寻常的搞学问的人也是十分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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