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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数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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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发现，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被反复提到的基本欲望有三种。柏拉图的《法律篇》提到了三种基本欲望：饮、食、生育。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可伦理学》中所列举的“普通快感”的三个例子是：吃、喝以及“房事的快乐”。(14)无独有偶，中国古代人对欲望的看法与此大同小异：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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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指出：“性伦理与饮食伦理间这种联系是古代文化中的一个常有的因素。……总之，在古典时期的希腊思想中，看来饮食和性活动的道德所提问题的方式是非常相似的。”(15)在现代人的心目中，性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了饮食的重要性，这是文化价值观变迁的一个典型例证。而在古代人那里，性并不比饮食更重要。由此看来，我们中国人如此看重饮食的价值，是颇具古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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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的适度和性活动的适度常常被古希腊人相提并论，在这两件事情当中，数量问题都受到古代人特别的关注。福柯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证明，古代人最担心的冒失行为都与“过量”有关。自然欲望应当以需要的满足为界限，“对什么都吃或喝，直到太饱，这本身就超出了常量。”“自纵的人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走过了头；他们在不该去取乐的东西上取乐，或者虽然可在某些东西上取乐，而这些自纵的人在这方面做得比该做和大多数人所做的要多。”(16)在《理想国》中，对话者一致认为：节制要求对饮、色、食作三重控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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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柯的考察，古希腊人认为，性活动本身没有错，它的各种方式都没有对错之分，能够出错的地方只在数量上：错在太多或太少（主要是太多、过量）。“总之，性活动被看成是自然的（自然而不可或缺的），因为正是通过这种活动，生灵才得以繁衍，作为一个整体的物种才得以免于灭绝……柏拉图把能导致快感的欲望归人最自然而最必需的欲望之中。”(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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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性活动的控制方面，古希腊人关注的是量的问题，一切的禁忌和压制全都仅仅来自对活动量的控制，而不是对行为的方式和内容有任何负面的看法。正如福柯所说：“如果像柏拉图所说，对性活动要加以三种最强的约束，即畏惧、法律和真正的理性；如果像亚里士多德所想，让欲望像小孩遵从其老师那样地遵从理性；如果像阿瑞斯提普斯自己所建议的，享受快感是对的，但人们得小心别让快感弄得神魂颠倒——原因并不是因为性行为是一种恶行，也不是因为性行为可能会背离某种规范，而是因为性行为是与一种力，与一种‘精力’相联系的，这种力本身就易于过度。”(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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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性是罪恶、性行为是恶行的观念，古希腊人是从未有过的。他们只是觉得，不应过多地耗费精力，过犹不及。过量的性行为无论对身体、对人的智慧、对人的道德来说都是不好的。正如福柯所说，古希腊人提出了“独特的适度性行为的观点。希腊人在详细分析节欲的要求时，不仅没有试图规定一个束缚每个人行为的法则，也没有试图把性行为变成一个在所有方面受制于一组唯一的原则的有机整体”。(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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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古希腊人常常将饮食与性相提并论，但二者的所谓“适度”和节制还是有着细微的差别：“饮食学中也有适度原则。它的定义是：适量、适时地享用快感。……性爱学中的适度又属于另一种类型。适度原则尽管没有要求人们完全、简单地弃绝一切性欲，但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意图所指，它的理想是摈弃所有与少年男子的肉体接触。”(21)在古希腊人心目中，与少男的性关系属于一种过量的性活动。这种想法显然与现代人不同。在现代人看来，同性性关系与异性性关系有着质的不同，绝不仅仅是量的问题。现代人的这种观念是何时形成的、怎样形成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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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享受快感的三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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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柯的考察，在古希腊人的性观念中，在享用快感时应当特别加以关注的是以下三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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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匮乏与自然需求的因素。苏格拉底说：“饥饿，口渴，性的欲望，睡眠缺乏，是吃、喝、纵情、小憩或睡觉中快感的唯一原因，在此之前是等着并坚持着，直到所有这些能提供尽可能多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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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时宜的因素。所谓时宜在人的整个一生这个维度上指的是：年龄太小就开始享受性快感是不妥的，但把它推迟到太大年龄也是有害的。这是古希腊的医生们普遍持有的观点。在性活动的适宜因素中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是三个时间段：它应当在一生中的适当时间进行；它应当在一年四季中的适当时间进行；它应当在一天中的最佳时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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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人地位的因素。快感的享用方式还必须与享用人及其地位相适应。性行为的规则要因年龄、性别及个人的地位而异；义务及禁忌也不是以同一种方式施加给所有人的。柏拉图说，像在卑微的大众中一样，在儿童、妇女和奴隶中将产生大量的“欲望、快感及痛感”，“但质朴的、节制的并由理智和正确的信念所指导的那些欲望，只有在很少天性善良、教育有素的那些人身上才能找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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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在性活动中所关注的因素在现代人看来是陌生的。现代人不太会注意到由匮乏的满足所规定的性活动的适量问题、在什么时间进行性活动最为适宜的问题以及年龄、性别和个人地位对性活动的影响。现代人有其他需要焦虑的问题：自己的性倾向是否正确；自己的性交体位有没有问题；自己的性别认同有没有问题；自己的性欲有没有变态的嫌疑等等。相比之下，现代人对性的焦虑大大增加了，现代人在性活动中的自由度与古代人相比却大大降低了。这就是福柯对古代性观念的考察要告诉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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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自我控制与节制性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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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人那里，个人的品质的高尚与低下、道德水准的高与低，决定于人对自身欲望的控制能力，也就是节制的能力。苏格拉底指出：节制就是“做自己的主人，控制内心的快感和欲望”。(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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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将古代人对自身欲望的控制视为一种“对自身的敌对态度”：“这种胜利有时以消灭或驱除欲望为其特征，常常被解释为自我对自我统治的一种坚固而稳定的状态。……亚里士多德把节制定义为德行的某种状态，但它并不意味着压抑欲望，只是对其进行控制。亚氏把它置于一味地纵情于快感的放纵与感觉不到快感的感觉不敏——补充一句，这很罕见——之间。有节制的个体不是没有欲望的人，‘只是欲求到一定的程度，既不比应该的多，也不在不应该的时候’。”(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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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不仅将节制与道德联系在一起，而且将节制与智慧联系在一起。福柯说：“智慧与节制是不能被分开的……苏格拉底回答说，无节制的个人总是无知的。”(25)在古代人心目中，能节制自己的性欲的人层次较高，生活得聪明、智慧；不能节制自身性欲的人层次较低，属于愚蠢、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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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这样描述了“节制的生活”，那是一种“在一切方面都是温和的、有着淡淡的痛楚和轻柔的快感、有着适度的欲望和不甚疯狂的爱情”的生活。(26)这种对理想的生活方式的诗意描述使我们贴切而形象地了解到古希腊人的心态和生活态度。这种理想境界听上去颇像古代中国人所崇尚的中庸之道。一切都讲究适度，尤其在性欲望和性活动的数量上要讲究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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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古代人关注的问题不是正确与错误、允许与禁止，而是性活动的“度”：“在古代，人们格外关注的是性活动的强度，它的节奏，它所选择的时机，还有当事人在性关系中扮演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角色。……但是，并没有一张清单，上面像基督教那样开列着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情。”(27)在古代人与现代人性观念的对比中，福柯最强调的就是这一区别。正如他在《性史》第一卷中曾经论述过的性爱艺术与性科学的区别那样，在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古日本，人们的性观念都属于性爱艺术的范畴；而在现代西方，一种新兴的致力于区分正确与错误、常态与变态的性科学却于无意之中成为束缚人类性自由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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