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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认知的意志(197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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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快感的享用(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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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自我的呵护(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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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肉欲的告赎(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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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某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记者问到为什么他在《性史》第一卷出版八年之后才出版了后面的几卷,而且也没有按照最初的写作计划去做,福柯回答说:“我改变了主意。如果一件作品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想法、甚至自己这人本身的话,那也没太大意思。”(14)这是一个典型的福柯式答案:人活着就是为了改变自己。连人的自我都会改变,更何况一个研究和写作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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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是这样解释他改变写作计划的过程的:“我预先制订了一个计划,用多卷的篇幅完成一项研究,一开始我以为这下子该没有什么困难了,我可以把我头脑中形成的一些观念展开,再通过经验性的研究来进行证实。在写这些书的时候,我真是厌烦到了极点:它们同我早期的著作太相似了。……于是我改变了自己的计划:我不再把性放在知识和权力的领域里来研究,而是进一步回溯,去考察,对主体而言,性作为一种欲望究竟是怎样构成的。”(15)从福柯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他改变初衷的主要原因是不愿重复自己以前写过的东西和思路:在过去的几本著作中,他总是把他的考察对象放在知识和权力的领域来研究的,在改变后的写作思路中,他回到了性的欲望本身,研究它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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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具体写作思路的改变,福柯在20世纪80年代初接受采访时是这样说的:“当我七八年前写作《性史》第一卷的时候,我绝对是要打算写一部关于从16世纪开始的性的历史的研究,分析这种知识一直到19世纪的演化过程。当我做这项工程的时候,我感觉到有问题:为什么我们把性变成一种道德的经验?于是我把自己关起来,抛弃了已经写完的关于17世纪的章节,然后把工作往回推——先是到公元5世纪,为的是观察基督教经验的开端,然后是它之前的时期,古代的后期。最终,我在三年前结束了对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的性的研究。你也许会问我:在开始的时候你是心不在焉呢,还是有意隐藏了一个准备在最后抖出来的秘密?我真的不知道。我承认自己甚至都不想知道。我写作《性史》,是要回顾古代的情况,看性是怎样被某些因素所操纵、运作和修改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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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位导演走到前台来说戏,福柯也曾从幕后走到前台来直接解释过他写作《性史》一书的思路。他说:“让我来谈谈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的情形吧。我写过几个有承续性的草稿。在一开始,性是作为已经预先设定好的作为论据的事实,而性的机器则被看成是具有言谈的和制度的形态,并被嫁接到性上面去,与它进行叠加,甚至最后把它遮蔽。这是最初的努力方向。……但是我想,会不会从根本上来说情况正好相反,性——它拥有自己的法则和限制,在这些法则和限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有关男性和女性的观念——是由性的机器生产出来的?性的话语最初的应用对象不是性,而是身体、性器官、快感、亲缘关系、人际关系,等等。……我们到了18世纪才有性的机器,到了19世纪才有性。在这之前则无疑只有肉欲。”(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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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从18世纪才出现的“性的机器”到底有哪些内涵呢?福柯用以下三个定义来解释他所命名的这个“性的机器”:“我用这个术语试图表明,首先,一种彻底异质的集合,由话语、制度、建筑形式、规范性的决策、法律、行政措施、科学陈述、哲学、道德和慈善事业所组成——简言之,所说的和所未曾说的。这些都是机器的要素。机器自身就是能够在这些要素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体系。其次,在这种机器中,我想找出异质要素之间所存在的关联的本质。……第三,我所理解的‘机器’代表了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结构,这种结构对‘紧迫的需要’作出反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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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三点定义之外,福柯还用“机器”这一用语代表一种“知识型”。他说:“我所谓的机器是‘知识型’的更普遍的情况;或者说,‘知识型’是特定的言谈的机器,而机器的更普遍的形式可以是言谈的,也可以是非言谈的,它的要素更具有异质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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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将性的机器作为他的研究的起点,他是这样说的:“我以性的机器为起点,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历史的既定存在,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起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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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这一解释中提到了他写作《性史》时一个重大的思路改变:从性的事实在前、性的机器在后,转变为性的机器在前、性在后。他为人类的性状态演变过程的排序是这样的:在性的机器和性之前,人们所拥有的只是肉欲,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产生了性的机器,那是在18世纪;最后,在第三阶段,人们才拥有了性,那时已是19世纪了。这种说法乍一听有点怪:我们在19世纪才拥有性?其实,福柯的意思是说,事情并不是像人们一向所认为的那样,存在着一个关于性的先验的事实,从这个事实产生出来一套关于性的话语和机制。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性”、我们把它当做“事实”的性,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被18世纪的性的机器制造出来的产品,是不断变换的性的话语的产物。这就是性的社会建构论。这是福柯最重要的思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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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性史》写作的初衷作了如下说明:“我不是要写一部性幻想的考古学。