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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性史》这个标题,人们很自然地会以为福柯要写的是一部关于人类性行为的历史。但是福柯的计划并非如此,他并不是要写人类性行为史,他说:“我不想写一部人类性行为的编年史。我的范围要狭窄得多:这么多世纪以来,在我们的社会中,把性与真理的追求联结在一道的线索是什么。……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性为什么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种族、家庭和个人进行再生产的手段?为什么它不单是获取快乐和享受的手段?为什么性最终被认为是我们最‘深刻’的真理藏身和表白的地方?请注意一个根本性的事实:从基督教占统治地位以来,西方世界不停地宣称:‘要知道你是怎样的人,就要知道你的性行为方式。’性从来就像一个议事厅,我们种族的前途和我们人类主体的‘真理’在那里得到决定。”(11)正因为如此,福柯将《性史》的第一卷题名为《认知的意志》。他要探讨的问题是,人们是如何和为什么要到性当中去求得关于自身“真理”的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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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最早对性这一领域感兴趣是1951年他参加教师会考时康吉兰出的考题。早在福柯出版他以癫狂史为主题的第一部著作时,他就在该书的序言中预告过,他将就性的问题写一部书,他将研究性禁忌的历史。在随后的《知识考古学》一书中,他再次把性当做一个探索领域提了出来。他说:“当时我是想写两部平行的历史:一方面是对疯癫的排斥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立;另一方面是在性的领域里各种界限是如何起作用的历史。我当时想的是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每一种对立都是基于理性和非理性的大对立而以各自的方式形成的。”(12)福柯将疯癫与性这两个题目视为一对孪生的主题,他说:“实际上,从我开始写《癫狂史》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了(写《性史》)这种想法。这两个项目是孪生的。甚至在那个时候,我就想把性爱方面正常与病态的划分情况也弄清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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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写作计划开始时,福柯打算将《性史》这部著作设计为六卷本。因此,在第一卷出版时,封底公布了六卷本各卷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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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认知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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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肉欲与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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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儿童十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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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女人、母亲与歇斯底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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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性变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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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卷:人口与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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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性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于1976年出版之后,后面的各卷却迟迟没有问世。直到八年之后,在福柯临去世之前,才出版了第二、第三两卷,第四卷接近完成,但是没有正式出版。1984年5月,当他修改完6月即将出版的《性史》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校样时,他对朋友说,他至多需要一至两个月的时间便可彻底完成第四卷《肉欲的告赎》,10月即可出版。可惜,他在6月就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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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性史》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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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认知的意志(197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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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快感的享用(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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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自我的呵护(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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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肉欲的告赎(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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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某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记者问到为什么他在《性史》第一卷出版八年之后才出版了后面的几卷,而且也没有按照最初的写作计划去做,福柯回答说:“我改变了主意。如果一件作品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想法、甚至自己这人本身的话,那也没太大意思。”(14)这是一个典型的福柯式答案:人活着就是为了改变自己。