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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圆形监狱的设想之所以令福柯激动，那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一切令他憎恶的东西中，他恐怕难以找到比这更突出的典型了”。而这也是尼采曾说过他最害怕出现的世界。那世界犹如一部“巨大的发条装置，它由越来越细小、越来越精巧地‘调试过的’齿轮所组成”，其中存在着“太多的、而且越来越多的各种支配和控制的因素”，个人在其中体现着“最小的力量、最小的价值”。(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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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说：“监禁的体系只需要付出很小的代价。没有必要发展军备、增加暴力和进行有形的控制。只要有注视的目光就行了。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这个办法真是妙极了：权力可以如水银泻地般地得到具体而微的实施，而又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当边沁认识到他的发现的意义之后，禁不住要把它称为哥伦布之蛋，这个方案与君主体制的统治正好相反。”(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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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将敞视监狱的设想看做“关于呈现理想形态的权力机制的图解”。这种监视“使权力与人相分离”，使人变得温顺、“合乎标准”，像现代军队中的士兵一样，随时准备接受上级的命令。其结果是一种“权力的自动运作”，一种“权力的化境”。敞视监狱主义这一抽象观念，说明了许多正在改变现代生活的真实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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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我在书中引用了一段优美的描述，把总检察长说成是皇帝的眼睛，从巴黎的总检察长到外省卑微的助理公诉员，他们都用同样的目光注视着任何对秩序的破坏，预防着罪恶的危险，对任何越轨的行为实施惩罚。这种普遍的注视一旦松懈下来，国家的垮台也就迫在眉睫了。与其说是国家机器征用了圆形监狱体系，倒不如说国家机器建立在小范围的、局部的、散布的圆形监狱体系之上。因此，如果要把握权力机制的全部复杂性和细节的话，我们就不能局限于仅仅对国家机器进行分析。这里应该避免某种程式化——顺便说一下，马克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即把权力局限于国家机器，把它看成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主要的、特权的、甚至是唯一的权力工具。”(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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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认为，当福柯定义全景敞视理论时，他有时将它限定为监狱这一具体事物中的光线设置，有时将它限定为一种机器。全景敞视理论的抽象公式因而不再是“看而不被看”，而是在任意一个人类多样性中强加任意一种教化；或将任意任务或教化强加于任意个体多样性之纯粹功能。既不需要赋予功能目标或方法的形式（教育、照料、惩戒、使生产），亦不需考虑功能所奠基于上的定型物质（囚犯、病人、学童、疯子、工人、军人）。全景敞视在18世纪末就贯穿所有这些形式，也适用于所有这些物质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权力之范畴：一种纯粹的规训功能。(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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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一种自然的延伸”，边沁列举的那些原则现在正式认可了一种“无限制的训诫”，这种训诫不仅向囚犯，而且向每一位现代人提出“无休无止的质询”，进行“漫无边际的调查，作出明察秋毫、分析透彻的评述，写出将放入一个永不封口的档案袋里去的鉴定，刑罚上的有意宽大同考察时的极端好奇交织在一起”，以此造就“俯首帖耳的人们”。(93)简言之，在现代社会，由于观念的变化和科技的发展，尼采的噩梦已经转化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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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说：“置个人于‘监视’之下的实践是充满监督方法和考查程序的司法机关的自然扩展。细胞状的监狱及其有规律的年表、强制性的劳动、监视和注册的机构、延续和扩大审判功能的规范化专家应当成为惩罚的现代工具，这令人惊奇么？监狱类似于工厂、学校、军营、医院，而工厂、学校、军营、医院又相象于监狱，这出人意料吗？”(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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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监狱的监督制度影响到学校、医院、军营、工厂等社会机构。这些机构的管理和规范都可以在监狱中找到根源。新型监狱与学校、医院、军营、工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边沁所设计的圆形监狱中，提供了一种全景敞式的理想监督模式。人被抛入一个渗透到社会每一角落的权力网络当中。福柯认为：有些社会如西方社会，不是由军队、警察和集权化的庞大国家机器，而是由这些驯化的、监督的技术和在各种机构里起作用的泛化权力来维系的。(95)与福柯对西方社会的描述略有不同的是，另一些社会如中国社会，则既由军队、警察和集权化的庞大国家机器，也由这些规训监督技术来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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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微观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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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谈到微观惩罚的运用，它是一种监督制度，在司法制度以外的领域中运作。这种关注于各种该受惩罚的犯规行为的“监狱式”推理风格，渗入了许多现代制度。“在学校、工厂和兵营，当局精心规定了时间的使用（惩罚拖延、怠工、中断工作）、积极性（惩罚心不在焉、玩忽职守、意气消沉）、说话（惩罚闲聊、侮辱话、亵渎话）、体态（惩罚姿势不端正、衣着邋遢、做不出规定的反应动作），最后还有性生活（惩罚不守贞操、下流言行、反常行为）。从轻微的体罚到轻微的剥夺和轻微的羞辱等一系列程序，同时由惩罚方式加以使用。……每个人都发觉自己陷入了一个该受惩罚的泛惩罚的旋涡里。”