我是要写一部有关性的话语的考古学。这些话语指明在性这个领域里,我们做什么,我们被迫做什么,人们允许我们做什么,不允许我们做什么;还有,对于性行为,我们被允许说什么,不允许说什么,不得不说什么。这才是关键所在。这不是一个有关幻想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言谈的问题。”(21)福柯要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建构了我们的性——那种我们以为是天生的性。他所关注的不是性行为本身,而是关于性的话语,是构造了性的现状的社会话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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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史》的第一卷《认知的意志》中,福柯用大量篇幅论述了权力与真理这两个主题。他对这一卷作过以下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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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的意志》陈述的这一系列研究的初步计划不是重构性行为和性实践的历史,也不是分析那些(科学的、宗教的或哲学的)思想,人们通过这些思想表现这些行为,而是弄清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像‘性’这样的东西是如何被构造的,这个概念人所共知,但在19世纪初之前却从未出现。”(22)按照福柯的时间表,性是在19世纪才诞生的,关于性的话语是19世纪的新生事物,在此之前,性的活动不过是一种随意而散漫的肉欲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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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性史》的第一卷,福柯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这套书的第一卷是想对西方一直存在的某种事实进行概括性的描述:受到管理控制的对性、性的快乐的忏悔的程序。……我所说的‘忏悔’——尽管我也知道这个词有点令人不安——指的是一切刺激诱惑主体生产有关他的性的真相的话语的程序,这种话语又对主体自身产生效应。”(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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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史》的第二卷《快感的享用》的导言中,福柯对《性史》后三卷的主题做了如下说明:“我遵循的是一种简单的年代学排列:这一卷《快感的享用》研究的是性活动在古代希腊文化和公元前4世纪里被哲学家和医生们置疑的方式。《关注自我》研究的是在公元初几个世纪里希腊文献和拉丁文献表现出的这种置疑。最后,《肉欲的祝福》讨论的是肉体的理论和教士守则是如何形成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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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蓬——不计其数的福柯传记作家中的一位——对《性史》后三卷的主题做了如下的概述:在《快感的享用》这一卷中,福柯研究了性行为被古希腊思想视为道德评价和选择范畴的方式,以及它所参照的主观化的方式:道德实质、服从类型、自我设计和伦理目的理论的形式。在这一卷中,他研究了医学和哲学思想如何规范这种“快感的享用”,以及古希腊人在四个领域中的观念,这四个领域包括人们与自己肉体的关系,与自己的妻子的关系,与孩子的关系,与真理的关系。《自我的呵护》分析我们时代最初两个世纪的希腊和拉丁文献中提出的问题,及其他在自我关心控制着的生活艺术中所经历的转变。《肉欲的告赎》探讨基督教最初几个世纪的肉欲经验以及欲望的宗教经典和无邪辨读在基督教中所起的作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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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介绍《性史》时,还曾经将第三卷作为前两卷逻辑上的一个平衡和过渡。他是这样说的:首先,他完成了《性史》的第一卷,“然后我写了一本关于自我概念与自我技术的书,在此性特质却消失了,所以第三次,我被迫再写一本试图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的书。”(26)在第一卷《认知的意志》与第二卷《快感的享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这种断裂不仅是时间上的,也是内容上的。从时间上看,第一卷的研究对象是17~19世纪,第二卷的研究对象是纪元前的古希腊时期;从内容上看,第一卷虽然主题是权力和真理,但论述却紧紧围绕着性展开,第二卷脱离了性的领域。因此,第三卷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内容上都是第一、二两卷的一个平衡:它研究的时间段是纪元初年,处于第一、二卷之间,研究内容涉及性与自我的技术,也处于第一、二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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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福柯被人问到有没有在《性史》一书中为人们提出伦理标准时,他是这样说的:“没有。如果你所说的伦理指的是那种指导我们行为的规范,那么《性史》当然没有提供伦理标准。但是如果你指的是在个体行为中人与自我的关系,那我要说《性史》还是具有伦理的成分的,至少是提出了性行为的伦理。我认为,在进行性活动的时候,我们与自我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有关快乐和快乐的强化的伦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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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早就怀有这样一个愿望:他的《性史》将不只是另一本书,而是马拉美说的那种“圣典”——一部关于“销魂状态”的作品,“在这种销魂状态中,我们能够得到片刻的永生,能够摆脱一切现实的东西,并使我们的迷念上升到创造的水平。”(28)应当说,福柯的愿望实现了,至少在《性史》的第一卷中,他的确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但是,对《性史》后两卷的评价却远不如第一卷。有评家认为:《性史》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没有叛逆的观点,没有学术新意,是福柯创造力枯竭的表现,是他思想和学术的断裂;是他自知来日无多的急就章;还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他不能同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拉开距离的结果。(29)但是,无论如何,《性史》的成就及其生命力已受到考验,并得到证实——它的影响力持久不衰,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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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考古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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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福柯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应当说它是充沛的想像力与经验研究这两种东西的结合。他说:“在很长时间里,我陷入一种矛盾,一方面是对巴塔耶和布朗肖的迷恋,另一方面是对诸如迪梅齐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实证研究的兴趣。”(30)一方面是想像与虚构,另一方面是经验研究,这两种激情构成了福柯所有作品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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