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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权力是处于弥散状态的东西：“权力无所不在，不是说它包容万物，而是说它来自各方。……权力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一种结构，也不是我们具有的某种力量；它是人们给特定社会中一种复杂的战略形势所起的名字。”(51)他特别强调，绝对不可以将权力仅仅同法律或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来看，他说：“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的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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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史》第一卷中，福柯又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阐述。他说：“我所说的权力，不是指保证一个特定国家的公民的服从的一组机构与机制。也不是与暴力对立的以法规面目出现的征服手段。而且，我头脑里也没有一个集团统治另一个集团的普遍系统的概念，这个系统通过一系列途径充斥整个社会。这一从权力角度所作的分析，决不能以国家极权、法律形式或统治整体为出发点，这些只是权力的最后形式。我认为，权力首先是多重的力量关系，存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并构成自己的组织；权力是通过无休止的斗争和较量而转化、增强或倒退着的过程；权力是这些力量关系相互之间的依靠，它们结成一个链锁或体系，或者正相反，分裂和矛盾使它们彼此孤立；最后，权力如同它们据以实施的策略，它的一般构思或在组织机构上的具体化体现在国家机器、法律条文和各种社会领导权中。”(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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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说：“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要把国家权力的重要性和效应减低到最小的程度。我只是觉得过分强调它的作用会导致一种危险，会忽视所有不直接经过国家机器的权力机制和效应，这些权力机制和效应在维护国家方面比国家自身的机构更为有效。在苏联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即国家机器换了主人，但是社会的等级、家庭生活、性和身体则或多或少地同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你能想像权力的机制在苏联的技术员、工长和工人之间发挥的作用同我们这里有很大的不同吗？”(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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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眼里的权力既不是一元化的国家机构意义上的权力，也不是指一个社会集团用来压迫另一个社会集团的一般统治制度。权力应被理解为在一个特定领域里发挥作用的“权力关系的复合”(55)。当然，法律和国家机器是权力的最纯粹的形式，是权力最赤裸裸的形式，但是，法律和国家绝对不是权力的全部，权力的触角远比法律和国家机器要伸展的更广、更远、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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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从剥夺到占有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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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权力对生命的控制形式主要表现在对生命的剥夺，对于违法越轨的人，权力直接对他的身体施加暴力（普遍存在的残酷的肉刑），权力的最高体现就是剥夺个体的生命。而到了近代，权力控制生命的重心改变了：从剥夺生命改变为占有生命和管理生命，权力不再企图决定生死，而是“管理与控制”生命。福柯是这样说的：“肉体的惩戒和人口的管理构成两极，控制生命的权力组织就围绕它们展开。……这个权力的最高功能也许不再是杀生，而是彻底地占有生命。”(56)“总而言之，在‘肉体’和‘人口’问题上，性成为一个权力的重要对象，这个权力围绕生命的管理而不是死亡的威胁而筹划、组织。”(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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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对生命的占有和管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肉体的规训，另一个是人口的控制。从17世纪起，支配生命的权力以两种基本形式发展：首先形成的是以个人肉体为中心、把肉体当做机器的规训权力。第二种形式是以种族肉体为中心的控制人口的生物政治，主要是越来越多地介入出生与死亡、健康水准、寿命等生物过程或生命过程。(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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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生命的状态是散漫的，它基本上与知识无关，与权力无关，与政治无关。但是，从近代开始，“生命进入了历史，即人类生命特有的现象进入了知识和权力秩序，进入了政治技艺的领域。”(59)政治权力“这时已直接延及个人的特征，能够触及他的肉体，浸染他的仪瓠态度、言论、见习方式和日常生活”。(60)被占有和管理的生命处于一种驯服的状态，它循规蹈矩，遵命行事，成为权力的被占有物和管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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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从“血”到“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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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西方社会处于从贵族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时期，社会的上等阶级从贵族转变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观也随之改变：从看重血统转变为看重肉体和性。福柯指出：“阶级觉悟的最初形式之一是对肉体的肯定；至少18世纪资产阶级的情况如此。它把贵族的高贵血统变为一个健壮的肌体和健康的性。”(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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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意义上，福柯论述了从“血”的社会向“性”的社会的过渡。处于这两种社会的转折点上的代表人物是萨德。福柯指出：“萨德和最初的优生学者正是‘血腥’向‘性’过渡时代的人物。”(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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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将萨德前的社会称为“血腥”的社会。“在这里权力通过血说话：给战败者的恩典，对饥荒的恐惧，死亡的胜利，君主以及他的剑、行刑者、折磨人的刑罚；血是一个具有象征作用的现实。”(63)随后，社会变成了一个性的社会：“权力的机制不得不针对肉体、生命，针对导致它繁荣、强化人类、增强它耐力的因素，以及统治的职能和被利用的能力。通过健康、后代、种族、人类的未来、社会肌体的生命力等主题，权力谈性并对性说话；这性不是一个标志或象征，它是一个对象、一个攻击目标。”(64)“设计于古典时代，使用于19世纪的权力新步骤导致我们的社会从血统的象征走向性的分析。很清楚，没有比血更站在法律、死亡、触犯、象征和君主的一边了；正如性总是站在准则、知识、生命、意义、惩戒和调节一边一样。”(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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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血与性的对立和斗争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心理分析是——从主流上说，只是偶有例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与纳粹主义对立的。但心理分析的这一地位是和一个特殊的历史危机相联系的。”(66)当20世纪30年代纳粹主义由于希特勒的崛起而大行其道时，心理分析学派和性学家们受到了迫害，以致性学的中心被迫从欧洲转移到美国。这就使“血”带上恶劣的前现代色彩，而使“性”带上了现代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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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福柯阐述从血到性的转变时，他并没有把这一转变完全等同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变，因为这一变化并不能概括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变中所发生的所有变化，而只是变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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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权力问题上升为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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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首要问题。在19世纪的西方，贫困问题曾经是首要问题；到了20世纪，贫困问题已退居次要地位，而权力问题上升为首要问题。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在西方工业化社会里，人们最迫切而强烈地关心像‘谁实施权力？如何实施？对谁实施？’这样的问题。而困扰19世纪的贫困问题，对我们社会来说，就不再具有首要的意义了。另一方面，谁在替我们作决定呢？谁在阻止我做这件事，又强迫我做那件事呢？谁在设计我的行为和活动？谁强迫我住在某个特定地区。虽然我在另一个地方工作？构筑我全部生活的这些决定是怎样作出来的？我以为这才是今天的首要问题。我相信，像‘谁实施权力’这样的问题，不可能与‘权力如何发生’这样的问题割裂开来解决。我们当然要找出发号施令的人。我们要注意像议员、部长、秘书长这样的人。但是这并不很重要，因为即使把这些‘决策者’一一指明，我们仍然并不真正知道那些决定为何作出，怎样作出，怎么为大家所接受，又怎样对某些人产生了伤害。”(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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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权力问题时，传统的权力理论关注的是谁掌握权力、谁实施权力一类的问题，而福柯所关注的问题却是权力是如何发生的。换言之，前者关心的是决定是由谁作出的；后者关心的却是决定是如何作出的，结果是怎样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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