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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生存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成为一首诗,他的生活该怎样与自己的诗歌联系起来,这需要有多大的折射角度?对于这些问题,我不敢妄自判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像《我的生活》中的生存,一定会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如果这就是歌德的真实生活,似乎能说明为什么在歌德的作品中我们会对他的哀婉念念不忘。他不具备直接性哀婉,可他并不全心向着最高的哀婉进发。每次危机在诗人面前一显现,他跳脚就逃,逃向所有可能的方向。他说他在严酷的宗教氛围里长大,这是童年时候留下的印象,肯定不是我们随岁月流逝就会不断抛在脑后的那些张扬怪诞的恶作剧之类的印象。在宗教这件事上,有一个很严肃的事实,即我们只有在幼时才能学到最好的,才能获得永远不会被替代的定理。在随之而来的生活里,这一宗教印象几乎完全支配了他。这就成为危机了,而且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一个人在理智上越有才华,就越难恢复年幼时候的虔诚信念。而这位诗人做得如何?歌德曾经在别的地方(23)说到他为了让自己习惯黑暗,不害怕黑暗,不因看见尸体或一个人走过夜里的坟场吓丢了魂而做了各种各样的练习。是的,他跳脚逃开,他在宗教和自己之间拉开一定的距离,他躲避与人的一切自然接触(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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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呀,一个人走在黑暗里可以有一点害怕,但总不至于如此害怕。可当问题在于对自己保持真诚的是儿时的印象,在于去搏斗去舍弃每一个需求,舍弃对高官显贵的需求,不挣扎于对父母的珍贵记忆,(虽然那个诗人多次回忆他的母亲,难道他相信当他的母亲或父亲知道宗教如此强烈地左右了自己的孩子,难道会无动于衷吗?)以他最重要的唯一一样东西的名义,与死者共享信念,以他唯一必需的,在童真的灵魂里唯一占据着重要地位的东西的名义,去搏斗。结果是,他溃退了,撤离了。在这关键时刻,他居然拔脚逃走了!这不正好说明他的诗歌中欠缺那种哀婉的成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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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诗人真是歌德自己,这不正好表明这位被偶像化了的英雄,这位片言只语都像圣典似的被收集、编纂、阅读和崇拜的偶像化了的英雄,这被称为思想领域的国王的偶像化了的英雄——就连他,毫不客气地说,居然也可以做宗教领域的无冕之王吗?大家都认为在歌德强健的理智中,心灵的迷失和心灵中的忧郁都能得到很好的抚慰,他自己也懂得该排解。多么让人惊奇啊!即使凭着小时候的教育,每个人都会知道,对那些有忧郁倾向的人来说,分离心神非常危险。是啊,对没有这个倾向的人来说同样危险。所以,当他多多少少长大一点、成熟一点了(如果他真的相信聪明人与头脑简单的人的区别在于他能懂得头脑简单的人懂得的东西,而且比他懂得多得多,至少也比他多懂那么一点,如果他不相信聪明人的时候就是他不懂的事正是头脑简单的人懂得的)——他竟不知道从一个重任中逃离,却把自己和自己的灵魂寄存到了无处不在的忧郁中,这真叫人不能理解!歌德却知道别的逃避忧郁的方式,那就是启发人的情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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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批评家们也许会和我一样认为歌德写得最好的人物是他作品中的女性,可当我们仔细看就会发现,连她们中被写得最好的女性透视出来的也不是真正的女性思想力。那么,透视出来的是什么?是知道怎样去发现迷人之物,怎样将火炭点燃,同时也知道怎样以高高在上的得意神气来俯视这一火焰,总之,是一个暧昧的观察者的眼光。她们非常可爱,她们被热情地描绘出来,她们并没有被贬抑,在人格上也没受玷污,因为他知道怎样去享受,怎样去找乐子,知道怎样在欢乐后再设置一个有距离感的高高在上的智性。在智性眼里,这一切都是正当的,至少是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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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用距离理论的时候,《我的生活》中的歌德可以说是大师。他自己就热心地介绍过这是怎么进行的。这位诗人并不希望对别人产生什么良好的教益,他根本就没有这样希望过。他想到的并不是人人都像自己才华横溢,这正是他天性中独到的地方,他是一个被赋予了特权的人。不错,歌德现在几乎成了英雄,而我在这里大着胆子要说他是庸俗小人,但幸亏有些事连孩子都能明白,无论对方是英雄、法官、推事或乞丐,也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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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当一种生活关系眼看要压得永不翻身时,他就开始将它诗化,然后移到某个距离。