(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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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一思想有关的论点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也出现过，福柯在其中讲到过“规范的法官”：“规范的法官无处不在。我们正处于教师—法官、医生—法官、教育者—法官、‘社会工作者’—法官的社会之中；而规范的普遍统治正是以他们为基础的；每个人，不论在哪里他都会发觉，他的身体、手势、举止、才能和成就都得受到规范的制约。”(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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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发现，这一套管理人的技术是在18世纪出现在西方社会中的，在17世纪末以前，从没有过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营区、基督教寄宿学校、拥有上百工人的大型工厂。“于是就发展出一整套对人类进行驯服的技巧，把他们禁锢在特定的地方，进行监禁、奴役、永无休止的监督。简言之，出现了一整套‘管理’的技巧，监狱只不过是其表现之一，以及在刑罚领域里的变形。”(98)由于要树立规范，培养规矩，在法文和英文中，师范院校被称为normal（正规）；而英国古制管小学叫standards（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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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人，我们从小生活在这些社会的规范中，可以说，我们是在无数这样的微观惩罚中长大的，已经对这一切变得安之若素。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我们反而不能想像一个没有这些规范的社会。福柯的批判使我们惊醒，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不自由，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身体、手势、举止和一切行为、想法，看其中有多少被规范化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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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权力与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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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身体的关系经过了一个演变的过程。福柯是这样论述这个转变过程的，他说：“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人们相信权力对身体的作用是沉重的、冗长的、细致的和经常的。因此才会有那些大而可怕的监禁设施，存在于学校、医院、兵营、工厂、城市、住所、家庭之中。接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人逐渐认识到如此累赘的权力形式并不如所想像的那样必不可少，在工业社会中，能够拥有权力对身体的松散的控制就足够了。然后又有人发现，对性的控制可以弱化，并呈现新的形式。我们应该研究如今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身体……”(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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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权力与人的身体的关系的一个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过去权力对肉体的控制、惩罚表现为直接的赤裸裸的酷刑，后来则改变为对肉体的训练和规范的一整套复杂而精巧的制度。身体虽然不再遭受酷刑的折磨，但却无法摆脱控制。“各种权力关系则直接控制它；它们笼罩它，标明它，训练它，折磨它，迫使它执行任务，举行仪式，散发符号。”(100)对此，谢里登指出：“愚蠢的暴君可以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则凭借他们自己的思想锁链更牢固地禁锢他们……而最明智的贤君的固若金汤的基础便建立在大脑柔软的神经纤维上。”(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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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与身体关系的意义上，福柯论述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它通过“灵魂”操纵身体，对人的身体的控制是权力的最终目标。他指出：“权力的网络现在穿越了健康和身体。它们过去曾经穿越过灵魂，现在则穿越身体了……”(102)“我想表明，权力关系能够在物质意义上深深地穿透身体，不需要依赖对主体的自我再现的思考。如果权力掌握了身体，这并不是首先通过在人的意识中扎根来实现的。有一个生物权力或身体权力的网络或流通渠道，它们是性本身作为历史和文化现象得以形成的胚床，在这些现象中，我们既认识自己，又迷失自己。”(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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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肉体如同灵魂一样，都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因而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改变的。人的有机体是一种本质上无定形的冲动和活力流。社会彻底改变了肉体，甚至塑造了它的“生理功能”。因此，福柯用“烙满了历史印记的肉体和糟蹋着肉体的历史”(104)这样的词语来描述肉体与历史的关系。肉体并不是像人们一向所以为的那样，其一切本质都是与生俱来的、固定不变的。恰恰相反，它不但原来就没有固定的形式和内容，而且即使完成了某种形式和内容，也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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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这样阐述了福柯的观点：“肉体是起源之所”，是意愿、感情和思想的根本。它是模糊不清的创伤、莫名其妙的痛苦和捉摸不定的本能之所在。肉体包含有一幅关于过去事件的图示，它铭刻在肉体里，形式很奇特。这些事件的痕迹，仅用理性是读不通的，却能在爱好与厌恶、长处与弱点、快乐与痛苦的矛盾混乱中清晰地见到。(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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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历史上，从启蒙理性开始，肉体在与精神的对立中受到贬斥，而福柯使我们重新关注肉体，并关注权力在其中留下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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