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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了直接的、单纯的性的快感，西方人去追求的是挖掘快感背后所隐藏的真相的快感。这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快感：前者是单纯的性的快感；后者却是发现真理的快感。“我们至少可说是发明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快感：由快感的真相带来的快感，知道真相带来的快感，发现并揭示真相带来的快感，看它与讲它时产生的魅力，它迷惑或虏获其他人时产生的魅力，在隐秘中说出真情时的快意，诱使它变得公开时的快感——这些都是关于快感的真实话语的特别快感。与我们对性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性爱艺术的最重要的因素，不能到医学允诺我们的健康的性感这一理想中去寻找，也不存在于关于完美强劲的性欲这种人文主义梦想之中，当然也不能到性高潮的激情与生物能的美妙感觉中去找（这些只不过是它正规应用的某些方面而已）；而应该到与性真相的产生相联系的快感的增殖与加强中去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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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心目中，在东方文化（以及古希腊文化）中，性的快乐是直接而单纯的，因此它是一种性的艺术；而在现代西方，性只是供人们从中发现真理的工具，因此它成为性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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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性与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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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性科学致力于在性中追寻关于自我的真理。正如福柯所说：“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有一种倾向，要把对我们是什么的探讨变为对性的探讨。……性，可用来解释一切。”“多少年来，我们一直……被对性的强烈好奇心所驱使，拼命要问出它的究竟，怀着热切的渴望要听它谈、听人谈它，迅速发明各种魔戒想使它放弃谨慎。好像对我们来说有必要从我们身上这么一小块地方不仅获得快感而且获得知识，并把握快感与知识之间微妙的转化：对快感的认识，从对快感的认识中获得的快感和认识——快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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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上的这“一小块地方”其实什么也说明不了，它可以为我们带来性的快感，仅此而已。人们为什么对它如此地穷追不舍，一定要从它那里获得关于自我的真理呢？这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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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有一次将性的历史与癫狂的历史加以比较，发现二者有很多的相像之处：“它（性的历史）与癫狂的历史倒是具有某种一致性，我的意思是说把癫狂作为一个与真理相关的问题提出来，在这种话语中，人类的癫狂被用来意指有关人、主体或理性的真理。……同样，当某一天人们听到这样的话，‘你从性中不应该仅仅寻求快感，还要寻求真理，这个真理将是你的真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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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这种奇怪的想法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福柯引用了“苏丹的戒指”这个有趣的典故。福柯在《性史》中描绘了他的目标：把狄德罗的童话《泄露内情的首饰》改编成历史。在这个故事里，残酷的苏丹受赠一枚戒指，它具有使它遇到的性器官说话的魔力。福柯把自己所写作的《性史》一书的任务规定为：让这只使他人泄露内情的魔戒转过来说出它自身的机理。他要叙述这一求真意志的历史：为什么在它提供的快乐之外我们还要追问性呢？福柯说：“我关心和论述的，是人们怎么会被告知，他们的真理的奥秘栖息在他们的性的区域范围内。”(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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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性史》就是致力于回答这一问题的。性与关于我们自身的真理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性与真理又为什么会这样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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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性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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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之前，性就是性，它不是人的本质，不是人的性格，也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衡量它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它是适度的，还是过量的（也许还有过少的）。其他标准过去是没有的，比如说：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它是正常的还是反常的；它是自然的还是违反自然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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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性行为作为个体自我的象征，开始变成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一种新的东西。有趣的是，在19世纪以前，那些被禁止的行为，尽管受到严厉的限制，却总是被视为某种过分和多余的举动，即所谓‘放荡无度’。同性恋仅仅被看作是过量的自然行为，一种失控了的本能。从19世纪起，我们看到像同性恋这样的事情逐渐被人们视为反常的行为。……我以为，在19世纪以前，通常是不从性行为或欲望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的。‘告诉我你的欲望，我便可知你是怎样的人。’这是典型的19世纪的话语。……人们仍然认为、并且被鼓励来认为，性的欲望揭示了他们深层的本质。性不再是秘密，但仍是一种征候，一种对我们的个人性的最大的秘密的表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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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好像关于我们自身的真理全都可以由性来加以解释。“性与真理发生关系的历史过程，在精神分析学那里达到了顶点。在我们的时代，所有关于性的话语，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指向精神分析学。”(31)弗洛伊德所创建的精神分析学将人的自我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似乎通过自身性的欲望，我们就能了解关于自我的一切。难道人的自我仅仅通过性就能全部加以解释吗？饱暖的欲望不可以部分地解释人的自我吗？安全的欲望不可以部分地解释人的自我吗？归属的欲望不可以部分地解释人的自我吗？性也许是解释人的自我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它不是充分条件。换言之，要想解释人的自我，一定要了解他的性；但即使已经完全了解了一个人的性，也不一定能够解释他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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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性异常领域的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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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西方，人们创造出一套崭新的性话语，其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为各种各样的“异常”性行为分类和命名。这种分类和命名最初的动机是好的——将一些被认定为犯罪的行为划归疾病的范畴，如奸尸行为从犯罪改变为疾病；同性恋从犯罪改变为疾病等。这种做法虽然部分地改善了这些少数族群的地位，但同时使他们陷入新的陷阱——病理学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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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之后，一些西方国家经历了边缘性欲受到法律和道德的严厉控制和惩罚的过程。但是从19世纪开始，对边缘性欲的控制逐步从法律模式转向医学模式。从表面上看，环境变得宽松，但是控制并没有消失，在某些方面反而更加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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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指出：“这类边缘性欲出现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事实意味着道德律令的松动。在法律愈益听命于医学的19世纪，各种性犯罪的确分别受到愈益轻微的惩罚。但源自医学甚或与医学共事的学习和监视机制的产生，也可视作强化控制的形式。对边缘性欲的这种新迫害把各种性变态行为的混合变成了根据不断变化的性偏离分类和炫耀稀奇古怪的希腊拉丁名词的科学话语和个人记录。旧的司法制度，不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无一例外地与行为有关；而新的司法制度则从医学上渗透了划分性变态者的种和亚种的秩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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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是性学诞生的时期，也是人们以为性的压抑得到缓解的时期。但是，在福柯看来，事情并没有变得更好，原本是浑然一体的性被“性科学”划分为许多的亚族，医学控制模式与先前的法律道德控制模式相比，对人的压抑并没有减轻多少。“有关快乐的所有形式都被孜孜不倦地作了分类……医学已经驾驭操纵了性。”(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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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性划分种类的病理学新话语除了强化社会控制的效果之外，还导致了另一种效果：反向话语的形成。福柯说：“19世纪的精神病学、法学和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同性恋、性倒错、鸡奸和‘心理阴阳人’及其变种的话语，这毫无疑问促进了‘性异常’领域的社会控制的有力进步；但它也有可能造成一种‘相反’话语的形成：同性恋经常运用同样的词汇，运用与医学诊断同样的分类，来为自己辩护，要求承认其合法与‘合乎自然’。”(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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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福柯的说法，这种新的性分类和命名有两个效果：一方面是新的社会控制——对各种各样“性异常”的社会控制，这种控制在过去是没有的；另一方面是被控制方对控制方所使用的话语的利用。例如，控制方认为同性恋是违反自然的，因为它不能导致生殖繁衍；而被控制方则用许多动物当中也存在同性性行为这一事实来证明，人类的同性恋活动也不违反自然的规律。但是，无论如何，19世纪出现的病理学的性话语的主要作用是强化了社会对各类“性异常”人群的控制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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