男人天性之间的区别真是太大了!说穿了,要么就是他们的天性在本质上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25)诗化的生活关系意味着什么?难道这能从里面挖掘出一部杰作来吗?唉!对于这一点,英雄与可怜的陪审推事与乞丐之间就是天壤之别了。用所谓的距离将一种实际的生活关系诗化,恰恰是要对其中的道德成分的歪曲,在它上面打上一个假印记,随便贴上一个标签,例如一桩随便的事或一个供思考的问题。原来如此,一个人口袋里揣着避雷针之类的东西,难怪走在暴风雨中什么都不怕了!有多少笨蛋和无知的人曾在这自然的区分下磕头跪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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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男人多少都有这自然赋予的独特性,说来很简单,这无非就是崇慕自然爱好享乐的男人对嚣张的道德伦理的抗议罢了。我们常常在罪犯中间发现这一诗化才能,那就是在一定距离之外来探看蒙着诗意轮廓的生活关系。忧郁的人们也是这样,但其中还有区别:那些忧郁的审美的人认为它是慰藉,忧郁的道德上的人则认为它是一种恶化。说不定,快活的歌德也是一个忧郁的人,就好像歌德虽然明智也可能会有一点迷信一样。因此,诗化实际生活关系的能力被看做自然赋予的一种独特天分,并不少见,又很成问题。但并不是每一个诗化生活的人都能诗化出杰作来。谁会犯傻去证明这些呢?从伦理角度来看,他是英雄,是的,甚至是出类拔萃的英雄,而别人是笨蛋,这一区分与上面是无关的。道德就像一个不徇私情的法官,即使上帝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对自己的小小失误也容忍了,它也绝不会置之不理,当然,可以肯定,天堂和人世及存在于其中的万物都堪称了不起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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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的生活》中的那个诗人是一个真的富有诗意的人,那么……再见,婚姻,愿你晚上睡得香甜!它大不了就做老年人的庇护所。如果这一生存是充满诗意的,那么我们对女人该怎么办?她也必须变得有诗意。一个在情爱里摸爬滚打的男人、一个退伍的老人,挑一个少女做了妻子,以使自己看起来年轻、有活力,得到最好的照顾,这就很不合宜;而当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士、一位见多识广的老年处女,让一个小伙子做自己的丈夫,从而让自己活在保护和快乐之下,也会给人恶心的感觉。无论是上面哪种情况,诗意都会消失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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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对一仆事两主是坚决禁止的,它一向不喜欢那些抛弃别人的人。所罗门说得好:“找到了妻子的人,也就撞上了一件好事,就会得到主的恩宠。”这句话的现代意思就是:恋爱了的人,上帝就开始给他好处了;当他娶了心上人,就等于做了一件好事,好就好在他完成了他已经开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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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一段话当然不是自吹自擂,是在为婚姻的决断扩大影响。婚姻本身就是最妙的恰到好处的自吹自擂,因为就像我说的,这是爱能采取的唯一最合理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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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要弄清的问题是,这决断是怎么介入的,而作为前提的反思是怎样在决断中达到与爱的直接性相重合的点的。当我们摈除爱的时候,再反思该不该结婚,就显得滑稽了。这一点不假,但这并不是说摈除爱是正确的,而我们为了把决断和爱分开,想让反思决断看起来很滑稽,却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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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不存在了,反思结不结婚的问题就会显得滑稽,这一问题已被古代的两个智者正确地指出来了,深刻地表达出来了,但这一切并不是要替那些嘲弄婚姻的人制造口实。据说,在回答关于婚姻的问题时苏格拉底曾说:“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反正你总是会后悔的。”(26)苏格拉底善于运用讽刺,他巧妙地藏起了他的智慧,估计是为了怕它们成为人们日常传诵的话。但他并不嘲弄这一切。这是空前的嘲弄。提问者的愚蠢主要表现在他问了第三者一个永远无法从第三者口中得到回答的问题。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跟苏格拉底一样聪明,他们常常一本正经地来回答这个不太好回答,甚至愚蠢的问题。如果没有爱,反思就得不出任何结论;而假如男人一恋爱,他又无法再问这样的问题。