连人的自我都会改变,更何况一个研究和写作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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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是这样解释他改变写作计划的过程的:“我预先制订了一个计划,用多卷的篇幅完成一项研究,一开始我以为这下子该没有什么困难了,我可以把我头脑中形成的一些观念展开,再通过经验性的研究来进行证实。在写这些书的时候,我真是厌烦到了极点:它们同我早期的著作太相似了。……于是我改变了自己的计划:我不再把性放在知识和权力的领域里来研究,而是进一步回溯,去考察,对主体而言,性作为一种欲望究竟是怎样构成的。”(15)从福柯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他改变初衷的主要原因是不愿重复自己以前写过的东西和思路:在过去的几本著作中,他总是把他的考察对象放在知识和权力的领域来研究的,在改变后的写作思路中,他回到了性的欲望本身,研究它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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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具体写作思路的改变,福柯在20世纪80年代初接受采访时是这样说的:“当我七八年前写作《性史》第一卷的时候,我绝对是要打算写一部关于从16世纪开始的性的历史的研究,分析这种知识一直到19世纪的演化过程。当我做这项工程的时候,我感觉到有问题:为什么我们把性变成一种道德的经验?于是我把自己关起来,抛弃了已经写完的关于17世纪的章节,然后把工作往回推——先是到公元5世纪,为的是观察基督教经验的开端,然后是它之前的时期,古代的后期。最终,我在三年前结束了对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的性的研究。你也许会问我:在开始的时候你是心不在焉呢,还是有意隐藏了一个准备在最后抖出来的秘密?我真的不知道。我承认自己甚至都不想知道。我写作《性史》,是要回顾古代的情况,看性是怎样被某些因素所操纵、运作和修改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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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位导演走到前台来说戏,福柯也曾从幕后走到前台来直接解释过他写作《性史》一书的思路。他说:“让我来谈谈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的情形吧。我写过几个有承续性的草稿。在一开始,性是作为已经预先设定好的作为论据的事实,而性的机器则被看成是具有言谈的和制度的形态,并被嫁接到性上面去,与它进行叠加,甚至最后把它遮蔽。这是最初的努力方向。……但是我想,会不会从根本上来说情况正好相反,性——它拥有自己的法则和限制,在这些法则和限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有关男性和女性的观念——是由性的机器生产出来的?性的话语最初的应用对象不是性,而是身体、性器官、快感、亲缘关系、人际关系,等等。……我们到了18世纪才有性的机器,到了19世纪才有性。在这之前则无疑只有肉欲。”(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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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从18世纪才出现的“性的机器”到底有哪些内涵呢?福柯用以下三个定义来解释他所命名的这个“性的机器”:“我用这个术语试图表明,首先,一种彻底异质的集合,由话语、制度、建筑形式、规范性的决策、法律、行政措施、科学陈述、哲学、道德和慈善事业所组成——简言之,所说的和所未曾说的。这些都是机器的要素。机器自身就是能够在这些要素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体系。其次,在这种机器中,我想找出异质要素之间所存在的关联的本质。……第三,我所理解的‘机器’代表了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结构,这种结构对‘紧迫的需要’作出反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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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三点定义之外,福柯还用“机器”这一用语代表一种“知识型”。他说:“我所谓的机器是‘知识型’的更普遍的情况;或者说,‘知识型’是特定的言谈的机器,而机器的更普遍的形式可以是言谈的,也可以是非言谈的,它的要素更具有异质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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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将性的机器作为他的研究的起点,他是这样说的:“我以性的机器为起点,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历史的既定存在,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起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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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这一解释中提到了他写作《性史》时一个重大的思路改变:从性的事实在前、性的机器在后,转变为性的机器在前、性在后。他为人类的性状态演变过程的排序是这样的:在性的机器和性之前,人们所拥有的只是肉欲,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产生了性的机器,那是在18世纪;最后,在第三阶段,人们才拥有了性,那时已是19世纪了。这种说法乍一听有点怪:我们在19世纪才拥有性?其实,福柯的意思是说,事情并不是像人们一向所认为的那样,存在着一个关于性的先验的事实,从这个事实产生出来一套关于性的话语和机制。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性”、我们把它当做“事实”的性,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被18世纪的性的机器制造出来的产品,是不断变换的性的话语的产物。这就是性的社会建构论。这是福柯最重要的思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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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性史》写作的初衷作了如下说明:“我不是要写一部性幻想的考古学。我是要写一部有关性的话语的考古学。这些话语指明在性这个领域里,我们做什么,我们被迫做什么,人们允许我们做什么,不允许我们做什么;还有,对于性行为,我们被允许说什么,不允许说什么,不得不说什么。这才是关键所在。这不是一个有关幻想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言谈的问题。”(21)福柯要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建构了我们的性——那种我们以为是天生的性。他所关注的不是性行为本身,而是关于性的话语,是构造了性的现状的社会话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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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史》的第一卷《认知的意志》中,福柯用大量篇幅论述了权力与真理这两个主题。他对这一卷作过以下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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