当一个爱嘲弄的人想利用苏格拉底的话,他就把它当成一个平平常常的论断,将它转变成一句跟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话,这就成了对一个愚蠢的问题玩世不恭而明智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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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个回答探究的话变成一个平常的论断,就能在一出半小时的疯狂闹剧中制造出某种效果,但这无疑侮辱了苏格拉底的智商,糟蹋了那个可信的证据,虽然它们仅用很简洁的语言开头:有人问苏格拉底应不应该走进婚姻。他回答:“无论这样做还是那样做,您都会后悔的。”假如苏格拉底不用这般冷嘲热讽、似是而非的口气,他也许会这么说:“至于您,千万不能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您是一个笨蛋,而且的确仍然是笨蛋。”因为并不是每个后悔的人在后悔的那一刻里都能得到一个证明,那就是在后悔的时候觉得自己比做出轻率行动的那一刻更坚强有力。有时,后悔反倒更好地证明了那后悔者是一无所用的废物。据说泰勒斯的母亲要求泰勒斯结婚,泰勒斯说他还很年轻,还不到结婚的时候。后来当她又催促他时,他说自己已过了最适合结婚的时候(27)。他这几句话中也含着某种嘲讽的意味,斥责了那种世俗的小聪明,看起来就像将婚姻当成投资买房。因为只有在一种时间才最适于结婚,那就是热恋的时候;在其他任何时间,你不是太年轻,就是太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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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总会让人心生愉快。假如打情骂俏是情爱领域的一场灾难,那某一种常识就更是一种灾难。但假如苏格拉底的那一句话能正确地来理解,那就可以像死亡一样挥起镰刀割倒一大片唠叨——那些看似聪明的唠叨使婚姻水到渠成,丰收在望,却被割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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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要在这关键的地方停下来,在爱之上再添加一种决断。但决断是以反思为先决条件的,而反思又是毁灭直接性的。情况就是这样,要是反思真的与爱互相抵触了,什么婚都无法结成。而它不该做这些,更有甚者,即使在通过反思达到决断之前,爱已与它同时存在,也会出现否定性决断,将这其中的每一个决断都当成诱惑挡在外面。而在所有其他情形中,反思这个毁灭天使到处用死来威吓直接性,不过只有一种直接性它可以忍受,那就是爱的直接性,这是一个奇迹。假如反思与爱有了冲突,就意味着我们将要去检验被爱的人是不是与一种观念吻合,这种观念就是理想的理想抽象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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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方面的每一种反思,即使是最虚无、最不切实际的反思,都是侮辱和愚蠢。即使恋人们抱着纯洁和热情去发现动人的魅力,假设他有“甜美”的嗓子,假设他的优美的反思具备了诗人的全部优美,即使最敏感的女性灵魂也只听得到那柔情惬意的声音,只觉察到一种怡人的全心奉献的芳香,一点也没发现其中的冒犯之处——这些其实是要掏空爱的真正含义。但由于对神的爱带有一种盲目性,而爱本身又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这是恋人自己,甚至最热切的反思都该承认的),恋人必须多提防这一洞察力。有这样一种谦卑,即使是最虔诚的崇拜对它也是一种冒犯,也是对被爱者的不忠。即便这一崇拜牵系着恋人(他这么认为的),并与之不可分割,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多多少少地给他松绑了。这是一种不忠,因为这不是完全的崇拜,而是在崇拜中隐含着一丝挑剔。况且,美充满虚荣与徒劳,可爱之处终将会消失。因此,要让被爱的人的所有可爱之处都处于谦卑的爱下,那就是对她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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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有一种女性的可爱(这里主要是指妻子和母亲的可爱之处)却一点也没有一种刻意为之的忸怩。她虽然长着美如天使般的面孔,但假如他崇拜的仅仅是她的美,这崇拜就如同侮辱一样,表明爱已经失去了平衡。我曾听见恋人说:“可是,恰恰是在这一崇拜中我感觉到了被爱者崇高的一面,感觉到自己根本没资格承受这一爱的回报。”是呀,那个计算的人再宽宏,也是一个计算的人。因此,不论被爱的人是不是女人中最美丽的,或是最受宠爱的——能最准确、最简洁、最完全、最充分地表达爱的一句话就是“我爱你”!说实在的,虽然刚开始的一瞬间没什么好说,后来他又惜字如金地将他的灵魂放在真正的爱的表达中,这是忠诚的,是比那无限动人地谈论着心上人的美,美到使人和神都动心、倾倒以致妒忌更忠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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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去看并崇拜的,是她本质里具有的可爱品质。在这里,崇拜不是冒犯,只要崇拜能从爱那儿学到不做一个让人困乏的唠唠叨叨的人,或在生日宴会上做一个应景作赋的诗人,一个习惯在淡淡的快乐里轻轻吟唱的诗人。灵魂的本质只有在婚姻中才能显露,因为它手里捏着希腊神话中的丰饶羊角,这羊角能支配万事万物。这是我们在大喜的日子里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即使那被爱的人也只为使自己的心上人高兴高兴;即使我们很难从其他方面证明她是多么虔诚,但在细微情形里这一切仍能证明;即使她打扮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更好看纯粹是为了讨好他,那她,这俏美人儿,她已美丽动人得连老头儿都精神恍惚,无可置疑地为她着迷,他们就这样恍恍惚惚地迷上了正走过特洛伊城的年轻貌美的海伦(28)……假如他眼睛看出了不对劲,假如他不仅没有理解这爱是怎么表达的,反而为她的妩媚而倾倒,那他就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马上就要成为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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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我们想象着在缔结爱的时刻——比如订婚这样的时刻,虽然订婚还只是婚姻之外的爱的缔结,但当我们想象着这样的时刻,事情就会变得不对劲,因为爱在这儿没有一个根本的任务,有时会使两个恋人互相挑剔。在《伊利亚特》中,贝德雷丁是这样描述格娜的眼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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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墓沉着的,张开口放送着得救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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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灵魂从此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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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她悄然收起动人的眼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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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详的眼神正转向天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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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描述适用于灵魂的可爱的品质,这种品质有关于爱的直接性。这直接性既充满了一种朦胧的意蕴,又像开了口的坟墓那么沉着,变了形的女人就是这样从爱隐蔽的地方衍生出心灵美的,而她属于她丈夫的就是这一变了形后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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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应该朝什么方向移动,才最终达到决断?因为反思不敢踩在爱的圣地和直接性的祭坛上。反思转到了爱与现实的关系上。他恋爱了,这对恋人自己来说非常有把握,没有任何从中搅扰的想法,没有掮客在爱与所谓的理想之间的故意作难。这是一条不允许通行的小道。反思不会去询问他是不是要进入婚姻,而他也不会将苏格拉底的话抛之脑后。但结婚就是要进入一个真实情形中,这情形是与既成现实相关的——婚姻堪称是具体中最不一般的。而反思的任务就是由这一具体构成的,但它也许太具体了(由时间、地点、环境、时钟,七种关系和一种关系等而定),绝没有一种反思能穿越它。如果假设了这一点,同时我们也就假设没有任何决断能达到这些。不过,决断只是一种理念,在我按照决断行动之前,首先要有的便是这一决断。但我该如何获得这一决断呢?决断总是反思性的,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点,语言就会非常混乱,决断就和直接的冲动没有什么分别了,我们在这里谈到的决断并不算是对它的解释,就像一个走错了方向的人,虽然赶了一夜的路,也不算赶了路——第二天一早,他就会发觉自己回到了原来出发的地方。在反思纯理想的时候,决断如愿以偿地按照自己的想法穷尽了现实,而且其反思的结论比至高无上的结论还要至高无上,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它恰好就是决断。而决断的理念就是由纯理想的反思形成的,这是资本,是行动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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